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观察报》7月20日报道,一个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粮食局等多个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奔赴东北,就外商投资与中国粮食安全等课题展开调研。如果不出意外,这次调研将帮助中国政府重新确定外资粮油政策。据未经证实的消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于今年年底之前重新修订。
外资到底在中国的粮食加工业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外商投资对于中国的粮食安全有没有威胁?如何才能规避外资带来的可能的风险?
抛弃过去的尘封而打开面向世界的国门,中国粮食市场迎来了跨国粮商的豪华阵容。在领教了外资企业精湛的市场耕作艺术、超强的资本运作能力以及所向披靡的通吃技能之后,中国本土粮食企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也许市场竞争本来无情,但市场并非万万皆能。特别是当跨国粮商操控了中国大豆与食用油的市场产业链,并进而企图将这种结果复制到中国的整个粮食版图中来时,其狡黠的身影开始遭遇中国官方和民众的质疑与警觉。
从“大豆危机”说开去
作为中国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大豆产品身上凝聚了国人太多的无奈记忆:1995年,中国还是大豆出口国,次年,大豆作为中国农业第一个开放的粮食品种与国际接轨;2000年,中国经营大豆的角色发生突发性逆转――当年中国进口大豆首次突破1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008年,中国大豆净进口3.744万吨,进口依存度急剧攀升到71%。从出口到进口,从能够自给到依赖外供,中国大豆在国际贸易盘局之中身份快速置换的结果是市场份额的日渐式微与话语权的沦落。
风起于清萍之末。伴随者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提高,饱含蛋白质等营养元素的大豆在世纪之初开始大量走上百姓的餐桌,从而刺激了国内以及美国等国大豆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从网络股泡沫中走出来的全球经济得到复苏,并直接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资料显示,自2003年10月之后,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市场(CBOT)的大豆价格抵至4300元/吨(人民币)的历史记录,而受国际大豆期货价格影响,国内大豆期货价格也是连续飙升。巨大的诱惑开始让国内许多大豆加工企业发疯般进入美国和南美市场抢购大豆,道理很简单:一船大豆从美国运到中国的2周时间,就可获得5000万元的暴利。然而,对于此时依然还是期货市场“门外汉”的中国企业而言,过度地浮躁与狂热已经为自己编织好了深渊和陷阱。
灾难如期发生。2004年初,CBOT大豆期货价格开始暴跌,美国大豆期价从最高价位一路狂落至3000元/吨附近,吃进了大量大豆的国内加工企业开始发生剧烈亏损。而为了减少损失,中国大豆加工企业普遍采取了支付15-20%的违约金,以违约来降低损失的措施。更加令中国企业没有想到的是,此时人称“ABCD” 即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等四大跨国粮商已经达成同盟协议――禁止向违约的中国企业出口大豆。一时间,失去原料来源的中国大豆加工企业只能接受国际粮商合资的要挟,以避免倒闭的厄运。而仅此一役,中国企业亏损60多亿元人民币,外资快速实现了对中国大豆加工业的的洗牌――一举控制了中国60%的大豆加工能力,与此同时,国际粮商也打通了可以在中国大规模倾销南美大豆的销售渠道。
然而,利用期货市场向中国大豆市场闪电般浸入还只是跨国粮商进攻的一次简单演义。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自去年10月份开始出现一路下挫,最低时跌至2800元/吨。而2008年中国农民种植大豆的成本却普遍上升到了3600元/吨左右。在大豆价格远远跌破了农民生产成本的背景下,农民开始严重惜售。无奈之下,中国政府策动中国储备粮食总公司等国内大型粮食收购企业进入东北,以3700元/吨的价格进行政策性收储,而且采购数量占到了东北大豆总产量的50%。按照正常逻辑,此时东北市场上的大豆价格应该上涨,大豆加工企业开始正常运转。然而,危机并没有真正解除。当中储粮按3700元/吨的价格收购大豆的时候,进口大豆的到港成本普遍在3100-3200元/吨左右,廉价进口大豆严重冲击了国内市场,收储政策效果由此大打折扣。出人意料的是,国际资本还连续向市场大大量投放廉价豆粕和豆油产品,以冲击黑龙江民族油脂加工企业,黑龙江大豆产业有进一步被收购、兼并的的风险。更加危机的事实还在于,一旦进口转基因大豆攻陷中国最大的大豆主产省黑龙江,中国大豆产业势必彻底拉美化。为此,黑龙江省大豆协会惊呼:“一场真正的粮食战争将以中华民族的失败而告终!而这些是每一个炎黄子孙所不希望看到的!”
也许东北市场的大豆危机并不会简单地划上句号,但我们又必须接受一系列既成的残酷事实。目前,在中国90家大型大豆加工企业中,有64家已经变成外资或合资,实际加工能力超过5000万吨,占国内总量的85%。而在食用油终端市场,由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和美国ADM合资(益海集团)推出的“金龙鱼”100%外资,同时丰益以25%的比例参股“鲁花”,因此,在国内三大食用油品牌中,只有中粮总公司的福临门为100%国资,但中粮食用植物油的主要贸易进口对象仍是美国ADM。
还值得我们注意地是,近3年时间内,嘉吉集团、邦吉集团、路易达孚、托福公司、来宝公司等国际知名粮商加快了对中国大豆压榨企业进行资产重组的步伐。其中,邦吉集团先后控股或是收购了山东日照三维油脂、南京华农油脂和天津正大公司;嘉吉集团先后收购了东莞华农油脂和阳江丰源公司;路易达孚则兼并了霸州华农油脂,并对张家港江海粮油工业公司进行了资产重组,与中储粮合资在山东日照建立大豆压榨厂。特别是丰益集团旗下的大豆压榨企业达到了12家,年压榨能力超过1000万吨,占据了中国小包装食用油近85%的市场份额。
至此,外资已经完成了大豆产业在中国市场的链式布局:在南美生产与采运廉价大豆――通过兼并中国油脂加工企业实现大豆深加工――运用自建或收购而来的销售渠道在中国推销食用油。依托着强大的市场份额,外资制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价格话语权以及对中国大豆市场的控制权。
纵横布阵
无论在是决策层还是民众的心中,中国大豆产业的沦落也许是一块不会轻易抹去的伤与痛。因此,2008年11月,海关总署发出预警称,新加坡丰益国际欲斥资30亿元垄断国内非转基因大豆,必须引起各界关注。今年1月4日,海关总署再发警,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正在加强。而在前不久,中国国家粮食局内部报告分析称,外资油脂企业完全控制国内市场,压缩国内企业发展空间,并波及上游种植业和下游养殖业,更为严重的是,跨国粮商扩张的触角逐渐向稻谷等粮食加工业延伸。两大国家权威机构先后发出明确的预警并非空穴来风。从目前来看,跨国粮食资本的在中国的布局远没有结束,而大豆产业也只一个开始。全面地分析,国际资本正在中国的粮食领域进行着以下纵横布阵:
――集群式进入种业领域。
种子被称为粮食安全的“阀门”,而自从我国种业市场化9年以来,国际种业公司凭借着比我国种子企业强大得多的规模优势和资本优势已先后集群式地进入到了我国种业领域,同时加紧了在我国的研发能力辐射。资料表明,目前进入中国的跨国种子公司有:泰国正大集团、荷兰纽内姆种子公司、美国先正达种子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美国先锋公司、美国圣尼斯种子公司、以色列海泽拉种子公司、瑞士先正达种子公司等。而在中国注册的70余家外资(含合资)种子企业中,美国孟山都公司的技术研发势头特别凌厉,目前,该公司已在安徽省和河北省成立了二个生物技术合资企业,专司种子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我们需要强调,目前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正成为种子产业竞争的焦点,而孟山都、先正达等跨国种子公司在这些领域拥有着绝对的优势。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我们带来高产优质的农产品,也增大了技术所有者对农业生产的控制权,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缺少前瞻性意识,极有可能在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上受制于人。
还需要注意,跨国公司投入巨额经费以在中国搜集种质资源,并分离克隆有用的基因之后申请专利正成为一种趋势。如在转基因水稻方面,绿色和平组织和第三世界网络曾联合公布《国外专利陷阱中的“中国”转基因水稻》报告称,目前中国最有可能商业化的3种转基因水稻,其多项专利属于外国公司,这可能导致中国对它的主粮失去控制。
实际上,国际种子公司通过与食品业的结盟进而控制粮食市场的先例并不鲜见。在北美,杜邦种子公司与康纳格拉冷冻食品公司、孟山都与谷物巨头嘉吉公司,诺华公司与粮油公司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紧密联合,目前已经完全控制了北美的整条食物链。
――强突式挖掘加工与物流环节。
粮食领域60%的利润主要产生于流通与加工环节,谁控制了流通和加工,谁就控制了生产。如在南美,跨国粮商在正式进入该地区市场之前,他们就在南美许多国家修建铁路、码头和桥梁,最终通过控制这些运输物流环节深入到南美农产品市场的腹地,直至今天完全掌握了南美的粮食生产与供应。因此,需要注意地是,已经在南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轻易得手的国际粮商们很可能将他们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中国,跨国粮商建立粮食加工基地步伐正在加速推进。早在4年前,益海集团就在黑龙江大豆主产区之一的佳木斯投资10亿元,建造了全省最大的粮食深加工项目,对大豆进行深加工。而在发展油脂、油料加工项目的基础上,益海集团又全面进军小麦、稻谷、玉米等粮油精深加工项目。目前,益海集团已在山东兖州建立了一家大型面粉加工企业,一期年加工能力为30万吨。另据中储粮总公司调查,这个集团在河南周口、河北石家庄也正在建设面粉加工企业。据统计,益海集团在国内直接控股的工厂遍布河北、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主要省份及四川、湖北、湖南、新疆、宁夏、黑龙江等内陆地区。目前益海已经具有日处理小麦5000万到6000万吨的面粉加工能力,这个规模已经超过中粮成为国内仅次于五得利的第二大面粉加工企业。
与建造粮食加工基地相伴随,国际粮商在中国介入运输物流的动作也频繁闪现。在东北,益海先后与佳木斯市九零粮库、绥化市第四粮库、黑龙江省龙粮储备公司合作,建设大型收储基地,开展水稻、玉米等国内外贸易。在江苏,益海集团已进行了考察,准备在射阳县沿海建立大型粮食收储加工基地,进入粮食收储领域。在山东,益海集团已经建立了嘉祥、清运、武城三个粮食仓库。无独有偶,新加坡丰益国际在中国搭建的经销商数目已超过2000家,遍布全国400多个城市,尤其是在江苏的连云港,丰益国际的工厂大都临港而建,修建的铁路专用线直通码头,能够做到全天候作业不间断发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丰益国际对物流的渗透正越来越深。不久前,丰益国际与山东泰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双方成立泰州永安港务有限公司,建设两个4万吨的杂货码头泊位,设计年吞吐量为130万吨,无疑,永安港区将成为丰益国际粮食物流链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曲线式染指粮食产业。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看来,许多外资在中国投资和收购的行业或领域与粮食产业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分析发现,其实这是外资为自己未来能够植入中国粮食生产、流通与加工领域提前预设的通道。
在市场人士看来,5年前高盛参股河南双汇和雨润集团的目的就是企图向国内生猪业的上游延伸以进一步收购国内的生猪养殖厂,如今这种判断成为现实。去年8月,高盛斥资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十余家专业养猪厂。与此同时,美国艾格菲集团已经掌握了中国30个规模型养猪场,德意志银行注资6000万美元获取了上海宏博集团公司养猪场30%的股份。由于猪肉不但处于产业链的前端,同时又是中国餐桌上的主要消费食品,而且养猪的饲料又与外资控制的大豆、豆粕有密切关系,这使得猪肉对于粮食产业安全的敏感度大为增加。
与在生猪养殖业领域大规模收兵买马一样,外资进入大量消耗粮食的中国啤酒产业动向值得关注。这方面除了哈啤、青啤收购案已经尘埃落定并为中国的粮食产业敲响了警钟之外,2008年,嘉士伯再度出手,收购了纽卡斯尔在重庆啤酒的股权,成为重庆啤酒的第二大股东。我们认为,在中国粮食市场存在巨大隐性危机的情况下,国际大资本集团有可能收购分散在不同外资手里的啤酒股份,进一步加强对啤酒产业幕后粮食的控制力。
还要特别指出地是,无论直接介入还是曲线进入中国的粮食产业,外资都已经具备了相当宽松的外部条件。首先,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粮食流通的过渡期已于去年结束,外资企业可名正言顺地在中国生产经营粮食;其次,外资进入门槛低。2004年通过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的“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储备为辅”的粮食流通体制,个体经营户只要具备相应资格就可以买粮卖粮,而且只有买卖的下限,没有上限,如果外资收购了一大批这样的具有采购资格的公司,他们就可以合法地大举买卖粮食;再次,地方粮库的改制为外资打开了方便之门。2004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后,许多地方粮食储备基地都已经民营化和市场化,为外资的大规模收购准备了充分的壳资源;最后,外资已经掌握了中国大豆产业的产销渠道,通过这一渠道就可以间接进入中国粮食消费市场。
尤其需要强调,在外资对中国粮食市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面前,中国基本上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粮食企业。目前,中储粮作为全国最大的粮源控制企业,具有较强的实力,但却没有粮食加工业务;中粮集团有加工业务,却不能掌控粮源,销售网络也不够;华粮集团虽然在全国属于比较大的企业,但实力与跨国公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至于民营企业,因其资本与市场分散,更不是跨国粮商的对手。
利弊博弈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国际粮商之所以在中国粮食产业地带不遗余力地攻城掠地,主要还是看中了中国粮食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资料表明,到2010年,中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89公斤,粮食需求总量达到5250亿公斤;而到2020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95公斤,需求总量5725亿公斤。如此庞大的消费能量无疑制造出了未来诱人的商业利润空间,谁先在粮食产业中作好布局,谁就可以赢得粮食市场的主动权。不仅如此,随着全球生物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美国、欧盟等国家正在加快推动以大豆、玉米为原料的生物能源的开发,全球粮食潜在需求量可能出现激增。在这种情况下,占据了中国这一产粮大国的市场先机,就等于获得未来干预全球粮食市场的“桥 头堡”。
当然,对于中国的粮食产业而言,跨国粮商的扩张性进入从来就不是“零和博弈”,其对中国粮食市场的激励与武装作用不可否认。在河北省南皮县,该县惟一的一个国有粮库长期闲置,而益海集团到来后,与该粮库签署了合作协议,粮库为益海存储玉米,益海以45元/吨的价格支付管理存贮费用,仅此一项就为粮库带来了12.15万元收入。资金的短缺是中国粮食产业的重大瓶颈,而外资的进入给粮食产业所带来的补充资金可见一斑。尤其是当外资进入粮食生产领域时,非常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并提高粮食生产的抗风险能力。
与资金相比,外资对中国粮食产业的技术辐射也相当明显。益海集团在东北佳木斯正在进行着一个水稻循环经济项目,该项目在世界上首创了水稻循环加工模式:水稻经过剥壳处理后,稻壳直接输送到电厂实现火力发电,燃烧后的稻壳变成了稻壳灰,稻壳灰经高科技研发变成白碳黑和活性炭;米糠被送到车间提炼加工成米糠食用油,榨油后形成的米糠粕,还可以继续提炼出卵磷脂、肌醇、谷维素等产品;脱壳后的大米则成为品牌米。一粒水稻可以衍生出30多种产品,整个加工链条完整对接,可以把每粒水稻“吃干榨净”,让稻米每吨增值达700元,而且无废料、无污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外资进入后技术对于粮食产品的再利用以及粮食作为商品的价值再发现。
但是,外资在中国粮食产业所能发挥的正面作用并不能替代或者掩盖其有可能对中国粮食安全所形成的挑战,特别是一旦外资在中国粮食市场当中发生主导作用的时候,其带给粮食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就更需引起高度重视。
衡量一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子就是粮食的供给能力。应当承认,外资进入中国粮食产业可以增加粮食产品的总供给,从而平衡市场供求关系。但是,如果这种供给是建立在依靠垄断粮源、或者借助资本优势压低产品价格,进而对国内粮食企业形成不正当地冲击,乃至扭曲的市场的价格信号,那么这种供给就绝对不可取了。从经济学理论上说,决定粮食供给状况的因素除了供给数量外,还有供给价格。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买卖大多以期货价格为基准,而由于国际四大粮商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场及全球运输和仓储系统,因此,期货市场的定价权也被跨国资本所操纵。与此相反,中国商品期货市场还没有成为现货贸易的重要工具,其发现价格功能和规避风险功能大大弱于国际成熟期货市场。试想,在一个价格话语权完全由他人控制的市场环境中,一旦外资的力量膨胀到在粮食市场发挥主渠道作用时,其对一国粮食安全的威胁就不言而喻。
具体而言,外资对一国粮食安全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在粮食供给出现紧张状态时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时候外资对于市场的操纵很可能导致国家宏观调控的失效。以大豆市场为例,2007年,在跨国粮商的操控下,国内食用油价格猛涨,中粮储抛出20万吨食用油平抑油价,但随后市场上却波澜不起。结果调查发现,70%的食用油都进入了一家跨国粮商的仓库。需要指出地是,中国的粮食市场调控目前只有借助储备机制实施,而对加工品和销售则不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如果跨国粮商在粮食加工与销售领域取得绝对的话语权,其给政府“有形之手”所产生的掣肘作用同样相当强烈。
长期以来,中国的粮食价格收购被抑制在相当低的水平,这主要是农民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处于弱势位置所形成。不过,这种状况随着国家对粮农直补的增加以及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出台而明显改观。但是,在跨国粮商面前,种粮生产者的不利位势就更加明显。这不仅表现在粮农作为交易者与国际粮商谈判时的要价能力微弱,更表现在后者掌控着海外从生产到销售整个粮食产业链。当国际粮商的意图与农民的诉求不可能达成一致时,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海外资源如低价引进与倾销粮食,从而对粮食生产者的利益构成打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粮食的正常生产和供应秩序就会受到干扰和破坏。
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粮食问题如今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商业范畴和经济价值领域,在国际贸易中其体现出来的政治色彩相当浓厚。日本著名的《选择》月刊曾在题为《美国用“粮食战略”维系世界霸权》的文章评论道,操纵世界粮食市场是美国“大粮商”,美国正在借助他们实施以粮食为武器的世界战略。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美国,粮商与政要互相需要,当局将粮食视为战略武器,粮商要靠政府高额补助,并推行利于自身的贸易政策。特别是美国粮商影响美国内政和外交的脉络相当明显。曾任嘉吉公司执行总裁的丹尼尔?阿姆斯特茨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农业首席谈判代表,正是因他推动,农业首次被纳入关贸总协定体系下,并由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继承。此外,粮商还与政府携手影响国际组织,当初海地允许美国大米进入,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发放贷款的硬性条件。还需注意,失去粮食自给与调控能力的国家一旦向跨国粮商开口,其承受的代价也相当高昂:在诸多非洲国家,接受粮食援助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为美国生产香蕉、可可等经济作物,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因此荒废;在海地,20年前,该国年产大米17万吨,可满足95%内需,但1995年向美国敞开大米贸易,比海地米便宜一半的美国米迅速占领市场,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和生计。
构筑粮食“安全岛”
作为一个从农耕文明中走来的国度,中国对于粮食生产有着特别的依恋;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消费需求的国家,中国对于粮食供给显得特别的敏感;作为一个置身于全球粮食供求紧平衡状态中的经济体,中国对于粮食安全保持着特别的关注。尤其是在外资浩浩荡荡进入中国粮食产业的背景中,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就显得更加的超乎寻常。
应当说,伴随者外资在国内粮食产业中力量的壮大,出于提高粮食安全的有效系数,国家在最近几年中不断在进行着相关政策口袋的微调与收缩,主要有:
――2007年12月,商务部出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标》,对外资在农业领域的投资进行了调整,主要是要求在作物品种、粮食生产、转基因、重大的高科技及生物安全方面一定要由中方控股,加强对粮食相关领域的控制力,包括化肥、农药、粮食的零售、批发及物流领域等外资只能参股。
――2008年8月,为了保护大豆产区的农民利益,国家出台了中央储备收购政策,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大豆,累计投放大豆收储资金超过200亿元。
――2008年9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促进大豆加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限制外资大豆加工企业的发展,扶持民族大豆加工企业。
――2009年7月,旨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粮食加工业发展规划》编写提纲报送至国务院及相关部委,该规划确定,在未来的十年,我国将加大中央财政预算或新增投资,加快培育国有和民营加工龙头企业,推高产业集中度,同时严格行业准入,健全外商投资及并购审查机制。
――2009年8月,国家发改委以“特急”的形式下发《关于做好2010年流通领域中央投资项目储备工作的通知》,“通知”将粮食流通作为商业流通领域重点投资项目,将粮食物流业提升到振兴工程来看待,集中体现了扶植和再造国内粮食流通龙头企业的政策趋向。
打铁还需要自身硬。国家宏观政策的倾斜与扶持也只是增强国内粮食生产经营企业竞争力的一个外部因素。针对外资在粮食产业的凌厉扩张气势,国内粮食企业也摆开了自卫和进攻的阵营。作为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中粮集团目前正在推行粮食全产业链运作模式,即在粮食供应源头一边,中粮不断扩大与农户合同种植面积,新建和扩建粮食加工厂,保证原粮的收购和粮食加工;在物流环节一边,中粮通过与国内关键节点港口的合作,打通一条从东三省到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南方省份的粮食物流链条。不仅如此,中粮加快了进入粮食加工、流通领域的步伐。资料表明,在米、面最终消费市场上,目前国内最大的企业包括四大粮商在内,所占份额都不到3%。这给中粮争夺粮食物流、销售环节的控制权留下了空间。另外,在油脂加工领域,中粮将抗衡外资的重点放在了粮油基地的扩建,提升加工生产能力方面。目前,中粮在全国的油脂油料加工能力超过1500万吨,其整体压榨能力将超过丰益国际,这对中粮抗击外资巨头将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当然,我们必须明确,无论是政策的修正和调整,还是粮食企业经营策略的转换和提升,都不代表中国将关闭外资进入的大门。在未来跨国粮食资本有可能更大规模和更加迅猛地进入中国粮食领域的生态中,确保中国粮食安全还必须营造更加丰满的政策体系和相当坚实的竞争力量。
第一,约束与盘活土地存量。粮食安全的最根本保障就在于粮食自给,而粮食的自给化程度取决于土地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程度。为此,一方面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这道“红线”,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应保证不低于16亿亩。另一方面要提高耕地的集约化水平,推动耕地的流转。目前,国外粮食生产已完全实现规模化,粮食产品因此具有明显的价格与成本优势,但中国的粮食生产还是以小规模分散经营模式为主,不仅生产技术水平低下,而且粮食生产每年还有12%的损耗。因此,大面积推行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农业,从而降低粮食生产的成本和培植价格竞争优势已成必然。
第二,塑造和扶持粮食加工的龙头企业集团。目前,我国不仅大豆加工能力严重过剩,玉米深加工产能扩张过快,大米加工业的开工率也仅为40%,同时,粮食加工业还存在着精加工水平低、生产经营方式粗放的问题。为此,必须对粮食加工企业进行强有力的结构调整与重组。在具体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我们主张象钢铁行业那样,由国家有关部门直接出面进行干预和协调,尽快实现央企与央企联合,中央与地方联手,建立粮食加工的国家队和大型企业集团。与此同时,国家应当加强对大中型城市及其它重点地区粮油应急加工供应和储运等设施建设,促进粮食应急加工体系完善以及粮食产销区加工合作,建立粮食加工安全应急预警体系。
第三,灵活运用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杠杆力量。包括:(1)在WTO规则的框架内建立和强化严格的跨国粮商准入制度,适当提高关键地带如种业的外资进入门槛;(2)鼓励企业海外屯田,提高粮食的自给化程度。目前,浙江海宁市华丰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和东北农民分别在巴西和俄罗斯种植大豆成功,相关部门应当在税收、贸易往来方面予以支持,同时鼓励更多的企业到非洲等地置地种粮;(3)要积极鼓励中国粮食加工企业进入期货市场参与套期保值。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比如对于参与套期保值的粮食企业,给与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对于利用国内期货市场进行国际贸易的基差定价的粮食加工企业,给与关税、通关等方面的优惠。(4)进一步争取宽松的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和公正合理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秩序。主要是积极推动“乌拉圭回合”谈判进程,联合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形成要求发达国家削减农产品补贴和放宽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强大声音和力量。FIC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