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革命走的是苏俄道路，既然苏俄道路上的“工人阶级”一马当先走在头里，中国革命也就将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实干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于是跑铁路的跑铁路，下煤矿的下煤矿，又是组织工会，又是发动罢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们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远东最大、也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但在随后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部队轻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还砍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脑袋，结果是党的第一次重大挫败。挫败之后，一些中共领袖紧紧攥着那张俄国传单不放，对工业化的城市恋恋不舍，继续在大城市里开会、串联，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罢工，发动起义，以及――东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则转变了思路，虽然他们嘴上须臾不离“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脚却走向了广阔无际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至于苏联或共产国际，他们似乎把中共的失败归因于文弱的书生而非工人的领导，于是指定一位工人向忠发当一把手。这个一把手没当多久就被捕了，被捕没多久叛变了，叛变没多久就枪毙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不久也转移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阶级，尽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名列前茅。
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这个革命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实际上的分裂局面，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大扩展了整个工人阶级的规模。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的工业化的主体，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显赫的地位落实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质利益上，国营(全民)企业职工享受了和官僚群体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说，工厂不会倒闭，工人不会失业，看病有本，理发有票，恨不得几月份怀孩子都等着厂里下指标。虽然名义上“工农”像连体婴似的形影不离，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些――原因不光是这些大家年喋喋不休的“城乡二元体制”。第二，在生产关系中，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不能说没有，但跟今天一比，几乎就是没有。而且，由于企业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都是给国家干”的感觉缩短了二者在等级制中的距离。第三，我曾在中国的文化馆系统做过一点点调查，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艺术，经常组织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辅导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工人哼着《卡门》中的咏叹调换工作服时，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会玩乐器的青年工人为数不少。第四，对于亲属子女，工人的身份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例如入伍这个毛时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渠道，“出身不好”的子女是进不去的。军工及高科技保密企业也只招募“政治上可靠”的人群包括工人阶级的子女。教育政策上也是像向工农倾斜。最后，符号上，毛主席时代在标语、口号、报刊、党章、小说、诗歌、音乐、绘画、雕塑、银幕等等，都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符号上的最高礼遇，肯定是可以兑换其他实际好处的。不过有个兑换率，肯定是以多换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择偶标准看做社会实际价值观的最便捷指标――工人并不是首选，而是排在大学生、军人、干部之后。今天很多左翼青年看了那个时代报刊，听了那个时代的歌曲，便天真地以为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真的那么高。我常对这些年轻人说：真的比现在高，但真的不如你们想得那么高。
二
改革开放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在其最初岁月里，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是相当不错的，企业发奖金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们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改革所释放的自由，他们尝到了甜头，苦味还要等等。我五年前曾创作过一部表现主义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描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各类人群命运的起伏升沉。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走在五线谱一样的大路上，有这样一段独白：
三接头倍儿亮
毛哔叽倍儿垂
奖金倍儿高
路子倍儿对
电大下课
约女友去参加一内部舞会
据说一关灯整个一慕尼黑!
当时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让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让任何人更穷，让一些人上去而不是让任何人下去。但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迅速蹿升的知识阶级则在下跌，但跌幅远远小于文革期间的中国第一阶级即军人及其子弟。我1980年代中结婚，妻子在企业工作，她的收入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差不多一倍，她曾笑问我，作为一个东方男人是否感觉不适。我真的没感到任何不适，因为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经济地位虽是她的一半，社会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一倍。当时挣钱最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个体户即最初的民间资产阶级――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嫌说话?嗦，管他们叫“大狱里放出来的”。在党的意识形态排行榜上，“科学”这时成了“第一生产力”，据说是因为马克思说过这话――马克思好就好在他什么都说过。知识分子升格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次提升又满意又不满意：党的好意他们当然明白，但“工人阶级”的“前进帽”谁还稀罕戴呢?总之，他们是觉得，把自己搁工人阶级里面，太让工人阶级占便宜了。
到了1980年代末，部分工人开始尝到改革的苦涩。纺织行业最先沦为“夕阳产业”，大面积经历了关停并转。我在袜厂工作了20年、将近40岁的大姐也在“下岗”之列。关于她的下岗，我当日的一些观感还记忆犹新。第一，她没怎么抱怨，因为很快就被亲戚介绍给从前的徒弟，在人家开的一个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员，收入比原来要多；第二，成为亲戚的徒弟的下属，这在她多少有点社会地位上的难堪，虽然没说出来，但可以感觉到。最早的下岗工人有相当比例不愿到私营部门再就业，想必与毛主席时代的企业职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关系。第三，我们家人，具体说也就是我和父亲这两位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为她的下岗感到难过，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中国改革需要付出的正当代价。
90年代到两千年初，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中国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的喧嚣声中，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大规模下岗。往往一个国营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业便转世灵童般诞生，而老板则不是原来的书记厂长就是销售科长。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在书记变老板的过程中，主流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动还特别生理的理论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 张维迎教授的“吐痰”理论，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国有企业就相当于这样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教授的另一个“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去慢慢嘬。
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吃进肚里，几口就把自己吃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吐向刚刚开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走在大路上》前引那位工人此时走在黄昏的街头喃喃自语：
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
这一万来块钱儿工龄买断费说光就光了
这一身毛病说来就来了
找了一天工作。这天，说黑就黑了――车带还扎了
由于“改革”的合法性当时还是满满的，没有谁会质疑它。最早起来说三道四的是思想界的新左派。但新左派大多披挂厚重的西方左翼理论迷彩服，很像上个世纪初躲在租界里活动的革命家，他们用特别宜于译成英文的中文讲也不知哪国的事，别说工人了，一般学人听着都费劲，因此，影响范围一直有限。得不到思想支援的工人阶级，除了任人宰割，也就剩嘟嘟囔囔了。再引几段《大路上》的台词：
工人一：咱也闹不清国外是不是真那样：四十不到就让回家
工人二：咱也闹不清铁饭碗是不是真该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妈20年就没请过事假
工人三：咱也闹不清那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到底啥意思：厂子被他们几个搞垮，一转脸儿又成他们几个的啦
工人四：咱也闹不清市委党校都教什么，单位头儿进修了俩月真他妈跟大红门屠宰场学徒回来似的!
大路中央的书记――老板们则在交流抢劫经验，蔫损坏的天津卫口音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蔑视：
精英一：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们：别给脸不要脸，趁那什么主义还没凉透，赶紧领俩钱走人，往后下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着滚蛋!
精英二：我们那儿有俩戆头跟我论“领导阶级”这个理儿，我说哎呀呀。咱就别撒泡尿照照了，咱还是拿份报瞧瞧吧，扒开眼儿好好瞧瞧，名都改啦――“弱势群体”――我没造谣吧?遇着那干哏倔，就得阴损坏――“领导”?还真拿小鸡鸡当高射炮了!
精英三：你说怎么着，那天厂里一楞头青到党委找我。说凭嘛我们下你不下?我说凭嘛，这间屋子就俩人咱不说仨人的话：就凭改革相当于踢球。你踢不过我呗!这小子唰――从腰里掏出家伙。我“啪”――三百块钱工资拍桌上：好样的，你干不了别的肯定胜任保卫工作。我聘你当私人保镖!这小子傻么壳眼的还替他一家老小千恩万谢呢警车就到了――这段儿听着是不是跟惊险小说似的?
我十几年前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流经济学家、部长、省长们畅谈经济形势，他们对工人阶级可能的反抗毫不担心。还记得中国东北工业大省的一位省领导介绍他们那里的社会保障，说那里的工人下岗，每人不到七千块钱便买断，还说做职工思想工作就两条，第一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第二条认命。当然就全国来说，肯定不止这两条，例如当时国家就力推一首流行歌曲安慰下岗工人，歌名是《从头再来》，由后来2008年奥运会主题歌的男歌手刘欢演唱。其中“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成为电视剧中的调侃语了。作为新中国“长子”的东北工业垮得最惨，那里的工人心理落差也最大，他们展开大规模的心理自救运动：东北二人转近乎自虐的自嘲，之所以在白山黑水如火如荼，与那里工业大规模凋敝、工人大规模下岗，陷入无助无告的境地有着直接的联系。人应付承受不了的环境压力，会走自杀和精神分裂两条道，东北人以及很多中国人则选择了第三条道――笑。笑在这些年里已成为中国最大宗的文化消费品了。
在工人的下岗面前，当代文化表现得异常可耻。中国的文化精英早已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把自己当年也积极参与了的罪行通通推给“专制集权”的政治精英去埋单。例如《河殇》的作者苏晓康，1990年代初已为流入，还在海外献计献策，让当局坚决搬开老工人这块改革的绊脚石呢。等到政治精英照他们的意思“壮士断臂”、搬开了绊脚石之后，他们又转而呼吁绊脚石们起来闹工潮，说绊脚石之所以被搬开，都是因为没有民主宪政，没有独立工会。除了这些胸有蓝图、先轰工人下岗、再哄工人上街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一般的学者文学艺术家则对成千上万工人的沦落采取装没看见的态度。也许，他们是真没看见。他们1980年代三步并作两步走向戛纳走向柏林“走向未来”：1990年代则齐刷刷钞票似的从一台点钞机直奔另一台点钞机――即便被方舟子验出是假钞也绝不掉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哪来余光顾及别的事情?少数有良知的艺术家留下寥若晨星的见证，包括描写沈阳工业败落的纪录片《铁西区》、描写黑龙江国企工人挣扎的小说《父恩难辞》，描写深圳南方工人苦难的《那儿》以及最近的电影《钢的琴》。《父恩难辞》的作者赵剑斌我认识，他的小说出版极其艰难，更不用说搬上银幕了。感人至深的《钢的琴》虽然荣获东京电影节的奖项，但在国内上映时，友人祝东力去的那个影院放映厅里只坐着他自己，与张艺谋、陈凯歌导演的那些没灵魂没血肉但就是有钱吆喝的商业电影形成刺眼的反差。
2000年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酵，“改革”逐渐用尽了它原有的能量，质疑和反抗随之浮出水面。2006年创作的《大路上》中有这么两句台词：
精英一：从前，咱们一提“改革”。干他妈什么不行啊!
精英二：如今，他们一听“改革”，就想着锁防盗门拨110――
2003年后，社会保障体系有所加强，城市低保水平有所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有所改善。这一代工人阶级的问题，政府解决了一部分，家庭子女消化或稀释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交给了时间：随着他们的老去，他们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当然还是他们自己和家庭的问题，但已不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了。
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心目中的“工人阶级”是不包括农民工的。这也不奇怪，农民工是一种工农混合身份，两种身份此消彼长，农忙时是农，农闲时是工，刚“洗脚上田”，又脱鞋下田，有的弃农务工，但离土不离乡，有的离县离省甚至远走深圳北京，身份飘忽不定。不过这些年随着农民工的新老换代，“工”的比例明显占了上风。我去过的农村，交谈过的打工青年中，会做或做过农活的真不多了，他们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这种认同上的变化所形成的张力势必对目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发起新一轮的冲击，在推动城市化进城的同时，改变既有的“工人”定义。
农民工一度也叫“盲流”。这两个字颇为传神，它描画出了一种坚定不移却又不拘一格的原始冲动，就像黑暗 中奔行的河流。这股集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于一身的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人口迁徙，很多人喜欢将它追溯到1979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认为家庭联产承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人口，这个剩余人口与方兴未艾的城市商品经济所拉动的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一拍即合。这种经济学的解释大致不错，但也有个小问题：以中国的人均耕地水平，剩余劳动力其实不用等到家庭联产承包早就是一个事实了。是巨大的城／乡、工／农差距造就了缩短差距的欲望，是适时的时代变迁尤其是政策转变成就了这个欲望。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打工潮是一场追求平等的运动――当然，相对于打工者在乡间的左邻右舍，它也是一场追求不平等的运动，
农民工的出发点是城乡二元体制下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平、极为艰苦的劳动环境。如果忘了这个起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尤其是真实心境。这个起点决定了打工者几乎无论往哪儿走都是往上走。往上走也会经历种种痛苦，感受种种艰难，但这其中自有一股精气神，与城市工人阶级的消沉绝望形成鲜明反差。我有回在北京一个商店买了两条便宜裤子，店员介绍我去附近一个省钱的裁缝铺给裤子牵边。那个铺子是一对中年农村夫妇开的，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屋子，差不多成了衣服裤子的密林。工作台、饭桌、床三位一体，上面堆着几摞衣物，其中一摞忽然一动，原来是个孩子看小人书看完了。厕所也兼着厨房，男主人正蹲在马桶边淘米洗菜。门随时被推开，不是顾客来取衣服，就是邻居大妈来搞自助一一“还儿你的烙铁好使!”女主人应对裕如，很会来事儿。如果不是配备了这样一种上坡心态，数亿农民工如牛似马的打工生涯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廉价、耐苦、乐观和规模所合成的“比较优势”，在过去几十年中攻城略地，摧枯拉朽，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真真切切的影响。
就像前面说过的，农民工整体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他们从中国社会阶梯的最底层攀登向上，“境”有所改观时，“心”也会随之改变。新一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要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心中所想已不再是父兄们的“空手出门，抱财回家”了，他们的心态应该更接近城市的边缘群体或发达国家的二代移民。构成他们人生参照的，已越来越不是老家的左邻右舍，也不是同学亲戚，而是城里的红男绿女了――一些倒饰得跟出口转内销似的农村打工妹，跟二三十年前当保姆、弹棉花的看着已全然两样了。他们正在从小池塘里的大鱼中鱼，变成大池塘里的小鱼。小鱼对苦难会更敏感，对公平会更期待，对大池塘的现状会更不满，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小鱼在情感上已不属于小池塘了。2010年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令整个社会惊骇莫名，公众忽然间发现，此农民工已非彼农民工。一个企业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自杀行为，当然可以有更复杂的包括精神卫生方面的解释，但这个事件无疑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历史转折期：向劳动、榨取最大利润的道路，已遇到来自新的底线――读过小说、写过诗歌、没事就泡网的新一代农民工――的以死抗争。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圈，近些年对农民工的境遇表现出难得的同情，他们不但兴致勃勃地教他们跳舞、同他们唱歌，把他们拉进“行为”或“装置”艺术，还红着眼圈看他们表演自己的故事。很难想像这些慈爱的面孔头些年会对城市工人阶级冷若冰霜。这其中的原因可稍作分析。首先，农民工还是农民，在社会光谱上离知识分子足够远。有的东西要近了才可亲，有的东西得远点才可爱。农民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们更像书中人或画中人。城市工人可惜就没这么抽象。其次，在利益上，农民工对以文化产业及创意产业为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构不成威胁，他们冲击的，是处于经济低端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农民工以廉价劳动攻克城市工人阶级铁饭碗的同时，拉低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让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城市中产阶级受益匪浅。再次，在传统阶级斗争理论中，并没有“农民工”的说法，这样一个陌生的概念，不会勾起知识分子的伤心往事。最后，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实践把一部分知识分子一遍又一遍从虚拟精英的半空活活摔在柏油马路上，这让其中一些感觉敏锐者觉得自己跟农民工也差不来离，甚至还不如呢，同情他们就是同情自己。总之，知识分子整体对农民工的态度，比起1980、1990年代对农民的鄙视和对工人的无视，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其实他们跟农民工群体多些往来，回报未必小于付出。著名摇滚歌手汪峰有首不太著名的《春天里》，就是因两位农民工旭日、阳刚的演唱而家喻户晓，红极一时。那首歌讲的是：如今已经是中分背头要什么有什么的艺术家，无限怀念留着长发背着吉他有席梦思不睡非睡桥洞的少年时代即“春天里”。这种近乎无病呻吟的小情小调，缺少摇滚所要求的、有充分社会根据的冲击力。而两位胡子拉碴青头楞脸的原生态农民工，一手拉着亿万农民工几十年冲寒冒暑的浩荡奔走，一手拉着艺术家的个人主义抒情怀旧，真不啻为一笔小生意拉来巨额投资。作为中间人，这二位农民工歌手自然也拿到不菲的“提成”，如今各自都配备上经纪人了。
(摘编自《领导者》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