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4月26日的集体学习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翟振武教授、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学军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翟振武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选派出国攻读学位的留学生，1984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硕士，1989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的人口学基地主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北京市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是全国公认的人口科学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适时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人大教授翟振武是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完善的空间和基础已经具备，调整的方向也已明确。当然，这种调整决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一定是分步骤的、有过渡的。他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问题。简单的“算数”，有时并不能展现其完整的意义。应该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通过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为干预，使生育率下降速度更快。因此，中国也面临着更快速的老龄化问题。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整。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势头得到很好控制的前提下，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具备了一定的空间。另外，计生政策的调整，可以缓解老龄化进程，有利于家庭结构的完整和优化，有利于改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也可满足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因此，我个人拥护从现在就开始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政策完善和调整决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而是要分步骤、有过渡的。
就目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时间点，翟振武认为，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调整计生政策了。但是人口政策这样大的政策调整，事先的准备、讨论、研究要特别充分。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写明“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应该说调整的意向和方向已经明确了。其中，对计生政策作出调整，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现行政策实行30年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有了调整空间，如果现在中国人口增长得还很凶猛，那么政策完善和调整的基础就不存在了。二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矛盾逐步突出，应该未雨绸缪地进行前瞻性的调整。三是，计生政策调整要稳妥、有过渡，避免人口的突升突降。这些问题都要全面考量。
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靠“多生孩子”
另外，针对目前我国的老龄化问题，翟振武强调，首先应该明确，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即使现在实行“单独二胎”，甚至全面放开二胎，对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这个作用大概是两到三个百分点的降低，比如老龄化率从28%下降到25%或26%。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众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面临这一问题，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生育观念发生改变，生育率也在下降，伊朗、越南的生育率也大幅下降，接近更替水平(2.1)。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是在经济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利用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为干预实现的，而且下降速度很快，这是我们必须应对的。同时，任何政策都是暂时的，与它对应的是人们的观念，相比之下，后者发挥的作用更大。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当前在一些大城市，即使允许生二胎，也有一定比例的人选择只生一个，一个孩子都不生的也大有人在。再过20年，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放不放开生育政策恐怕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就像现在的欧洲一样。因此，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能靠“多生孩子”，根本出路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支持体系。与此同时，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最后，针对目前社会上关于“人口红利”消失的焦虑，翟振武认为“人口红利”指人口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时间段。有人口红利的时候，我们要利用；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拼人口数量的时代已经远去了。美国人口才3亿，但却是超级大国。西方发达国家总共7.7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36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9.3亿劳动人口2010年GDP为6万亿美元。我们不能靠“多生孩子”来发展经济、支撑经济增长，而是要在现有人口数量基础上，靠大力提高人口素质，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比较优势。
于学军同志是中国人口经济学和老年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主持过多项国内外重大研究项目。于学军的学术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注意研究的创新性。比如他在国内率先提出了“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外人口学界的广泛关注：二是注意研究的前沿性。比如他系统地论述了艾滋病的流行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引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三是注意研究的实用性。近几年，他处在政府部门的岗位上，已经将许多学术成果直接应用于各项决策之中，对未来中国的人口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下是于学军在人口问题上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新观点：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
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机制和手段方法，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定下的基调。于学军研究员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从普查数据看，目前我国人口发展处在劳动力充足、人口有活力、布局有余地的最好时机。
于学军认为，作为一项公共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并不完美，也有代价。但我国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具有特殊性，不能因为其带来了问题而放弃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将是一个长期的基本国策。”他分析，如果从减轻老龄化压力的角度看，在现阶段，稳定低生育水平更有利于中国人口发展。要解决老龄化问题，重点不应在改变生育政策上做文章，而应加快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而要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至少要从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观念要突破，改变人口问题只是数量问题的固有思维，树立人口均衡发展的理念。
二是法律法规要有突破，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取向，适时适当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三是人口管理行政体制要突破，创新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制度框架，形成目标统一、导向一致、信息共享的人口调控体系。
四是工作切入点要突破，以家庭发展为着力点，在提高家庭发展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解决人口问题。
五是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要有突破，要鼓励各地探索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不同模式。特别是对已有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及时推广，少争论、多实践。
计划生育不是减少人口的唯一方式
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大国，长期的农耕文明时代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导致中国等亚洲国家都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而当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遭遇强烈的男孩偏好、B超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滥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风险大大增加，再次为中国未来10～20年的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对于这个问题，早在2007年，当时的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就“稳定生育政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时，就有网友问，继续计划生育是不是减少人口的唯一方式。1974年联合国第一届人口大会，印度代表团团长说过一句著名的警句：“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对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于学军认为，计划生育当然不是减少人口的唯一方式，计划生育能做的只是减少出生，而对于那些已经出生的人口和人口压力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比如通过移民、劳务输出，这都是减少一个地方人口的办法。比如，我们国家的四川省，每年有800万劳动力在外省打工，这不就减轻了四川的人口压力吗？也减少了四川的人口。另外，在菲律宾、墨西哥每年都有大约10%左右的劳务人员在国外工作，这给我们国家很大的启发。
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0%，但实际上我们占国际劳务输出的份额只有不到1%，所以说计划生育不是减少人口的唯一方式，计划生育只是减少出生，而减少人口压力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怎么样评价“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从长远的角度看，发展确实是最好的避孕药，但是对那些人口压力比较大，社会经济又不发达的国家来说，要想跳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圈，必须要借助一个外在的力量。什么是外在的力量，我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外在的力量。
发展中国家在应对人口压力的时候有不同的模式，比如韩国，韩国应对人口压力的做法是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发展双管齐下。巴西这样的国家也实行计划生育，但是它减轻人口的压力主要是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还有一种模式，比如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推行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有效减缓了人口压力。当然，计划生育和社会经济发展都是生育水平下降的力量和因素，而且这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没有贯彻落实的基础的。随着形势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会逐渐代替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在中国的城市里，调节人们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已经从过去的计划生育变成了发展。
不再流动的流动人口是个大问题
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总人口超13.7亿，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人，比2000年增加了1.1亿人，增长81.03%。这意味着每6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为此，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明确指出，要引导人口有序迁移和合理分布，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制定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有序迁移的政策，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统筹协调好人口分布和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的关系，把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纳入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为人口流动迁移创造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
流动人口10年增加一个多亿，是此次人口普查一个最大的变化。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可以想见的是，在未来的几年里，流动人口可能会更多。面对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再沿用以前的社会管理服务思维，恐难以解决他们的切身利益问题。因而，引导人口有序迁移和合理分布，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制定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有序迁移的政策就成为中央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但在流动人口问题的另外一个侧面，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目前，我国多数跨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在一年以上，成为流入地的常住人口，仅有三分之一在流入地居住不满一年。许多流动人口已经不再频繁流动，而是逐步融入居住地，成为现居住地常住人口。特别是流动人口的第二代，不认为自己是流动人口，有的甚至没有回过户籍地，不了解家乡的情况，完全与现居住地的文化融合。这就要求政府在各项工作中，充分考虑到这部分人的情况。
早在2008年10月一个关于“改革开放与人口发展论坛”上，于学军就提出一个观点：流动人口“不流动”现象。他说，对比1990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结果后发现，在有流动人口的家庭户中，户主与配偶均为流动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7.44％上升到2000年的46.06％。这说明，近年来，流动人口举家迁居城市或在城市长期定居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流入地的“新居民”。流动的人口已经不再频繁流动，越来越多的农民逐步脱离农业，逐步融入居住地，成为现居住地常住人口。因此，政府对这部分人不能视而不见，而应该一视同仁，才可能避免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城市病”。
摆在这2.6亿流动人口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突破户籍障碍，让他们平等地享有社会公共服务。长期以来，流动人口只有“进口”，却没有“融合”的制度安排，很多人一直游离于制度保障之外。他们居住在城镇，却不能和城镇居民均等地享受社会福利待遇。因而，如何实现社会福利的均等化，将流动人口纳入到当地的社会公共服务之中，当是此次人口普查提出的问题之一。
不可否认，眼下已有城市部分地放开了对流动人口的户籍限制，从广东的60分入户籍、北京外来人口子女同等入学、上海居住证转户籍改革等一系列举措看，多少表明流动人口遭遇城市制度性拦截的阻力正在逐渐减小。但现在的问题是，2.6亿的庞大群体，仅靠这些零星的制度“发放”远远不够，而必须上升到社会管理服务的综合改革层次，把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
事实上，从流入地来说，流动人口的红利也只是暂时的、短期的，不解决流动人口的二元体制问题，这些人很难在城市稳定，就必然会流动到其他地方，最终也会影响到流入地的经济发展。
当下，要想破解“人口在流动，权利不扎根”，剥离户籍制度上所附着的公共福利，无疑是不二选择。流动人口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没理由让他们无法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而且既然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方面已经冲破了户籍的藩篱，如《社会保险法》规定社保只与就业挂钩，那么低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也应有所突破。
退一步说，一步到位地解决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也许不太现实，那么至少应该有个逐步推进的时间表，让流动人口看到希望。首先要让城市放弃行政干预和保护性措施，用户口来限制劳动力的就业，实现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就业公平；其次，在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上，逐步填平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人为鸿沟；最后，把财政投入从以户籍人口为依据过渡到以常住人口为基础，从而使公共服务也照顾到流动人口。
从人口学的角度，于学军强调，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水平亟待提高。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与城里人相比，他们的教育水平、劳动技能、生活条件、保健意识等各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流动人口也是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感染和传播的重点人群。近年来的调查结果显示，流动育龄妇女住院分娩、婚前检查、妇女病普查率均低于户籍人口，而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率则高于户籍人口。流动人口是性病和艾滋病的易感和高发人群。因此，如何向流动人口提供有效的生殖健康服务成为目前有关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流动人口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流动人口大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城中村”，形成低层次经济圈和生活链。由于现有户籍制度与城市各项政策的影响,即便在同一区域中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也形成相对隔离的两个群体，在经济利益、社会交往上形成两个互不相同的体系,造成心理与文化上的隔离与互不认同。所以，如何增强政府管理的有效性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促进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融合就成为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关键。此外，流动人口以非正规就业为主，收入偏低。与城市非农业户籍的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一般是在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无医疗保险、无社会保障、无升迁机会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在某种程度上说，流动人口是弱势群体，需要特殊的保护。
另外，流动人口中的“三留守”现象突出。农村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留在农村的多数是妇女、孩子和老人，形成了特殊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现象。留守的老人缺少依赖，留守的孩子缺少关怀，留守的配偶缺少情爱，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突出问题。此外，一些有水平、有头脑、有能力的青壮年人口纷纷外出打工，谋求发展，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大量的农民外出，使得土地荒芜现象严重，造成资源浪费。因此，我们在强调流入地管理和服务的同时，流出地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也有重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