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是创造社会财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实体经济运行的货币支撑不足。近年来，我国新增货币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比例持续降低，而流向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和股票等资本市场的比例不断提高。2000年，实体经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净流入量分别为11.7万亿元、9819亿元、784亿元，比重分别是91.69%、7.70%、0.61%；2009年，实体经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净流入量分别为40.9万亿元、3.18万亿元、2.09万亿元，比重分别是88.59%、6.89%、4.52%。从2011年新增贷款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个人贷款、批发和零售业新增贷款占比分别是27.6%、23.5%、22.8%。由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30%，并且考虑到间接融资是我国实体经济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因此，可以判断实体经济部门的货币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贷款难的直接后果就是部分企业因为资金短缺而陷入经营困境。此外，在货币政策紧缩过程中，银行等金融企业的定价能力明显增强，实际贷款利率和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因此，对于许多融资成功的企业而言，也由于融资成本不菲而只能惨淡经营。
第二，以低生产要素成本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我国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进而带动实体经济快速增长。事实上，过去30多年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大比较优势在于较低的要素成本，包括劳动力工资、土地价格、原材料成本以及能源价格等，这是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发展加工贸易，从而带来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并形成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生产要素价格也不断上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导致我国低端劳动力工资进入持续上升期。能源资源价格也持续上涨，以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为例，按1990年定基指数计算，2000年为228.4,2009年上升至317.2，年平均增长率为3.72%。同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仅从190.6提高到225.0，年平均增长率是1.86%，只有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年均增速的一半。
第三，实体经济内部各行业发展不平衡。对于实体经济的核心制造业而言，其上游行业大多是集中度较高的垄断性行业，这些行业在其初级产品或投入品的价格上升之后，一般都会通过价格上涨的方式将成本转嫁给下游行业，从而导致竞争性制造行业的企业利润减少。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例，2010年，在6个资源性行业中，仅有其他采矿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7.22%）低于工业全行业平均利润率（8.31%）；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高达46.52%，是工业全行业平均利润率的5倍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分别是17.65%、17.35%、17.33%，是工业平均利润率的2倍多；非金属矿采选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10.36%）也高出工业全行业平均利润率近25%。就制造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而言，除了垄断性的烟草制品业成本费用利润高达33.04%之外，其他29个行业中有20个行业低于平均值。
第四，外部需求环境趋于恶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履艰难。在短期内，发达国家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手段有限。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主要发达国家债务规模庞大、继续举绩可持续性不强，难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来刺激需求；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主要发达国家的市场流动性充裕，数轮量化宽松政策几乎都没有形成持续的复苏动力。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由于过于依赖政府补贴，尚未形成规模化的自主增长能力。此外，不少发达国家出于保护国内市场和增加就业的考虑，采取了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通过干预货币汇率等手段对我国施加压力。在此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
实体经济发展既是稳增长、调结构的主要基础，又是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条件，还是适应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在新的阶段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科学发展，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障碍，其中虽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更多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出了问题。因此，必须把促进实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部署中，充分发挥实体经济在稳增长和惠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统筹考虑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不同实体经济部门的产业特性、发展基础和增长前景等因素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促进各实体经济部门协调、有序、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要加强宏观引导和协调，成立由有关国家部委牵头的实体经济发展部际协调机制，优化配置政策资源。尽快研究制定《实体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科学确定我国主要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路线图，合理分解各阶段发展目标。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做好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与年度计划。
二是切实加强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着力推进金融创新，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满足实体经济部门合理的资金需求。在宏观审慎的原则下，根据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结合货币政策的其他目标，保持社会融资规模适度稳定增长，既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又对实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必要的压力。目前在通胀压力较大、信贷总量规模巨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优化信贷存量，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要加快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建立健全涵盖风险投资、资本市场、银行信贷等方面的完整金融服务链条，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企业，都能以合理的代价获得有效金融支持。此外，要探索完善金融、财政、税收、土地、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运行的机制，形成合理的行业利润分布结构，为金融体系加大对有利于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持续发展的产业的支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三是着力提高各实体经济部门的产业创新能力。在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必须要从过去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要创新研发活动的激励机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加速折旧、减免税收等手段，提高技术创新的私人收益率，形成企业、科技研发机构等各类经济主体提高创新强度、加强技术学习的普遍行为模式。同时，要完善成果转化机制，通过大幅提高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强技术资源向技术能力和创新成果的转化。要根据各实体经济部门的需要，制定实施一揽子创新驱动发展措施，帮助企业克服技术进步的市场性和发展性障碍，引导企业强化研发投入、提高创新效率，并且在创新主体和创新路径具有多样性时，协调主体间的行为、指导创新方向。
四是积极促进实体经济各行业协调发展。当前实体经济内部各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既有基础性、资源性行业垄断性较强的原因，又有下游制造业行业产能过剩、过度竞争的问题。因此，破解实体经济内部各行业发展不协调的难题，一方面要抓紧制定实施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切实放宽市场准入，真正破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性、资源性行业，增强实体经济上游行业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下游行业，也要通过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等手段，适度提高产业集中度，在实现规模效益的同时，增强其对上游行业的谈判能力，从而避免出现实体经济行业利润差距过大的情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责编/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