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望族家训直到六朝才开始萌发，宋代以后真正兴起，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这与江南望族的个体发展、江南望族教化意识的激发以及江南文化中心地位的变迁是相吻合的。宋代成为江南望族及其家训发展的重要时代，是因为宋代规范化的科举制度给寒门成为望族提供了机缘和条件，并且由此激发了家族教化意识，突显了家训教化的功效和作用。
江南望族家训作为家族教育主要载体，首先是一个家族的家族思想、家族观念、家族精神、家族风气、家族文化等家族个性传统的凝聚和总结，然后通过家族训诫和教化，使家族个性传统得到传承和发展。因此，江南望族家训促进了江南世家文化的传承，同时在地域涵化作用下，又整合了江南世家文化的共性特质，助推了江南区域文化的发展。
从文化传承性来看，以家训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家族教化主要体现在家风和家学两个方面。钱穆在《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说：“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家风重在立德，包括人格道德、思想品性、伦理关系和行为规范等；家学重在立业，包括经史为主导的学术、诗文为主体的文学和书画为代表的艺术等。江南望族家训正是从这两方面教化来传承江南世家文化。
首先，从文化主体来看，家训教化促进了江南世家文化传承主体群体性特征的形成。江南望族子孙受到终身教化和全方位教育，普遍具有较高文化水平，易形成家族群体性特点。如吴江沈氏世家，从沈?至沈位五代共有作家10人，沈氏世家第八代的作家有10人，第九代有28人，第十代有33人，第十一代有28人，第十二代有16人，第十三代有8人，第十四代有5人，充分体现了家族群体性特点。不仅家族男性如此，家族女性亦然。同样以沈氏世家为例，先后有多达28位女作家。
其次，从文化传承来看，家训教化促进了江南世家文化家族意识自觉性特征的形成。江南望族家训十分重视世家文化的家族意识培养，如陆游《读经示儿子》：“通经本训诂，讲字极声形…一此是吾家事，儿曹要细听。”又如惠栋不仅自己“尊古训，守家法，宗汉学”，而且希望家学能够世代传承下去：“顾念诸儿尚幼，日久失其读，有不殖将落之之优，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吾子孙其世传之，毋隳名家韵也。”
再次，从文化客体来看，家训教化促进了江南世家文化主体形态趋同性特征的形成。由于大体相同或相近的教育环境和教化导向，各世家文化的专长都集中于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领域，或经，或史，或文，或艺，少有溢出者。即便是同一门类，如文学，也有诗、文、词、曲的不同专长。正是此趋同性特点，形成了江南世家文化犹如家族名片一样的独特文化个性和标志。当然，江南世家文化往往是一专多能，除了具有世代相传的专长外，同时还能兼顾其他文化形态。
最后，从文化传播来看，家训教化促进了江南世家文化文献保存累积性特征的形成。江南望族家训很重视家集的保存和传播，如《毗陵盛氏族谱’例言》训诫日：“艺文有志，所以表文献之传，子孙宜世守珍藏而勿坠也。”家集保存具有家族累积性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对家集著作的整理和刊刻上。为了“荣光宗福，佑启后人”，家族子孙往往会不断地对先人的著作进行加工整理、修缮刊刻，最终是家族总集、家族丛书和家族书目得到大量出版和传播，并反哺世家文化的发展。
以江南世家文化为主体的江南区域文化借助地域涵化形成了其地域共性特点。穆彰阿为吴县潘世恩编《潘氏科名草》作序日：“盖闻文章之事关乎其人之学之养，而其所由极盛而不已者，则非尽其人之学之养为之，而山川风气为之也。江南乃古名胜之区，其分野则上映乎斗牛，其疆域则旁接乎闽越，而又襟长江而带大河，挺奇峰而出秀美，故其灵异之气往往钟于人而发于文章。”这正指出了江南世家文化的地域涵化特征。地域涵化不仅使江南土著世家文化的地域特征得到突显，而且使外迁文化快速融入和归化到江南文化圈里。地域涵化离不开联姻、师从、唱和等人为干预和影响，而家训教化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江南地域的大环境里，江南望族家训通过有意识的规范和教化促使世家文化的地域涵化特征得到自觉的贯彻和实现，从而形成了江南区域文化的地域共性特征。
第一，在文化生活上，家训教化突显江南文化以读书为重和藏书兼顾的书香文化特点。江南望族家训具有重视读书训诫的普遍特点，读书固然可以科举入仕，获取功名利禄，提升家族声望和地位，江南望族的兴起和维持事实上也是如此，但读书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怡情养性的文化生活方式。如黄廷鉴《杂诗》：“丹铅不厌疲，青藜可照读。脉望且神仙，此乐吾弗告。”由于重视读书，与此相关的藏书刻书也成为江南望族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全国私人藏书和刻书中心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
第二，在文化形态上，家训教化突显江南文化崇文为主和农商共存的开放文化特点。江南文化以崇文为基本特点，但并不排斥农耕文化和工商文化。由于特殊的地域条件，江南形成了发达的农耕业和工商业，不少家训强调耕读并重、士商兼容。如汪辉祖Ⅸ双节堂庸训》卷五《蕃后》：“农工商贾，无不可为。”长洲《彭氏宗谱条例》：“宗人生业，以读书习礼为上，次则训徒学医务农，次则商贾贸迁。”这些都体现了江南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化。
第三，在文化精神上，家训教化突显江南文化尊儒为本和异质兼容的包容文化特点。从文化本质来说，江南文化仍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价值导向和思想指导。金生生《家诫》：“立身惟树德，大本在伦常。忠孝揭日月，岂待言说详。”但江南文化在尊儒的同时也能包容异质文化，宗教文化和隐逸文化也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儒家文化融合在一起，如袁黄《训子语》即以宗教思想观念来训诫子孙积善向德和成圣成贤。
第四，在文化功能上，家训教化突显江南文化审美为先和伦理并重的诗性文化特点。由于自然山水的先在、发达经济的支撑和崇文家训的教化，江南文化更强调审美。同时，江南文化的伦理功能同样得到重视和肯定，从而形成了审美与伦理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