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原珠海市市委书记甘霖被任命为四川省副省长。 随着十八大日益临近，地方层面的人事布局紧锣密鼓进行，出现了多位东部经济重镇高官调任中西部地区的现象。从沿海发达地区到中西部、东北等后发达省份任一把手，已成为近几年地方人事变动的一条明线。
实际上，东部地区高官到中西部地区任职早有先例。此前的福建省委副书记王三运就是一路向“西”，先是调任安徽任省长，去年12月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在近期调动的官员中，原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敏尔调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在他之前，江苏副省长赵克志调任中共贵州省省长。而赵的前任林树森同样来自大陆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此外，近期高官西进还包括原山东省副省长李兆前调任山西省纪委书记、原上海黄浦区委书记王文涛调任南昌市市委书记、原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孙建国调任湖南省政法委书记。
分析人士指出，在第二轮“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东西部官员交流力度的加大，被视为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部署。
西调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输送官员的直接原因，旨在通过缩小地区间在观念和意识上的差距，进而缩小经济发展差距。
广东、江苏作为中国两大经济强省，历来是官员的重要输出地。尤其是来自深圳、苏州这两个经济重镇的许多官员都曾调往西部地区担任要职。
在江苏工作了4年多的赵克志，拥有在经济强省江苏分管经济财税的工作历练。两年前他在“把江苏的经验带到贵州去，把沿海的发展理念带到西部去”的呼声中，任职贵州省省长，让贵州人看到发达省份带来的丰富经验和强大资源。
刚刚履新的四川副省长甘霖则是来自GDP列居全国首位的广东，之前任珠海市委书记一职。相比起深圳的辉煌，珠海曾因过去的停滞不前一度引来争议。甘霖主政珠海，在当时可以说是临危受命。“甘霖比较有眼光，立刻就发现由于经济没有发展起来，所以环境没有遭到破坏，应该探索经济与环保双赢的道路。尽管珠海也招商引资，但对产业会进行严格选择，在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前提下，引进高科技含量的重大项目，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竞争力中心主任丁力向记者介绍。
甘霖敢为蓝天碧海抑制GDP发展冲动的珠海模式得到汪洋力挺。汪洋曾指出，现在珠三角的城市里，别看珠海发展得慢一点，经济总量也不大，但幸福指数要高一些，现在看来，珠海的模式更好一些。
如今的四川与重庆一起承担着成渝改革试验区的重要任务。有着引领珠海特区走出困境经验的甘霖入川，任重道远。
丁力认为，甘霖在珠海的政绩得到认可。即使不到外省去，也“迟早会提起来”。调入四川，他的仕途必然进入“快车道”。
双赢
过去，中央一直有从发达地区选派一批省部级官员到西部地区任职的策略，但县处级这一层次的官员，甚至包括厅局级，都基本只在本省内调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之下，局面在不断打开，除了省部级党政一把手西进，试验已经直至基层，甚至县委书记也被“跨省”大调动，以求西部的新突破。
近期，湖南广电总局副局长吕焕斌由电视娱乐事业最为发达的湖南调入新疆任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有益于打开西部较为保守落后的宣传事业。曾经就职于《金鹰报》的唐富平介绍，吕焕斌对湖南广电功不可没。他领导下的经视是一个很有改革意识的台，内部的氛围非常好，很多好的想法得到了支持。
履新不久，吕焕斌就在新疆首届政务微博论坛鼓励官员使用微博，肯定了微博对提升新疆对外形象的作用。
东部官员到西部来关键带的不是资金，而是理念。“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区域经济学家徐逢贤认为，东部官员西进，能把东部地区的经验介绍到西部地区，能把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到西部地区，此外，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也能够转移到东部地区，使西部的资源得到开发。”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也表示，“西部地区的发展过程是产业逐步向西部转移的过程。产业转移之后西部如何承接。这就需要一大批优秀的干部转移”。
在2009年就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答《学习时报》记者问时，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强调，“坚持有计划选派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优秀干部、年轻干部到中西部地区任职，把中西部地区的优秀干部、有发展潜力的干部选派到东部发达地区任职学习锻炼。继续从中央国家机关选派优秀干部到地方工作。围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国家支柱产业及重大项目建设、援藏援疆工作等进行干部交流”。
事实上，西进的官员不仅是自东部来，还自中央来。2010年中组部推出干部交流“新举措”，各部委及中央直属机构派出60余名司局级干部到地方任职锻炼――任职地方副市长或副书记。据统计，66名交流干部中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任职的有48名，担任市县委书记的有21名，担任市长的有20名。
一直以来中央也十分注重提拔边远地区干部，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就曾在边远省份长期工作过。因此，对于西进官员来说，这段经历也是履历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根据公开资料，在这些有着西部地区工作经验的干部中有一部分调到内地或东部沿海省市后，履历变化较为明显。除了从陕西调任商务部部长的陈德铭，还有曾在新疆工作超过30年的杨司，2010年4月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的岗位上调任后，一路高升，去年起任山西省政府党组成员，今年1月起任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避免走偏
大大小小的官员西进任职，促进西部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
“交流要适当，否则就会走入死胡同。异地干部交流有可能导致当地干部辛辛苦苦多少年，却升不上去。而东部官员到西部来只是镀金，然后往上提拔。这必然会影响地方干部的积极性。”中央党校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介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则认为，不能因为西部的官员需要提升，就不让东部的官员去开拓新局面。在国家战略层面，应该是小战略服从大战略。这是一个权衡利弊的结果。
官员西进，忌讳东施效颦，照搬照抄老一套。上述中央党校教授提到“这与官员的个人能力还是有很大关系的。东部干部把经验带到西部，运用得好可以锦上添花，运用得不好，就会经验主义。现在不是小生产的阶段了，官员作决策不能光靠他的经历，还应该靠智囊”。
现任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当年从江苏调任陕西省代省长时，就有记者问他：如何将苏州经验与陕西实际相结合？陈德铭坦诚回答：沿海城市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是在一定时代下形成的，适合那个环境。我到了陕西后觉得那边的经验和做法不能简单地克隆。要从陕西的省情出发，了解陕西现在的困难形成的原因，了解陕西潜在的优势可以迸发出现实优势的东西，然后再借鉴沿海城市那些基本的理念，把它们结合起来。
“官员的交流还要有一个适当的周期。”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说。2006年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中要求干部交流应突出重点，增强计划性、针对性，注意与领导班子换届调整相结合。市、县两级党政正职领导成员未任满一届的一般不交流。在干部交流中要做好重大决策和工作进程的交接手续，以保持工作的连续性，确保正在进行的工作不受大的影响。
交流调动官员要注重连续性。调动要从有利于地方的长期发展考虑，而不是作为一种对官员的“奖励”或“惩罚”，也不能作为“镀金”、“过渡”的权宜之计。丁力认为，干部交流如果太过频繁，一个领导过来列了5年10年规划，然后就调走了，新来的领导推倒重来，对之前的欠债或者建设了一半的工程不继续推进，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认为官员交流应该是双向的，但目的不同，经济发达地区的官员到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去是输送人才，而经济欠发达地方的官员到经济发达地区去是为了学习。
此外，东部官员到西部去任职，“必须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能等到出了问题，再想起战略补偿，否则就是对西部资源的大掠夺。一味强调经济发展速度，一旦政策失衡，则有可能前功尽弃”。徐逢贤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