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今时代，人地关系已成为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的一对关系，青年学者郑维宽所著的《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研究――基于人地关系演进的视角》一书，系统地对清代广西生态环境变迁的时空过程进行了梳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研究》；郑维宽；评价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2)01－0071－03
当今时代，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正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人地关系也成为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的一对关系。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采食狩猎阶段到产食革命阶段，再到工业革命阶段，每一个巨大的进步都见证了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显著改变，而这一改变过程与人类改造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相一致，人地关系也由此呈现出从和谐共生→改造利用→人地矛盾的发展轨迹。生态环境恶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各国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的热潮，不仅直接研究、破解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希望从对历史环境变迁的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我国历史地理学界作为研究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研究西南地区的典型代表作是蓝勇先生的《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此后学界陆续发表了大量研究历史上生态环境变迁的论文和著作，生态环境史大有成为一门新的历史学分支的趋势。在研究过程中，将生态系统的观念引入历史研究领域逐渐成为一个共识，而人类生态系统的提出则使“环境走进历史，人类回归自然”成为研究者的自觉意识。不难看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沟通历史与现实，是生态环境史有用于世的具体体现。广西是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后发地区，青年学者郑维宽所著的《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研究――基于人地关系演进的视角》一书(以下简称《广西生态史》)，系统地对清代广西生态环境变迁的时空过程进行了梳理，填补了广西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空白，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广西生态史》中的许多研究结论，对解决广西一些地区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历史的借鉴，无疑是一部沟通广西历史与现实的生态史力作。综观之，《广西生态史》一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传统时代人地关系实质与生态变迁内容的准确把握和深入探讨
人地关系作为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其研究对象是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地互动的过程中，生态环境伴随人类活动范围与强度的变化而发生着相应的变迁，因此，以人地关系的演进作为切入点，能够很好地解析生态变迁的过程。在传统农业时代，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改造主要是通过农业开发来实现的，《广西生态史》一书围绕农业开发活动探讨传统时代的生态变迁问题，无疑准确把握了传统时代人地关系的实质。正如蓝勇先生在《广西生态史》的“序二”中指出：“维宽基于人地关系演进的视角来研究清代广西生态变迁，是一个很好的审视角度。从全书的纲目来看，显现出他充分理解了传统时代人地关系的核心所在。”这无疑是对作者思想理路正确性的肯定。
研究传统时代人地关系的演进轨迹，首先需要确定初始界面，也就是人类大规模活动前的原生态环境。《广西生态史》对明末清初广西生态环境面貌的复原，为其后进行生态变迁的研究确立了初始界面。而人地关系的演进过程，则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变迁。人地关系具有基本层次、中间层次和综合层次，其中基本层次即人口与土地的关系，这是传统时代人地关系的集中体现形式。《广西生态史》通过对清代三个不同时段广西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的复原，揭示了清代广西人地关系由宽松向渐趋紧张转变的过程，为进行生态变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地关系的演进直接导致了生态变迁的过程，而农业生态的变迁和森林生态的变迁则成为生态变迁的核心内容。作者首先从移民垦殖、水利发展、土地利用三个方面探讨了清代广西农业生态的变迁，然后从山地开发的视角论述了清代广西森林生态系统变迁的时空过程，完成了传统人地关系研究的内容。传统时代大规模的农业移民运动是一个区域农业生态变化的重要原因，对此，《广西生态史》首先分析了清代广西移民与垦殖过程，然后从农业开发中水利设施的发展、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方式等方面对生态环境变迁的作用作了分析，随后直接分析了生态环境变化中最具标志性的森林资源和动物资源的分布变迁。
但青年学者郑维宽在《广西生态史》中并未满足于对传统生态内容的研究，而是结合广西地处岭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具有地域特色的瘴区生态和民族生态进行深入探讨：首先，分析了瘴气的生态环境基础，并将明中后期广西的瘴气区域作为研究清代广西瘴区生态的初始界面，指出在清中期开发边疆的大背景下，曾经代表原生态环境的瘴区随着外来汉族农业移民的迁入不断退缩，瘴区的生态环境发生着质的综合变迁。其次，对清代广西瘴区演变的时空特征、其所反映的生态变迁过程以及驱动因素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从瘴区演变的角度揭示了人类活动的加强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广西历来是岭南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地，不仅居住着人口众多的壮族，而且也是瑶族的重要分布地，在边缘地区还生活着一些苗族。因此，探究清代广西人地关系中是否存在民族差异，不同民族的生计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何差别，也成为《广西生态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广西生态史》通过分析清代广西壮、瑶、苗三个民族生计方式的演进过程，探讨了其聚居区的生态变迁情况，指出清代在中国内地人地关系渐趋紧张的大背景下，受到汉族移民迁入和外来物种传人的影响，非汉民族的生计方式也在发生着较大演变，对地理景观的塑造显著增强，导致各民族聚居区的生态环境加速变迁。这种以人地关系为视角，将国内大背景与边疆民族地区联系起来，将移民、物种引人与民族生计方式转变结合起来，进而探讨民族聚居区生态变迁的思路，有利于深化对清代以来广西民族地区发展历程的认识。由此可见，《广西生态史》不仅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清代广西在传统农业生态、森林生态方面的变迁，而且紧密结合广西地处岭南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瘴区生态和民族生态展开研究，并取得了富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二)注重将历史上的生态变迁过程与现实的生态问题进行有机链接，探求现实生态问题的历史根源和解决路径
不管是历史地理学还是生态环境史学，都强调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力求经世致用。《广西生态史》无疑也遵循了这一思想理路，正如作者所说：“清代距离今天不远，通过系统考察该时期广西外来移民迁入与人口增长、耕地扩大与森林覆盖率降低、人进瘴退等方面的变动过程，揭示出清代广西人类活动与生态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探讨广 西生态变迁的利弊得失，总结人们在生态失衡面前的应对措施，无疑能为今天广西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带的生态重建和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提供参考。”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休斯也认为，生态环境史能够“提供有关导致现今状况之历史进程的知识，以及关于过去的问题和解决方式的例证，还有对必须面对的历史力量的分析”。由此可见，历史时期生态变迁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与现实的生态问题进行有机链接，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清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距今已经过去100多年，但那时的人们对广西生态环境的刻画仍在今天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因此，对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今天广西一些地方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青年学者郑维宽在《广西生态史》中指出，广西喀斯特地貌发育广泛，岩溶面积约占广西总面积的一半，而在清中期广西开发的大背景下，生态脆弱、隐性的石灰岩山地也在垦殖之列，而脆弱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很难恢复到以前的原貌，导致其生态系统显著退化，甚至演变为另一种生态环境。在这些地方，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而人地关系的紧张，又加剧了人们对土地的需求，促使人们走上了人口激增→垦殖山地→养活更多人口→进一步垦殖山地的恶性循环。今天桂西大石山区的生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清代的山地垦殖有关。找到了现实生态问题的历史根源，以及历史上人们应对生态恶化的措施，为今人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比如《广西生态史》第九章探讨的应对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的措施，就对今天很有借鉴价值。作者在书中指出，保护山林是一种自发的生态理念，人工造林是一种重建森林植被的尝试，清人的生态智慧对今天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由此可见，从生态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寻找造成今日生态问题的根源，以及总结前人应对生态问题的智慧，对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不无裨益。
(三)充分占有史料，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力求做到观点坚实可靠
傅斯年先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学就是史料学，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蓝勇先生则提出了史料收集上“尽全时空”的观念。他指出，时间和空间是一切事物研究的两个基本维度，对历史客体的认识应由地域性客体和时间性客体两大部分组成，因此在史料的收集上就要求全面地占有所有历史时间信息符号和历史地域信息符号，避免传统历史研究存在的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弊端。《广西生态史》的作者正是依据上述理念，在史料收集上花费了大量精力。针对历史上生态史料记载少而分散的实际情况，努力追求史料来源的多元化，不断拓宽史料收集的渠道。从作者在《广西生态史》“绪论”部分对研究资料的交待和书后所列“参考文献”看，清代广西各地的地方志无疑是该书的核心资料来源，此外，作者还大量阅读该时期各种史料，从官方史书到私家著述，从文献资料到碑刻实物，从正式文本到调查访谈资料，几乎涵盖了所有资料类型，这为作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对学术研究而言，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检验其价值的重要标准，历史研究也不例外。作为一部区域生态史的研究著作，其研究方法是由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决定的。高凯认为，生态环境史是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学科。尽管历史学界对生态环境史是否已经可称为一门新学科仍有争议，比如历史地理学界长期以来都在从事历史环境变迁的研究，但对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则不持异议。特别是随着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成为热点，人类生态系统的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将人类活动置于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有利于人类重新审视自身活动的利弊得失，从而促进人类构建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人地关系。基于此点，《广西生态史》作者充分运用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从农业生态、森林生态、瘴气生态、民族生态四个方面论述了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的时空过程，全面复原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所产生的生态响应。而在每种生态类型中，作者都能准确把握其内涵、实质，可以说，生态学研究法在《广西生态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与此同时，青年学者郑维宽还充分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剖面分析法和分区研究法。历史地理剖面分析法注重对研究对象进行时间演进序列的复原和区域空间分异的再现，可以极大地提高研究的信度。《广西生态史》充分运用该研究方法，将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的过程在时间序列上分为清前期、清中期、清后期三个时段，在复原各阶段生态面貌的基础上，探讨其变迁的原因，克服了时间演进序列模糊的局限；同时运用分区研究法，既对同一时间断面上不同地区生态面貌的差异性进行静态描述，又对不同时间断面上同一地区生态变迁的过程进行动态分析，从而在时空二维结构中完整再现了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的过程。正是由于作者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及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不仅使《广西生态史》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观点，而且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坚实可靠。
综上所述，《广西生态史》一书选取广西这个具有典型性的边疆民族区域进行生态变迁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广西历史时期生态变迁研究的空白，而且开拓了广西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广西生态史》之所以将研究的时段选定在清代，不仅是基于文献资料相对充足的考虑，而且具有强烈的关照现实的情怀，因为清代虽然距离今天已有百年之遥，但那时人类开发活动所产生的生态影响还依稀可见，使《广西生态史》在沟通历史与现实方面能够有所作为，并能为今天广西生态环境脆弱地带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广西生态史》一书无疑是一部沟通广西历史与现实的区域生态史佳作。
[参考文献]
[1]郑维宽，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研究――基于人地关系演进的视角[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M]，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高凯，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J]，历史教学，2006，(11)
[责任编辑：何之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