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常橙品牌策划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台媒早在这年春天就报道说：这家公司5月成立于上海，不管叫橙果还是常橙，蒋家第四代的名号一出，在大陆势必不用花钱打广告。
这家公司的主人是蒋介石的曾孙蒋友柏。媒体的各种猜测与报道，已经是他最好的广告了。
蒋友柏在上海的客户确实不少，与他在台北做生意时一样，蒋家给蒋友柏留下的无形资产，在这座城市里彰显出来。公司成立之初，很多客户冲着蒋家这块招牌而来，人们想知道蒋介石的曾孙在做什么。
以商人身份回到上海的蒋友柏，一时成为明星。从平媒到网络都因“蒋”字找上门来，蒋友柏驾轻就熟地把“蒋”字当作宣传自己公司的招牌，既回避谈论政治与家族，又偶尔放出一两句媒体想听的和“蒋”字有关的信息。与蒋友柏有着同样心思的内地客户，也希望和蒋氏后人的合作，能给自己的公司带来更多曝光。这是无形资产的效应――尽管蒋友柏一再声明，他的公司在台湾发展的6年中没有依靠家世，而是因为自己帮每位客户都赚到了钱。
蒋友柏虽是第一次到大陆来，却经常被媒体描述为“回到”或“重返”。这种时空错位的用词，与他的祖辈出走大陆有关。
60年前，蒋友柏的曾祖以败军统帅的身份撤出大陆，蒋介石在台岛上威权统治，确立了蒋家在撤台后30年间的权威；蒋友柏的祖父蒋经国对民主社会的顺应和推进，又快速瓦解了蒋家在台湾的专权，使台湾社会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经历“去蒋化”，使蒋家经历“去政治化”；两岸近30年的民间交流，也远离了大陆以往的泛政治化，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较以前简单。
现在蒋家第四代以商人的身份“回到”他的祖辈发迹的城市、“回到”客户与业务繁多的大陆，扩大自己的生意。
时空隧道
蒋友柏租下了延安西路华敏翰尊国际广场的10楼E座，延安西路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之一，1943年2月23日之前，这里是“法租界”。
从延安西路这座时尚写字楼向东南方车行不到2.8公里，到达东平路9号，有座现属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法式花园建筑，是他的曾祖父蒋介石和曾祖母宋美龄结婚时的住处。1927年，宋子文买下法租界贾尔业爱路9号（现东平路）的这座产业，当作陪嫁送给了妹妹宋美龄。蒋介石将他在上海的这个固定住所命名为“爱庐”。
同样是在常橙公司的东南方向大约两公里半的淮海中路逸村2号，有一幢1930年代建成的西班牙式建筑。这里是蒋友柏的祖父蒋经国1948年8月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副专员时的旧居，两个月后的1948年10月，蒋友柏的父亲蒋孝勇出生，市政府安排在林森中路上的这座花园洋房，就是蒋孝勇的人生起点。
尽管2008年9月，32岁的蒋友柏第一次踏到上海的泥土，但他与这座城市最直接的关系也在四代以上，而溯源的话则可追至明朝。
1894年，在今天西藏路、汉口路的慕恩堂（原沐恩堂），宋耀如结识了孙文，孙文称这位在美国长大的传教士“隐则传革命之道”（《虹口区志》）。宋耀如是明代文定公徐光启后裔倪桂珍的丈夫，他们的第三个女儿，是蒋友柏的曾祖母宋美龄。
60年前，蒋友柏的父亲出生在这座城市，他祖父的青少年时期也在这座城市度过――1920年，曾祖蒋介石追随孙文到了广州，把正在上小学的蒋经国托付给陈果夫。蒋经国就读于老城厢路上著名的万竹小学（现在是上海实验小学）。蒋友柏的公司，就在它的西边6公里处。
陈家与蒋家的渊源，缔结于蒋介石就读日本振武学校期间。1908年陈其美把蒋介石带入了同盟会，并引荐给孙文。辛亥之年，蒋介石从东京赶到上海帮助陈其美，上海光复后，陈其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即上海的最高军政长官。1915年12月，袁世凯恢复帝制，陈其美回上海组织讨袁。次年5月18日，陈其美在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今淡水路92弄2号）被暗杀身亡。
陈其美被刺后，出于对袁势力的恐惧，竟无人敢前去认领遗体，只有蒋介石冲到现场，抚尸痛哭，并把陈其美的遗体带回家，在自己的住处白尔部路新民里（已拆掉的重庆南路35弄）设了灵堂。蒋介石亲书祭文：“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抚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令旁观者啧叹：“英士（其美字英士）与介石不枉为兄弟一场。”
受孙文倚重的同盟会沪杭地区负责人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因与陈的关系，受到孙文器重。1925年，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陈立夫正准备去中兴煤矿公司就任工程师，其兄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
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授意已成左右股肱的陈家兄弟把在上海的部分党政干部组成“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因“二陈”的英文缩写也是CC，所以被人们称为CC系。CC系壮大起来，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格局。
政治联盟
1927年对于蒋介石来说，意义非常。4月清党，8月下野，12月1日，一场盛大的婚礼又在上海举行，报摊上刊出蒋介石题为《我们的今日》的文章：“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四十岁的新郎以“个人婚礼之日，指点今日中国”的文章，气势豪迈地将个人婚姻与革命事业和新旧社会并提。
显然，刚刚于8月14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的蒋介石，并未因下野而远离政军二界，这场婚礼把他与宋美龄的结合赋予了新的意义，个人政治需求也进一步得到保障。
美国《时代》周刊对这桩婚姻的评价是：仅仅一个家族的触须就分别伸向了中国伟大的首任大总统、今世的征服者、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国先哲的75代孙。
若干年后，曾任《大公报》副刊主编的许涤新在《官僚资本论》一书中，使用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国家资本实际上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
被称为“四大家族”的这一政治联盟，到了1949年已劳燕纷飞，只有陈家随蒋介石离沪赴台。1951年陈立夫到美国自谋生路，18年后再回台湾。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已在台湾确立了他的威权统治。
在陈家随蒋离开大陆54年之后，陈立夫之孙陈绍诚回到上海。
人事已非
一边打工一边在上海读书的陈绍诚，曾尝试过寻访祖父当年在上海居尔典路（今武康路）上的旧居。今天的武康路上，自华山路至淮海中路，是上海近代法租界花园别墅区的代表性路段，遍布名人故居，唐绍仪、黄兴故居一北一南，其中间路段上名人故居相互比邻，武康路67号是陈立夫故居，武康路107弄2号陈果夫旧居。陈绍诚徜徉于这片人事已非的街区，却不曾走进过他想要寻访的旧地。
然而，无论陈绍诚是否踏进陈家在徐汇区的老宅，他的叔公陈其美都在上海留下了许多地理记忆：杨浦区四平路在1949年以前叫“其美路”，四平支路叫“老其美路”，陈其美殉难的卢湾区萨坡赛路被命名为“英士路”（今淡水路）。为纪念国民革命的这位先行者，1930年11月3日，蒋介石、张群等人发起集资，在位于上海南市民国路、方浜路口（今黄浦区人民路方浜路口）建起一座27米高的“陈英士纪念塔”，大理石碑上刻有“陈英士先生之纪念碑”文，两门旁镌《陈英士纪念塔记》。因为中华民国时期的上海，只有南市、龙华、闸北、杨浦等区域归中国管辖，无法在陈其美被刺的租界内造纪念塔。
当年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有一处被坊间称为“三家村”的区域，如果以蒋宋“爱庐”为中心的话，东去20米，是占地600平方米的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7号孔祥熙住宅，西行50米，是宋子文门牌11号、800平方米的孟莎式坡屋顶别墅。
2008年3月24日，80岁的宋琼颐第一次回到她离别了60年的上海，她的出生地东平路11号这座法式旧居已成了萨莎餐厅，宋子文另一处故居岳阳路145号，今天是上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在这所她曾住过8年的宅子里，宋琼颐认出了父母的房间，回想起当年花园中的小鸟如何在室内穿行。
宋琼颐这次回到上海，是出席复旦大学举行的“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新闻发布暨研讨会，两所大学的研究机构将在未来的几年内，向世人揭示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真实的四大家族。
复旦大学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从2006年起，共同着手研究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民国“绝密档案”。宋琼颐曾写信给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说她非常希望能回到故里看一看。
由两个儿子冯英瀚、冯英祥陪伴，宋琼颐还到宋园路上的宋家陵园了祭奠了祖父宋耀如、祖母倪桂珍、姑妈宋庆龄。当工作人员请宋家后人在来宾册上签名时，宋琼颐真率地说：“我写的中文你们都不要看的。”宋琼颐和长子签下了他们的英文名字，次子冯英祥签下的是繁体中文名。
比宋家后人早一年返沪寻根的孔祥熙的长女孔令仪，于2007年11月25日，回到父母的旧居时，已经92岁高龄。60年前，他的父亲移居美国。
孔令仪拜谒了“宋园”以及时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东平路孔宅，学院方面正准备将这座故居改造成顶级钢琴音乐教室。孔家在上海还有另三处住宅，它们是1924年建造的位于虹口区多伦路250号那阿拉伯风格宅邸、嘉路389号西方城堡式建筑、虹桥路上1472号那座西班牙式建筑。 孔令仪关心的是孔家老宅的保护修缮情况。
全新身份
不同于孔令仪的私人寻访，四大家族第二、三、四代的海上回归，更多的是与中国大陆当今社会有着广泛联系的求学、经商以及学术研讨。
复旦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2006年开始，对“四大家族”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进行公开发布。这是近代史上一项重新发现、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工程。
2006年6月19日，“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学术研讨会就是宋子文外孙冯英祥用英文致的开场白。当时有媒体报道，冯英祥和同来的两位儿子，全程通过同声传译的耳机来理解与会者的表达。
作为蒋宋孔三家的家族代表，宋家第二代宋曹璇负责在胡佛研究所整理两蒋日记和宋子文档案、以及孔祥熙100多箱资料，她曾表示，自己被放到这个位置上，因为她是蒋宋孔家族现在美国唯一通中文的人。宋曹璇的五个孩子长大之后，她曾经把宋家家史告知儿女，这些在美国生长的孩子反问到：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蒋介石日记》《孔祥熙日记》的整理以及宋子文研究，使上海再次成为四个家族的后人能够碰面的城市，但他们之间已不再是60年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他们在世界各地，为各自的前途负责。
偶尔在上海聚首的四大家族后人，大多是美国籍，另外还有英、加等西方国籍；他们的血统更为复杂；他们多以英语为母语，用中文书写、能讲汉语的只占少数。他们更像是世界的公民。回到上海，他们得以在研讨会或与别人的讨论中，重新审视家族的历史――既以当事人，也以旁观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