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思政治理想主义，旨在重新评估它对20世纪历史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政治理想主义行动本身的代价，对政治理想主义行动主动者而言的合意性，以及对被动卷入者而言的正当性。事实上，大多数政治理想主义行动代价高昂，行动结果并不合意，而且缺乏必要的正当性。
关键词：政治理想主义；行动代价；合意性；正当性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2.018
20世纪的政治和历史见证了政治理想主义的兴起和覆灭。在东方，日本以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为名，对周边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在西方，希特勒发誓要为更大的“生存空间”而战，并为雅利安种族的血统纯洁而大肆屠杀犹太人。苏联则试图在旧农奴制基础上，跨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引起中国和越南等国家纷纷效仿。单纯从政治理想和宣传口号上看，如果说它们不是深入人心，至少也曾为众人所信。然而，这些政治理想的实现过程，却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腥画面，引发了美苏冷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重大历史事件。
在这些政治理想中，谁是正义的代表？谁是邪恶的化身？如果说苏联的马列主义是正义的，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是邪恶的，那么当人们发现，斯大林的劳改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并不亚于希特勒的集中营时，又该作何感想？当人们发现，在“卡廷惨案”中，苏联屠杀了两万多名波兰军官，却与法西斯德国相互指责、推诿责任时，政治理想的正义与邪恶，还是那么界限分明吗？其实，政治理想本无所谓善恶，应该为这些历史上的人道灾难负责的，不是政治理想，而是政治理想主义。
一、政治理想主义及其行动
在一定程度上，政治理想可视为对政治现实的超越性和批判性表达，它悬置或模糊（有意或无意地）了对自身可行性的考虑，而专注于观念领域的设计和规划。政治理想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散见于政治哲学家著作中的政治理想，即使以其最极端的形式――乌托邦而言，也为现实政治生活树立了一个个标准，起着灯塔般的指引作用。对此，康德曾说：“作为国家形式的乌托邦是人类不能缺少的，人类看不起乌托邦就等于人类自身的堕落；即使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认为我们还是有希望得到拯救的，而且最终能得到拯救。”[1]
一般而言，政治理想主义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流派，强调道德标准和理性原则，主张通过国际规范和超国家的国际组织来维持国际秩序；二是指一种追求完美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它对政治现实抱批判的、革命的态度[2]。政治理想主义意味着它是关于某种政治理想的主张或信仰；该政治理想的信奉者们预备以理想主义的态度（即基本不顾现实的制约条件且充分相信甚至夸大行动的效果）实现之；它更为关注行动的趋势和指向，而非行动是否成功。
自柏拉图以后，经《乌托邦》、《太阳城》、《大洋国》，一直到18世纪西方主张契约论学说的思想家（如卢梭、霍布斯等），这种政治理想主义一路高歌猛进，并在法国大革命及其前奏启蒙运动中达到高潮。其中，《理想国》为一种较为完备系统的政治理想主义开了先河，它首先争辩说哲学家有权想象一个完美的国家，而不用严肃考证其是否可能在历史或现实中存在。柏拉图写道：“我们关于国家和政治制度的那些意见并非全属空想；它的实现虽然困难，但还是可能的，只要路子走得对，像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做。只要让真正的哲学家，或多人或一人，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权”[3]。柏拉图两次叙拉古之行的失败，与其对理想国的坚定信念的强烈对比，至少告诉我们：尽管他（尤其是晚年）承认理想国之（几乎）不可能实现，但认为理想国本身仍是有价值的和必要的。
政治理想主义往往对布满不公的现实生活具有近乎本能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而且政治现实越是不公，这种吸引力就越大。一旦政治理想为人信奉并有人据此行动，该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便再也不可能只是纯粹的学院派作品了，而往往不可避免地对现实政治行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托克维尔指出，尽管不能说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但这些思想的确对大革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4]。
当然，历史并不总是给予所有的政治理想以付诸行动的机会，因机不逢时而流产者并非少见，如康有为的大同理想[5]。紧随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之后，一旦革命爆发，形形色色的政治理想主义便立刻走向前台，宣称它们将按照哲人们伟大的设想，在混乱的世局上建立起一套伟大的新秩序――它们纷纷许诺一个个新世界①。
二、政治理想主义行动的代价
政治理想通常包括两个面相：历史和现实中的人是什么样的；将来的也即理想中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至于联结二者的桥梁――政治理想主义行动，或激进，如暴力革命，或温和，如渐进改良，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思想家对人性的认识，以及对历史、现实和未来抱悲观还是乐观的看法[6-7]。从根本上说，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及其代价的大小，取决于政治理想是否符合现实，或者说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但关键问题是，如何判断政治理想是否“符合”现实。在政治理想实现之前，没有人知道它是否“符合”现实，也没有人知道它离现实究竟有多远。而在政治理想实现之后，对它是否“符合”现实的追问已无意义，因为该付出的代价都付出了――即使其中有些代价可以避免。
一方面，政治理想是否“符合”政治现实，或者说距离政治现实有多远，对判断所需政治行动的代价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在政治理想付诸行动之前，又难以作出判断。对政治理想主义者而言，正是这种困境打开了实验主义哲学的大门。当政治理想主义者行动时，他面对的是“不理想”的现实和不确定的未来，反复试验、多次试错，对所抱的政治理想本身，抱以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态度，便是一项自觉的选择――既然拘泥于理论和奉行原教旨主义常常通向死胡同，唯有根据行动中的变数随时加以修正才是明智的。
政治理想主义者信奉的实验主义哲学，直接导致他忽视政治行动的代价。因为，奉行实验主义者的哲学，虽然相对于直接宣称政治理想能否实现的“先知时代”是一个进步，但它将共同体中的其他人当作实验的工具和样品。政治理想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不是每次政治行动的代价，而是多次政治行动成功的概率――那些失败的政治行动，往往被作为实验成功必须付出的“代价”或“学费”而正当化了。
但事实上，无论政治理想主义者如何“理想”，他都必须承认一个起码的真理：我们人类所在的时空都是不可逆的。因此，当你采取某项行动时，无论结果是成功或失败，严格地说，你都没有机会重来。对于政治理想主义者而言，亦是如此。政治理想主义行动一旦实施之后，在背后支持它的一切人或物便沉淀下来，成为代价或成本。而任何行动对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大规模的政治行动，都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这样，虽然从政治理想主义者的角度看来，实验成功的概率很高，实验的代价可能很小，但对于置身于政治理想主义行动中的个人而言，他们付出的代价可能是鲜活的生命或全部的人生。
政治理想主义很少或从未充分考虑行动的可能性。也许它完全不屑于这么做，因为仅仅有完美的理想几乎就可以提供足够的理由，使人们对政治现实的限制条件产生错觉并走向随之而来的盲目自信。这样，假如事后证明――行动失败之后，该行动的确有某些不可能性之处并因此失败，当初强力推行的一切已成既往，种种付出和牺牲便成历史，作为行动的代价而淹没于滔滔岁月之中。但假如行动之结果是成功的，这是否就证明了政治理想主义的成功呢？要回到这个问题，需要分别从政治理想主义行动的主动参与者和被动卷入者的角度，考虑合意性与正当性的问题。
三、政治理想主义行动的合意性与正当性
一方面，对政治理想主义行动的主动参与者而言，存在一个行动后果是否合意的问题：即行动后果是否如理想中那样是他想要的？首先，站在政治理想主义者（主动参与者）角度思考――他自己是否愿意生活在他理想中的那个政治世界里。一般而言，答案是肯定的，对于其中的狂热者来说尤其如此。但是否所有主动参与者都是愿意的呢？那些采取主动姿态参加行动的人，并非总是经过充分而成熟的考虑；有针对性的甚至是刻意的宣传（这些被认为是对他有利的和必要的）和巨大的群体压力等，都可促使一个旁观者转变为积极分子。因此，除了少数坚定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之外，即使那些以主动参与者姿态出现的人，对行动后果是否合意的问题，也并不总能给出肯定的回答。
其次，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行动一旦介入现实之后种种不可控的因素，这些因素将急剧改变行动的既定方向，迫使行动随时作出修正。在这种情况下，当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之后，即行动完成之后（无论成功或失败），认为这一结果仍是合意的可能性――以及抱这种想法的人还有多少？那些在行动过程中对行动结果之合意性的预期，将被行动的不断修正所破坏，最终他面对的行动后果，可能正如海涅所说：“我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当然，面对事与愿违的行动后果，政治理想主义者可以拒绝承认其政治理想已经实现，而将其再次推向遥远的未来。但这也正说明了政治理想主义本身的某种失败，至少就它未能遵循其宣称的时间表而言是如此。
另一方面，对于政治理想主义被动卷入者而言，存在一个正当性的问题：他或她被卷入政治理想主义者的行动中，并因此遭受失败，承受代价，是正当的吗？②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为本非自愿参与的政治理想主义行动承担代价，对他而言是一种强制或专制，至少是非自愿的牺牲。不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仍可通过如下方式加以辩解：即便是行动之后果并不令人满意，但考虑到行动之前卷入者的生活更不令人满意，所以不妨认为行动仍是正当的。然而，这一判断有多少是源自政治理想主义者根深蒂固的“进步”信念，有多少是旨在合法化本不令人满意的行动后果，是很难区别因而也是值得怀疑的③。
对政治理想主义行动前后的情形和行动的成本收益，要作出明确的划分和精确的分析，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可以退一步，承认即便是失败了的行动也有利于卷入者，正当性的问题也并未消失。因为，假如没有征得一个人的同意，便采取可能改变（而且事实证明已经改变）他个人处境的任何行动――即使是向好的方向改变，也并非总是像政治理想主义者宣称的那样正当――不要忘记那声骄傲的拒绝：“请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④从宗教家的救世情怀到“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教诲，就此而言，其实都暗含着一种强权逻辑：因为我比你好，所以我有责任使你变得更好（希望是更好，至于更差，这一高尚的动机也使较差的结果显得无可厚非了）。
四、结 语
在将政治理想付诸行动的过程中，充溢着这样一种期待和力量：拒斥“旧人”，塑造“新人”。尽管这一点并非总以明确的面目出现，但它确是行动的终极目标和目标实现之后的必然产物。对历史和现实共同铸就的、已存的活生生的人来说，政治理想主义的行动要求他们作出改变，以适应或迎合理想中的新的生活。而且，政治理想主义要求的改变不是局部的修正，而是全面的、彻底的革新。它从个人道德、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对个人的生活提出革命的要求。换言之，政治理想主义的核心目标和实质是塑造新人，无论这一努力是否成功――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失败了。
政治是关于所有人的活动，共同体的每一个人都是它的中心。正如康德所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政治理想主义及其行动，在历史上大规模的革命和政治运动中，清晰地显示出它们所要求的给社会带来巨大代价：触目惊心的人道灾难与难以数计的财产损失。这些为政治理想作出的牺牲，很难说是值得的。何况，政治理想主义的行动者并非总能够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对于那些被卷入政治理想主义行动的人来说，不得不承受行动的种种后果（即使是好的后果），其正当性也是大可怀疑的。政治理想本身可以是浪漫的和诗意的，但追求政治理想浪漫和诗意的过程关系到共同体内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生活。就政治理想主义试图改进人的生存状况这一目标而言，其意可嘉；然而，当它们试图对人本身进行改造时，便是不折不扣的僭越了。
注释：
① 例如，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启蒙运动，以及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作为政治药方的种种政治理想主义活跃的典型时期。前者如百科全书派思想家狄德罗、伏尔泰等，当然还有卢梭；后者如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他们都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政治主张，并试图付诸实践。
② 所谓被动卷入，可以界定为：除了他对行动目标有充分理解，并出于个人自由意志而采取行动之外的一切情形。在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并非每一个人的加入都是出于自愿，这一点或许无可置疑。正当性问题的提出，可以通过下面的一个情境加以理解：陈寅恪在1949年后数次拒绝出任社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职务，这可视为他对新秩序的一种拒绝，或超脱的挣扎，但以悲剧性结果而告终。参见刘斌等编著的《寂寞陈寅恪》一书，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关于革命必然带来更好而不是更坏生活的信念假如不存在，它便不能在20世纪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扩张开去。即使失败，人们仍然相信处境变好而不是变坏了，否则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也就不是真正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了。还有，中国历代统治者趁修史之时将前朝境况之坏极度渲染，以此彰显“新的”道义的胜利和本朝政权的合法性，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吗？
④ 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拒绝是十分经典而且发人深省的。它意味着，即使贫贱如一乞丐，由其他人擅自为其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也是不正当的，因而将无可避免地招致拒斥。因为，强大与弱小的对比，并不构成弱小者必须接受强大者帮助的当然理由，尽管这是我们道德谱系中的美德之一。“达则兼济天下”的前提是，“天下”的同意，若非如此，便只能是“达亦独善其身”。否则，即便以“我佛慈悲”的面目出现，也终归是强制的。
[参考文献]
[1] 莫尔.乌托邦――关于未来完美社会的全部设想[M].吴 磊,编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133.
[2] 杨春时.从道德理想主义到政治理想主义[J].粤海风，2008（2）：11-14.
[3]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55-256，310.
[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 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74-183.
[5]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6]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盛葵阳，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7] 徐大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文 格）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Idealism
YU Jin-ha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The aim of reflection on the political idealism is to reassess its impacts on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the 20th century. It mainly includes three aspects,i.e. the cost of political idealism action itself,the desirability in terms of those who take the initiative,and the legitimacy in terms of those who are passively involved. In fact, most of the political idealism actions have paid high price,while their outcomes are not desirable and lack necessary legitimacy.
Key words：political idealism;costs of action;desirability;legiti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