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1-0137-02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小诗体在冰心、宗白华等的带领下发展起来，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小诗热潮。到了三十年代，小诗创作的“第二棒”交给杨吉甫等人，杨吉甫传承和发展了二十年代的小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小诗――田园小诗。本文立足与杨吉甫田园小诗作品本身，对其独特性、目的、审美价值进行分析探究。
关键词：杨吉甫；田园小诗；“诗教”倾向；审美价值
一、杨吉甫及其诗歌创作
杨吉甫（1904―1962），民族战士、教育家、现代诗人，四川省万县白羊乡人，受鲁迅、李大钊影响，追求光明，先后与乡友刘树德、刘静修、何其芳等创办《夜光》、《红砂碛》等刊物，并曾在北平《晨报》、《京报》、巴金主编的《水星》及成都《社会日报》、《工商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抗日战争期间曾主编《川东日报》副刊《川东文艺》、《长城》及成都《社会日报》副刊，并在万县任中小学校长及中学教师。
杨吉甫写小诗开始于“五四”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下。他是对20年代冰心、宗白华等的传承与发展，很好的接过了小诗创作的“第二棒”。杨吉甫的小诗不图名利，志在于诗。方敬曾评价到：“杨吉甫天生诗质，有诗的禀赋和素养，细心敏感，善体会人生的意趣与情味。他那些玲珑可爱的小诗好像自然流露出来的，纯净、隽丽，气韵天成，宛如轻柔的呼吸与温和的微笑。”[1]
“墙内开花墙外香”。早在七十年代，杨吉甫的诗以其独特的魅力就在海外影起了注意。诗在欧洲、香港被翻译、传诵、评论，获得赞赏，享有很高的美誉，杨吉甫更是在美国被称为“中国的田园诗人”。
二、杨吉甫的田园小诗
（一）小诗。
20世纪20年代，中国诗坛受大量翻译印度诗歌和日本俳句的影响，许多诗人开始创作小诗。在冰心、宗白华等中国最早进行小诗创作的诗人的带领下，促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小诗创作的一个潮流。小诗体作为一种新诗体，开了新诗形式的繁荣局面。
刘福春结合我国创作小诗的背景把小诗定义为：“所谓小诗，也有成为‘繁星体’、‘冰心体’、短诗等等，主要是指‘五四’以后，1921年―1924年前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少至一行，多至四五行的这样一中国小的诗体。”[2]“所谓小诗，专指一二行至四五行的短诗，抒写片刻间的感悟与思索。”[2]这是严家炎从小诗的形式和内容上对小诗下的定义。可见小诗形式上是灵活自然的，内容上多是描写瞬间感受，多带有哲理性。
杨吉甫的小诗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有对20年代小诗的传承，但杨吉甫的诗还是深深地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烙印。
（二）田园小诗。
“陶渊明生在二十世纪，松尾芭蕉生在中国，契诃夫如果不写小说，而写诗歌――多么怪异，在我眼前，在我书桌上，放着的就是这样的篇章！”[3]从何其芳对其诗的极高评价，可见杨吉甫的小诗具有独特魅力。
在题材内容上，似陶渊明。描写家乡田园的美好，浸透着对这片河山的赞赏与依恋情怀，包含浓厚的乡土感情。但他并没有像陶渊明那样远离世俗，至身田园，抒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而是，抒写“水田?鹭飞，远树寒烟幂。”的寂静山村；“招我捕河鱼，蔼?移步徐。”的水边之乐。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亲切淳真。
在意象的选择上，极富有乡土田园气息。他善于选取那些大自然下，田园边随处可见的小意象。例如，“虫儿”、“石子”、“水滴”这样一些微小的意象。单“虫儿”这一意象，在杨吉甫多首小诗有出现。“我吹去爬到我书上的虫儿，使它做一个跳岩的梦。”（选自《石子》），“雨后新爬出的虫儿睡在树叶上。”（选自《短歌抄》）等。诗人将这些小意象入诗，很好的展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敏锐洞察和喜爱。杨吉甫不仅将大自然的微小客观意象入诗，还将身边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融入诗。注重身边的平凡人，特别是贫苦大众，《石子》里的， “淘菜的人”、“更夫”；《远行》里的，“乘凉的市民”、“袖手的穷人”、“邮差”；《小诗》里的，“船夫”、“农夫”、“浣衣的女郎”；《往日》里的，“卖扁担糕的人”……农村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一幅幅农村生活场景，把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与困苦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小诗风格上，“松尾芭蕉生在中国”[3]何其芳这样赞到。的确，那些酷似松尾芭蕉俳句的小诗是杨吉甫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杨吉甫的小诗在一行到五行不等。特别是那些只有一行的小诗很好的体现了诗人语言的驾驭能力，短小精干，即有诗韵，又含哲理。杨吉甫的小诗又具有很强的音乐美。语言简练，节奏自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其诗虽不讲求押韵，但却是情到深处的自然抒发，使读者易于感受到诗人的情感，使其诗亲切自然，更具个人魅力诗节奏舒缓，读起来很自然和谐，让读者感觉就是写的身边，亲切自然。具有人间冷暖情调。
杨吉甫的田园小诗有着陶渊明、松岛芭蕉、契诃夫的影子，渗透了对三峡这片土地深厚的依恋之情，对大自然万物的热爱之情。
三、“诗教”追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着“三座大山”的巨大压力，那时的川东还属于国统区到处是饥饿，社会黑暗，杨吉甫作为接受过“五四”新思想的人，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置身田园，优哉游哉地“开荒原野际，守拙归园田”，以抒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而是义无反顾的要为民主奔走，要为民主新中国献身。
杨吉甫寄希望于青年一代，立志教育，热心在他们中间传播民主、进步思想，传播文化的种子。担任教师、校长，自己创办学校，所以他的田园小诗却也不是诗人自得其乐的吟唱，却是其作为乡村教育家为村童儿各的作品――有着乡村教育家对村童进行热爱家乡，热爱大自然 ，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诗教”目的。杨吉甫为村童而歌的这一创作，显然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
既然说杨吉甫的田园小诗有为村童而歌这一目的，那么他的诗显然是要适合儿童这一群体阅读，而且喜欢阅读。他又是从哪些方面怎么做的呢？首先，杨吉甫的田园小诗善于捕捉那些生活中常见的小意象，如“虫儿”、“蝉儿”、“狗儿”、“猫儿”、“水滴”……这些意象都是乡村常有的，村童们熟知的，甚至是常玩的。诗人多用这些意象，并将这些意象写得真实、生动，能激起村童这一特殊群体的阅读兴趣。其次，杨吉甫的田园小诗在语言用字上显得亲切、随和、简单易懂，用到四川方言，“笆箦”、“包谷”、“田?”、“竹限”等能让读者读懂，也是诗人创作的是具有地方特色，别具一格；习惯在意象后加“儿”、“子”，如：“石子”、“虫儿”、“狗儿”、“笔儿”、“锣儿”、“门儿”、“刀儿”、“窗子”、“缸子”……不仅起到调节音的作用，而且更能表现大自然的活力，亲切自然。再有，杨吉甫的田园小诗，行数不多，最少有一行的，如“竹叶的冷滴在蛛网上碰碎了。”（选自《短歌抄》），最多有五行；单行字数限制小，最少有两个字，如“风筝！”、“火车！”（选自《石子》），最多有十六个字，如“池塘边晾衣裳的竿下吊着颗颗的水珠。”（选自《短歌抄》），没有了旧事的过多规定，有的则是小诗的简练、自然。
所以杨吉甫的田园诗是有着“诗教”倾向的，这也是他一生作诗的一个追求。
四、审美价值
杨吉甫的田园小诗是美的，他笔下的那一山一石一花一木是美的。“读吉甫的诗，我充满了喜悦和亲切的感觉。”[4]三四十年代国的川东地区，那个社会黑暗、人民饥饿的国统区，大多数的诗人作家的笔下都是一些落后、悲惨、穷困的形象，极少像杨吉甫一样看到家乡田园美好的一面。他不是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园田，而是一直都站在民主战争的战线上。他的田园小诗以写家乡田园自然的美好，实质是想达到对现实黑暗生活“文学的美化”。他通过这种美化来对村童、对三峡人进行热爱故土、热爱大自然的“诗教”。杨吉甫的这一诗歌创作的审美取向和文化品格是值得我们现近诗人文人的借鉴和发扬的。
参考文献：
[1]方敬.《杨吉甫的诗踪文迹》《杨吉甫诗文选》[M].重庆万州：万州日报印刷厂.1988年11月版.第5页。
[2]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
[3]何其芳.《读吉甫遗诗》《杨吉甫诗文选》[M].重庆万州：万县日报印刷厂.1988年11月版.第1页。
[4]何其芳.《后记》《杨吉甫诗文选》[M].重庆万州：万县日报印刷厂.1988年11月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