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栏从这期起，连载资深新闻工作者吴明先先生为本刊特撰的《明心集》，每期刊发两三篇。敬请关注。 文化不是“抓”出来的 时下，要大抓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了，并提出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
这个“抓”字和“管”字，我看难使中国成为“文化强国”，恰好相反，很可能是南辕北辙。
文化不是“抓”出来的，“抓”出来的不会是特别优秀的文化。文化也不是“管”出来的，“管”出来的也不会是特别优秀的文化。
这个道理是浅显易见的。常言道：什么样的土壤开什么样的花。如果是沃野千里，那必定是姹紫嫣红，百花齐放；如果是贫瘠之地，恐怕难以长出芊芊芳草。一样的道理，有什么“土壤”，就开什么样的文化之“花”。文化要繁荣，就要有“沃土”。这个“沃土”，就是宽松的社会环境，自由的表达空间。有了这样的环境和空间，毋须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团体去“抓”，也会迎来百花盛开的文化春天。这已被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事实所证实。所以说，文化不是“抓”出来的。
那么，能“抓”出来的，是优秀文化吗？请看事实吧。从延安毛泽东的文艺座谈会开始，我们“抓”出了多少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文化来？近代曾写出过优秀文学作品的巴金、茅盾、曹禺、老舍等像鲜花般的作家，为什么被政党“抓”了再去搞创作，怎么一个个都蔫了呢，再也创作不出像样的作品来？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真要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看必须去掉“抓”，由“抓”改为“放”： 放心，放手；去掉“管”，由“管”改为诚心诚意的服务，给创作者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供宽松、包容的社会环境。这比什么都重要。
空气中弥漫着浮躁
前段时间，我与香港《文汇报》原代总编辑、作家、教授曾敏之等几位老先生，在广州饮早茶。其间谈到，现在只要会写方块字的，几乎都可自诩为书法家；会涂抹上几笔的，都可自称是画家。现在所谓的“书法家”、“画家”多如牛毛。大家感叹道：当今中国，一股强烈的浮躁之风，扑面而来！
确实如此。只要看看你的周遭，浮躁之风是何等的炽热：媒体不时揭出一些专家学者教授或副教授，剽窃他人著述，人们对此都已见怪不怪了；一个只上过小学五年级的无业游民胡泽军这个逃犯，用“闫沛东”假名，说“曹操墓”造假，并称已掌握18项“铁证”（可是从未、也不会抖出），一时竟成了炙手可热的“专家”（这与“曹操墓”之真伪无关）。广东的报纸还爆出，一个已婚骗子冒充广东省政府公务员，谎称“有车有房”，竟有4名年轻女子不约而同地甘愿献身。总之，为名为利为权，有人能骗则骗，能假则假，什么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早已抛之九霄云外了。更有人奢望“快速致富”，寻常人想不到的恶招、阴招都使出来了。
发生在去年“7?23”的甬温特大铁路交通事故，我认为，那也是在高铁大干快上、强烈的浮躁情绪控制下的一个必然结果。
目下中国浮躁之风如浊浪排空，整个国家会否出现“7?23”？很难说，我看。
说真话要有勇气
季羡林老先生生前说：“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为什么真话不全讲呢？我想，若把全部真话讲出来，是需要有勇气的。
像“皇帝的新装”，明明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敢说出真相，而由童言无忌的一个小孩子说出来呢？就是因为人们“有忌”。假如碰到一个极端蛮横的皇帝，谁说出真相，说不定人头落地，株连九族！
现在，社会上有这样两句话：“如果真话只能从小孩嘴里说出来，正义与善良便消失了”；“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是社会的耻辱”。
当今中国社会，这两种状况都存在。近日看到一个材料说，有人记述当年一个女地主遭受种种迫害的文章，但撰稿人不肯说出全部的真相。为什么？他坦白说：还怕呀。还怕什么？他没有说。这究竟是他个人的耻辱，还是社会的耻辱？
要让人没有顾忌地敢于把全部真相说出来，是需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的。中国缺少的就是这个。即使在执政的共产党最高层，亦是如此。最典型的，莫过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会上，连那些中央委员都不敢说真话，昧着良心批判彭德怀，就是因为那个年代政治环境不宽松。庐山会议同时也说明：不彻底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不发扬民主，就不可能有宽松的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