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从硝烟弥漫的楚汉战场走来，忍受跨下之辱、嗟食于漂母、登坛拜将、建功立业、功成被杀，由无以自食的流浪汉而成为汉朝开国大元帅，被封为齐王，又被贬为淮阴侯，韩信的一生凝炼了丰厚的人生经历和体验，生成了复杂的士子文化。在中国古典文学丛林中，韩信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和深刻人生寄托的意象，对于华夏民族的审美心理，尤其是士子文人的人格理想、精神追求具有重要影响，通过探讨分析这一形象的演化，可以更好地把握其文化意蕴。
一
韩信形象最早见于《史记》，《史记?淮阴侯列传》：“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君臣一体，自古所难。相国深荐，策拜登坛。沈沙决水，拔帜传餐。与汉汉重，归楚楚安。三分不议，伪游可叹。”司马迁秉笔直书，以史家独特的视角记述了韩信跌宕而又传奇的一生，并对韩信形象寄寓了复杂的思想感情，一方面肯定韩信为汉室江山建下的伟业丰功，另一方面又惋惜、慨叹韩信的富贵而骄。由此衍生出“一饭千金”、“战无不胜”、“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背水一战”、“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等成语和熟语。
后人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不断从自己的人生实践和著述两个方面充实和丰富韩信形象。一方面赋予韩信建功立业的理想色彩，显示其积极奋发的开拓用世精神。强化和巩固了韩信形象的战无不胜，显示韩信“战神”、“兵仙”风采，李白《赠新平少年》：“韩信在淮阴，少年相欺凌。屈体若无骨，壮心有所凭。一遭龙颜君，叱咤从此兴。千金答漂母，万古共嗟称。”韩信逐渐在民族审美心理中积淀成为一个建功立业的典型形象。另一方面慨叹功臣不知明哲保身，为兔死狗烹的人生悲剧鸣不平，刘禹锡《韩信庙》：“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李绅《却过淮地吊韩信庙》：“功高自弃汉元臣，遗庙阴森楚水滨。英主任贤增虎翼，假王徼福犯龙鳞。贱能忍辱被狂少，贵乏怀忠近佞人。徒用千金酬一饭，不知明哲重防身。”李白《韩信颂》：“韩信气势吞天下，破釜沉舟灭暴秦。楚汉骄雄称霸王，刘邦潜龙收民心。大汉江山雨飘摇，萧何月下追韩信。暗渡陈仓定三秦，沈沙决水斩龙且。破燕灭赵收华夏，十面埋伏败霸王。功高盖主引杀戮，生死存亡一妇人。高歌长叹战神灭，还我中华兵将魂。”在对韩信命运的慨叹中形成了复杂的英雄文化心理和士子人仕情感。
由此可见，韩信形象自司马迁创立以来，在诗文中就以多层意蕴出现，功成名就、登坛拜相成为士子文人不断歌咏或自拟的对象，敌国灭、功臣亡又留给后人无限的思索与慨叹。后来随着平话、戏曲、小说等文体形式的逐渐成熟，韩信以独特的审美价值进入通俗文学的殿堂。
二
在通俗文学作品中，以韩信为主人公的作品主要有：元人《全相平话》五种之一《前汉书平话续集》(又名《吕后斩韩信》)，元杂剧《萧何月夜追韩信》和小说《西汉通俗演义》。
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上云：“别提《吕后斩韩信》。书名《前汉书续集》，而其实以斩韩信事为主，惟中卷兼记高祖杀彭越、英布，吕后害赵王如意及戚夫人等事。”《前汉书平话续集》明显的思想倾向是贬低刘邦，褒扬韩信，从其别题题目《吕后斩韩信》中就可以窥见一斑。平话是面向普通大众的说唱文学，以大众的审美喜好为风向标，平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平民大众的思想倾向。史传文学中建立丰功伟业的英雄，逐渐平民化，平民思想逐渐渗透到历史人物之中。平话作品完全是站在道德人性的视角上，来评说韩信的功过是非。在司马迁的笔下，韩信是既建功立业，又富贵而骄的矛盾统一体。在平话作品中，普通民众怀着为英雄韩信鸣不平的愤恨，把韩信塑造成了忠臣良将，用衬托的笔法把刘邦塑造成了一个谋拙计疏、不善战、不善谋的无能君主。在《前汉书平话续集》中多次写到刘邦面对两军对垒时的束手无策，韩信被杀完全写成是刘邦一手策划的。韩信被杀时，天下血雨，百姓痛哭。作品中写到汉王见韩信兵营“壁垒雄壮”，心中疑惑“项氏已灭，韩信尚执天下兵权”。乱世君主渴望贤才辅佐以成就帝业，天下已定有才能的军事将领就成为江山的最大威胁。平话是平民的视角，站在百姓的角度评说历史，代表的是下层民众的历史观，以一种更加情感化、道德化的评价来评说历史的功过是非。因此，对韩信功臣被杀的历史怀有一种愤恨之情和道德的谴责。
杂剧《萧何月夜追韩信》凸显的是韩信作为贫困之士而发迹变泰。韩信登坛拜相的成就感成为元代士子文人的精神追求。英雄在未发迹之前的贫困与无奈在作品中揭示得很清楚，描写得很细致，“想着我独步才超，性与天道凌云浩。世事皆浊，则我这美玉谁雕琢。”“叹英雄，何日朝闻道。盼杀我也玉堂金马，困煞我也陋巷箪瓢。”怀才不遇的苦闷自屈原始，到了元代最为强烈，是社会普遍的情感，这是元代士子文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浓厚的儒家情节，强烈的功名渴望，“凭着我五陵豪气，不信道一生穷暴。我若生在春秋那时，英雄志登时宣召，凭着满腹才调，非咱心傲，论勇啊，敢和伍子胥临潼斗宝。”这些情感都是韩信形象的寄托意义。
杂剧中的韩信贫士而得遇知音的人生机遇、登坛拜相的荣耀、辅佐刘邦建国的丰功成为作品歌颂的对象，“将相出寒门”“功臣名将谁不出于贫寒碌碌中”寒士的悲鸣是元代士子文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灵折射。韩信虽建立了旷世功勋，为汉家江山的建立做出了永载史册的贡献，但是结局却是悲惨的。元杂剧的作者，将韩信行状的叙写结束在他人生最为风光的灭楚大胜之时，这里与元杂剧大团圆的结局模式有关，但同时有着深刻的隐喻意义，作品强调建功立业的成就感，以鼓舞教化贫寒之士，而名将功臣被杀的事实很明显有违这一主旨，此外，不愿见到名将、功臣被杀这是普通百姓、下层文人的最朴素的愿望，所以作品在韩信功成名就时戛然而止。
《西汉通俗演义》是明中叶塑造韩信形象的重要作品，整部小说以韩信的穷困、发迹、被杀为主线，强调的是韩信的奇谋善战。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据史演义，以历史为依托加入对人才的理解和思索。在封建体制内，人才能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关键是看君主是否合理重用，而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君主与士人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一方面君主渴望人才辅佐自己，另一方面君主又担心人才功高盖主。封建士人的传统文化心理是儒家的出将入相，是为帝王师，而士人要实现人生价值必须依靠君主，所以，怀才不遇成为士人常有的文化心态。作品中萧何引用晏子的话：“国有贤士而不知，一不祥也；知之而不能用，二不祥也；用之 而不擢之以重任，三不祥也。”表现了作者的人才观。在楚汉相争的艰苦岁月里，刘邦重用韩信，在韩信毫无战功的情况下，登坛拜将，传为千古佳话。对于韩信，“(刘邦)见膳到，只留数品自用，其余尽赐韩信”；然而，当天下一统之后，君臣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乱世的良将功臣成为江山社稷的最大威胁。封建士人如何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明哲保身，就成为一种大学问、一种大智慧。《西汉通俗演义》在探讨君臣关系复杂性的同时对明哲保身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作者从正反两个方面阐释了功成身退的处世哲学。张良、韩信都是为汉家刘氏社稷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可是江山初定、天下太平之时，前者全身而退，后者身死人手。“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让将军享太平”正是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产物，而韩信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者没有简单的为韩信鸣不平，而是对韩信形象进行了多层面的文化阐释。
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世或以韩信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擒魏，取代，破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苏轼评韩信“抱王霸之大略，蓄英雄之壮图，志吞六合，气盖万夫。”韩信从历史人物发展成集结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学形象，在韩信形象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形象、民间形象与文学形象之间的互动生成关系。历史形象重视客观实录性，在客观陈述过程中，有许多事件断裂处或者空白处，这些就为文学形象的生成和丰满提供了广阔的艺术表意空间。文学形象在以历史形象为原点生成的过程中融合了普通大众的审美心理，特别是通俗文学作品。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主流文化形态，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在同时代的经典作品中有所反映。例如，元代士不遇的苦闷主题，元代文人笔下的历史故事是他们心中重构的历史，借助于历史人物的命运起伏，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平情感，是元代文人共同的审美理想。杂剧多以贫寒之士的发迹变泰为题材，表现了下层文人怀才不遇的苦闷，对君王礼贤下士的渴望，以及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积极人世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由于元代文人在异族统治之下的特殊地位，渴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没有仕进之路。所以，《张子房圯桥进履杂剧》中张良遇黄石公、《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韩信遇萧何三荐等文人的发迹变泰便成为元代文人借以抒发己怀的心灵寄托，渴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他们一样，遇到伯乐，实现自己的人生转折。而元杂剧中也一再表明人才一旦得到重用将尽职尽责地不辱使命，所以，杂剧《萧何月夜追韩信》中韩信不负重望，灭楚垓下。
因此，在分析韩信形象的演化及其文化意蕴时，我们读到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人世情怀、封建帝制下建功立业与明哲保身的二元对立和道家无为自然在士子文人心中的潜在出场。我们不仅要看到士子文人在韩信身上的精神寄托，还要注意传统文化在韩信文学形象上的凝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