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三国至明代；组玉佩；源流 【摘 要】本文以三国时期至明代出土的玉佩饰为证，与当时的典籍一一相对照，辨识组玉佩中的珩、璜、琚、?、冲牙的具体形态，并对其在不同时代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考证。
上古时代的组玉佩[1]究竟是什么样子，目前已无从考证，清人俞樾曾说：“夫古人佩玉咏于诗，载于礼，而其制则经无明文，虽大儒如郑康成，然其言佩玉之制，略矣。”[2]连东汉大儒郑玄都未曾论及玉佩的具体形式，这一则可能是周代的组玉佩至汉时失传已久，二则也可能是组玉佩在流传的过程中变化复杂，并没有定式。近年来出土了大量周代的组玉佩，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组玉佩组成方式之繁复，不能以定论[3]。而对于周代以后的组玉佩，我们以出土文物为证，再对照当时的文献，或可窥知一二。
《周礼?天官?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贾公彦释曰：“佩玉者，王之所带者，谓佩于革带之上者也。”[4]又《释名》释佩：“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贰也。有珠有玉。”从这里可以看出，组佩玉似专指成对佩于腰间的一种玉佩[5]。
《诗?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毛传》注：“杂佩者，珩、璜、琚、?、冲牙之类。”孔颖达释曰：“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玖，石次玉也。”[6]《离骚》：“佩缤纷其繁饰兮。”[7]《九歌?大司命》：“玉佩兮陆离。”[8]可见组玉佩构成复杂，组合了不同的玉佩饰，所以才能繁复的“缤纷”，色彩绚丽，熠熠生辉，但每个具体的饰件是什么样子，却无明言。
战国时期兵祸不息，佩玉为礼，不能用于战争，是时已无用，遂弃之。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重订玉佩之制，“至孝明皇帝，乃为大佩，冲牙、双?璜，皆以白玉”[9]，但汉末又失传。三国时期，魏国侍中王粲兴造制度，重新勘定玉佩之制，这一古老的礼制才传续下来，并一直延续到明代。
一
1998年，南京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出土了成套的组玉佩[10]，因未被盗扰，所以出土玉佩完整。其中高崧之父高悝墓中的组佩原始位置基本未被扰乱，根据其摆放位置，复原了两副玉佩。这两副玉佩结构一致，唯构件略有差别。每副玉佩可分为三排，最上面一排是一扁长的椭圆形玉饰，上缘中部饰五突小连弧，中有一孔，下缘为二凹连弧，分布三孔。其下一排的中间是稍小一些的椭圆形玉饰，上缘中部亦饰五突小连弧，下缘为三凹连弧，上有一孔，下有二孔；两旁各夹以一个半璧，上有一孔，下有二孔。最下一排为五边梯形玉饰，上缘中部饰五突小连弧，中有一孔；旁有玉珠两颗，上缘穿两孔（图一，1）。
向上溯源，西晋刘弘墓[11]出土的组玉佩（图一，2）与此佩形制相同。再往上，可见这种玉佩形式最早的源头应来自三国时期曹植墓组玉佩[12] （图一，3），虽然这两墓出土的玉佩并不完整，但仍可根据高崧家族墓出土的玉佩来复原。上文提到重新勘定玉佩之制的魏侍中王粲，卒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植卒年根据墓志记载为太和六年（232年），可以推测，曹植墓中出土的组玉佩之形制应源自于王粲，而王粲勘定的玉佩之制又出自于何处呢？《三国志》中云：王粲“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裴松之引张?《汉记》注曰：“龚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顺帝时为太尉”；“畅字叔茂，名在八俊，灵帝时为司空。”[13]其曾祖生活的顺帝时代约为东汉中期，离重订玉佩之制的汉明帝永平二年不过六七十年，所以王粲“多识旧仪”。《隋书?礼仪志》亦云：“汉明帝始复制佩，而汉末又亡绝，魏侍中王粲识其形，乃复造焉。”[14]既然王粲所复造的玉佩之制来自于汉代，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根据典籍与出土文物相对照，一一辨识珩、璜、琚、?、冲牙的具体形制。
对于佩玉之制，郑玄引《韩诗》云：“佩玉，上有葱衡，下有双璜、冲牙，?珠以纳其间。”[15]《玉藻》曰：“佩玉有冲牙。”郑玄注：“居中央，以前后触也。”又云：“冲，状如牙。”[16]《大戴礼记?保傅》篇说佩玉：“上有双衡，下有双璜，冲牙、■珠以纳其间，琚■以杂之。”卢辩释曰：“衡，平也。半璧曰璜。冲在中，牙在旁。纳其间，纳于衡璜之间。总曰■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17]从以上所引可看出，珩有两个，形状平直而稳，璜是璧的一半，也有两个，冲牙像牙的形状，而琚■则为■珠，位于珩璜的中间。
《初学记》引鱼豢《魏略》曰：“有双璜、双珩、琚■、冲牙、琨珠为佩者，汉明帝采古文始制。”又引《三礼图》曰：“凡玉佩，上有双衡，衡长五寸，博一寸，下有双璜，璜径三寸，冲牙、■珠以纳其间。上下为衡，半璧为璜，璜中横以冲牙，以苍珠为■。”[18]这里说得很清楚，珩的位置在上下两端，最上为珩，最下也为珩，冲牙的位置是在璜的中央，■为珠。
据此对照高崧家族墓出土的组玉佩，最上面是一椭圆形玉珩；中间一排稍小一些的椭圆形玉饰，据《三礼图》应该被称为冲牙，其形也与人的牙齿正面形状相似，两旁夹以半璧之璜；最下一排五边梯形的玉饰，也应该被称为珩，玉珠当为琚■。
据俞樾《玉佩考》所说，■、■，都为蚌珠，属于较次的玉石，“琢而圆之”。他同时也认为，《保傅》篇说佩玉有双珩有误，应该最上为珩，最下面的玉饰为冲牙，而琚■则为磬形玉佩，正面为■，反面为琚[19]，这实在是差之千里了。《国语?晋语二》：“白玉之珩六双”，韦昭注：“珩，佩上饰也，珩形似磬而小。”[20]综观曹植、刘弘、高崧家族墓出土组玉佩中的五边梯形，均与磬形很相似，但与“状如牙”的冲牙则没有半点相似之处。
形状不同、位置不同的两个玉饰，何以都被称之为珩呢？据孙机先生在《周代的组玉佩》一文中考证，太原春秋晚期的晋赵卿墓和湖北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一类玉“龙形佩”，根据河北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此类佩上的墨书铭文，这种“龙形佩”被称之为“玉珩”，位置都是悬垂于组玉佩的最下部。而中山王墓中还出土了另一种也被称为“珩”的玉饰，与出土实例相对照，常被安排在组玉佩的顶端或当中的关键部位，其下悬挂其他的玉佩饰[21]。也就是说，至少在东周之时，已经有两种不同的珩，其位置一在上，一在下（图二）。《大戴礼记》和《初学记》中所说的“双珩”，或许来源于此。
二
南北朝时期，组玉佩的制度一直延续着，但其形制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悄然变化。南昌京山1号墓[22]出土的四件玉饰，从图上可以看出为一珩、一冲牙、两璜（图三），发掘报告将此墓断为南朝时期。山西北齐鲜卑贵族库狄■洛（卒于562年）墓[23]中出土了一珩（图四）、两璜、二枚石珠。南昌京山1号墓和库狄■洛墓中所出的两璜与曹植、刘弘、高崧墓出的相同，都是一边一孔，一边两孔，库狄■洛墓中的石珠也是两孔，可以推测，这两墓的玉佩形制与上三墓是相同的。
太原北齐鲜卑望族娄■（卒于570年）墓[24]出土了玉珩2件，玉璜12件。从发表的图中可见，其玉璜是从下至上直径逐渐加大的（图五，1），从排列上看，似乎更像西周多璜组玉佩的形制（图五，2）。发掘报告只说玉璜12件，并未详言细节，而图上只有5璜，也无法看出是否有大小相同的成对玉璜，但就图中所见，璜为左右各有一个穿孔，已不复之前的三孔。北周武帝宇文邕（卒于578年）墓[25]出土两珩、两璜，此两璜也只有两个穿孔（图六，1）。
西安市南郊小寨出土的北周玉佩[26]有三珩，二为上珩，一为下珩（图六，2）。此副玉佩的下珩与前述玉佩的下珩外形差不多，但上珩却已有了较大的变化。如果说曹植墓、刘弘墓、高崧墓、南昌京山1号墓与库狄■洛墓中的上珩大同小异的话，那娄■墓的上珩则变化明显，整个珩接近三角形，上部为二大弧中间夹一小弧，底部的二弧弧度很深，使得两边内弯的弧线呈钩形（图六，3）。西安小寨的北周玉佩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变化，整个珩形由扁长变得更圆，上面则是二小弧中间夹以一大弧，而下部中间的尖弧则分裂为两小弧。可以看出，西安小寨的上珩底部侧边向内弯曲的弧线与娄■墓的很相似，或许是由此发展而来。隋代的玉佩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变化，从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卒于610年）墓[27]以及田德元墓[28]出土的上珩可以看出，上珩底部中间的尖弧由两弧变为三小弧，底部向内的弧线更为弯曲，两边的尖角向内勾起，整个珩形看上去像一朵花（图七，1、2）。
三
唐代的舆服志中，对玉佩的形制不曾提及，新旧唐书也只载“白玉双佩”[29]。唐代的经学家们在注疏《礼记》、《周礼》时，都详细提及了玉佩的形制。《礼记正义》中孔疏云：“佩玉之制，按韩诗外传云‘佩玉，上有葱衡，下有双璜冲牙，■珠以纳其间’，则古之佩玉，上以葱为衡，横置于上，以贯珠之绳三条悬于衡上，垂之而下，以双璜悬于两畔绳之下端，又以牙悬于中绳下端，使前后触璜以为声，衡之下，璜之上，皆贯■珠，故云‘■珠以纳其间’，谓纳于衡璜之间也。”[30]贾疏则进一步详言：“‘佩玉，上有葱衡’者，衡，横也，谓葱玉为横梁。‘下有双璜冲牙’者，谓以组悬于衡之两头，两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双璜。又以一组悬于衡之中央，于末著冲牙，使前后触璜，故言冲牙。案毛诗传，衡璜之外别有琚■，其琚■所置，当于悬冲牙组之中央，又以两组穿于琚■之内角，斜系衡之两头，于组末系于璜。云‘■珠以纳其间’者，■，■也。珠出于■，故言■珠。纳其间者，组绳有五，皆穿珠于其间，故云以纳其间。”[31]
孔疏、贾疏的说法与前引《大戴礼记》、《初学记》的说法相差很远，一是双珩只余上珩，下珩没有了；二是■珠与琚■一分为二，成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三是琚■所在的位置，本来是位于最下端，与下珩相触而有声，现在放在了双璜冲牙的中间，双璜冲牙由中间部分成为最末端。然而考古证实，上述说法并不正确。
唐李贞（卒于688年）墓出土的玉佩[32]有二珩、二璜、一冲牙，琚■呈水滴样（图七，3）。此种样式，究其来源，与东晋高崧家族墓出土的组玉佩是一脉相承的。另据唐懿德太子墓石椁上刻绘的宫女腰间所佩玉
饰[33]，其形制也是一珩在上，中间两璜夹以一冲牙，末端为下珩并琚■（图八，1）。与此墓差不多同期的唐独孤思贞（卒于696年）墓中也出土了多件玉饰，并复原了一幅玉佩图[34]（图八，2），此图上有两冲牙，冲牙与两璜之间各有组联系，无论是与李贞墓玉佩相比较，还是与前引孔疏、贾疏相对照，都不相符。推测其中一冲牙是来自成对的另外一佩，误穿在一副玉佩中。
无论是李贞墓还是独孤思贞墓，其上珩的样式都是隋姬威及田德元墓出土之上珩样式稍加变化而来，底部两边向内勾起的尖角与底部中间的三小弧相连为一体。而晚于此两墓的唐永泰公主（卒于701年）墓，出土的上珩[35]（图八，3）与姬威及田德元墓出土上珩也极为相似。如果说李贞墓和独孤思贞墓出土的玉佩为明器[36]，仅能参考，那么将唐张九龄墓[37]出土的上珩（图八，4）与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上珩相对照，可以发现，形状如花的上珩正是当时流行的样式。虽然张九龄墓出土的组玉佩并无详细说明，不知是否为明器，但永泰公主墓出土的玉佩玉质光润，当为贴身之物随葬。
张九龄墓中还有一种如云朵样式的上珩，此种珩的样式也来自于隋代。隋王士良（卒于581年）墓出土玉佩[38]中有一珩（图九）的样式与其极为相似，区别只在于张九龄墓玉珩底部为三连外弧，而王士良墓玉珩底部则为平直。
冲牙的形状一直与上珩大同小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缩小版的上珩稍加变化而来。前述的所有出土玉佩，除姬威墓的冲牙与珩的形状差别较大外，其余的都与各自的珩极为相似。下珩的形状从曹植墓出土玉佩开始，历经500余年的时光，一直没变过，区别只在于底部与两边是直线还是弧线，下珩上缘的弧线有三弧、五弧、七弧之分，以及弧大、弧小的区别。
张九龄墓的冲牙与李贞、独孤思贞墓的冲牙外形相似，但与此两墓不同的是，张九龄墓的冲牙上只有两孔。按照前面分析的冲牙是缩小版的上珩的看法，再对照张九龄墓的冲牙，可以推测，独孤思贞墓的冲牙亦只有两孔，另外两孔不是系组的孔，而是冲牙本身的装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独孤思贞墓出土玉佩的复原图中，两冲牙两璜之间有组联系是错误的，李贞墓的穿法才为正确。
综上所述，孔疏和贾疏关于玉佩的说法并不正确。但值得注意的是，唐懿德太子墓石椁上刻绘的宫女，头上所佩的凤鸟步摇与孔疏、贾疏所描述的玉佩形制极为相似，如果将最下面的两珠换成两璜的话，则是一幅标准的玉佩图。从图上也可以看出，最下面的下珩依然为磬形，但因孔疏和贾疏的注解，他们成为了冲牙。这一讹误传续下来，直接影响了宋明两代的玉佩形制。另外，从考古所见，此时的玉佩不再是由丝组穿系，而是改为珠。
四
宋代的玉佩形制，考古还未曾发现。据《宋史?舆服志》载，天子“佩白玉，玄组绶”；“佩有衡，有琚■，有冲牙。系于革带，左右各一。上设衡，衡下垂三带，贯以■珠。次则中有金兽面，两旁夹以双璜，又次设琚■。下则冲牙居中央，两旁有玉滴子，行则击牙而有声。”[39]根据《宋史》所记可知，宋代的玉佩其实与唐代差不多，但双璜中间夹着的冲牙变成金兽面，而本为最末端的下珩，从唐代的孔疏与贾疏，成为冲牙。“下则冲牙居中央，两旁有玉滴子”，这明显是唐的样式，独孤思贞墓玉佩上的珠穿有两孔，而李贞墓玉佩的珠则成水滴样，可见玉滴在唐时已出现。而此时的琚■在双璜与冲牙的中央，具体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
宋代成书的《礼书》[40]所刊载的玉佩图，是按照贾疏的说法而绘（图一○），其后的考证，都是在此基础上而成。据《礼书》所说，琚■同为一物，为环。此时的冲牙，《礼书》上简略地绘成菱形，而《新定三礼图》中的皮弁图中[41]，冲牙的形状则为云形（图一一）。虽然这两本书上的玉佩图除了璜以外都不正确，但很明显，下珩在唐代被称为冲牙后，至宋代也不再为磬形。
元初立国，诸事草创，玉佩之制从宋旧俗，略有增补。至元十二年（1275年）又按《太常集礼》改为金制，与中原之制相差甚远[42]。
明代的礼制非常复杂，太祖时修订过两次，永乐年间又修订过，至嘉靖年间又增补修订。作为冠服的重要部分，明代的玉佩之制几经变化。洪武十六年（1383年）与二十六年（1393年）的两次修订，对玉佩之制并未详言[43]。据《从南京明墓出土组玉佩浅谈明初玉佩制度》一文分析：“由于朝代更替等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明初组玉佩没有形成严格的定制。”[44]事实如此。但细究下来，其来源也是可考的。
明薛显（卒于1387年）墓[45]出土玉佩饰16件（图一二，1），因此墓未被盗过，所以16件玉饰可以复原成两副标准的组玉佩。从复原图中可以看出，最上为云朵形珩，珩下是两璜，中间夹一块方形玉饰，下为一四周饰有圆弧的菱形玉饰，最下为一菱形冲牙，旁有玉滴两枚（图一二，2）。根据这幅玉佩图，再反观《宋史》所载的玉佩形制，可以发现，如将方形玉饰换成金兽面，将带圆弧的菱形玉饰看成是琚■，那么这将是一幅标准的宋代玉佩图，最下面的菱形冲牙与《礼书》上所载几乎一模一样。
在此之前的墓葬，如葬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的吴祯墓[46]，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吴良墓[47]，其所出土玉佩的珩都为上二孔，下三孔。明吴忠墓出土的玉佩[48]大致与薛显墓出土的玉佩相近，但有两个明显的改变：一是珩上有二孔，珩下却由三孔变为五孔，但不管是三孔还是五孔，考古可见这一时期墓中出土的玉佩都是珩下垂五组，成了唐人注疏中所称的“系组五”；二是最下面的冲牙与珩形相同（图一二，3）。这种珩形冲牙也出土于吴祯墓与吴良墓，推测当时菱形冲牙与珩形冲牙是并存的。
根据资料，吴忠卒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之后。而卒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的鲁荒王朱檀墓出土的组玉佩[49]，却与吴忠墓大相径庭，已经变成永乐三年（1405年）所定的玉佩之制（图一三，1）。这两个墓下葬的时间离明代第二次修订礼制的时间（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相隔不长，从出土玉佩实物来看，这一时期应是过渡期，可能两种玉佩之制并存，也可能玉佩之制在洪武二十六年已大致确定，永乐三年的修订并未再做修改。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对礼制进行了大规模修订，而明代的玉佩之制在此次修订中正式确立并记录下来。据《明史?舆服志》载：皇帝冕服“玉佩二，各用玉珩一、■一、琚二、冲牙一、璜二，■下垂玉花一、玉滴二；■饰云龙文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行则冲牙、二滴与二璜相触有声。”[50]其他如皇太子、亲王、郡王，其玉佩形制都与皇帝相同。一至三品官员虽未详细提及玉佩之制，但据徐钦（袭魏国公，卒于1424年）墓出土的组玉佩[51]（图一三，2）推测，其他官员的玉佩之制也应相同，唯四品以下用药玉。
明梁庄王（卒于1441年）墓[52]出土的组玉佩相当完整，整副的佩由玉饰10件和玉珠5串组成，玉饰由上至下依次为珩一、■一、琚二、花一、璜二、滴二、冲牙一（图一三，3），与《舆服志》所载相同。从图中可以看出，永乐三年修订后的玉佩之制是玉佩旧制与唐人注疏的结合体（图一四，1）。前已提及，珩下“系组五”，璜的位置移到了组的最下端，再反观贾疏：“两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双璜。”■的形状推测来自于宋代的“金兽面”，花的形状推测来自于宋代的“琚■”，滴则可远溯至唐代。贾疏云“又以一组悬于衡之中央，于末著冲牙，使前后触璜，故言冲牙”，与《舆服志》所载“行则冲牙、二滴与二璜相触有声”，除添加两滴外，余者皆相同。
其后的组玉佩，据明宁靖王朱奠培妃吴氏墓（卒于1502年）[53]与明益端王朱■槟妃彭氏墓[54]出土的组玉佩（图一四，2、3）可见，其制相同。虽嘉靖八年（1529年）更定朝服之制，“佩玉一如诗传之制，去双滴及二珩”[55]，但事实上玉佩之制并非如《明史》所载。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卒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的明益宣王朱翊■，其墓中出土的组玉佩[56]，双琚变为双璜，而组末之璜却变为如珩样的滴，双滴依然存在（图一五，1）。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卒于1620年）定陵出土的组玉佩[57]中，有一副玉佩的形制与永乐三年所定之制却是相同的（图一五，2）。
玉佩之制，自魏侍中王粲重造之后，历经千年时光，几经流变，从典籍与出土实物的对照中追根溯源，可见唐人注疏颇多附会之处。事实上，玉佩之制其变化，其来源，究竟是可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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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佩分为两种，一为德佩，一为事佩。详见［日］林巳奈夫著，杨美莉译：《中国古玉研究》，（台湾）艺术图书公司，1997年，第103-104页。本文讨论的是礼制意义下的德佩。
［2］［19］清?俞樾：《皇清经解续编?卷千三百五十七?玉佩考》。
［3］［21］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24-138页。
［4］［3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4页。
［5］汉?刘熙撰，清?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6］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6页。
［7］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8页。
［8］同［7］，第70页。
［9］《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下》，中华书局，1999年，第2510页。
［10］a.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3期；b.王志高，周裕兴，华国荣：《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认识》，《文物》2001年3期。
［11］安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1993年11期。
［12］刘玉新：《山东省东阿县曹植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1年1期。
［13］《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中华书局，1999年，第445-446页。
［14］《隋书?志第六?礼仪六》，中华书局，1999年，第161页。
［15］同［6］，《毛诗正义》中郑玄注：“珩音衡，佩上玉也。”
［1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65页。
［17］清?王聘珍撰：《大戴礼记解诂?保傅第四十八》，中华书局，1983年，第61页。
［18］唐?徐坚撰：《初学记》，南宋绍兴四年刻本。
［20］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晋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12页。
［22］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江西南昌市郊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4期。
［23］王克林：《北齐库狄■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3期。图见［26］，第416页。
［2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0期。图见［26］，第415页。
［2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2期。北周武帝宇文邕墓中出土的玉佩小而薄，与其身份不符，疑为明器。
［26］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415页。
［27］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8期。
［28］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郭家滩隋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8期。
［29］同［3］，第383、384页。
［30］同［16］，第534页。
［32］刘云辉编：《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庆出版社，2000年，彩图版第33页。
［33］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载《沈从文全集》第3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34］同［32］，第31页插图A。
［35］同［32］，彩图版第31页。
［36］同［32］，第13页。
［37］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6期。
［38］同［32］，彩图版第10页。
［39］《宋史?志第一百四?舆服三》。
［40］宋?陈祥道撰：《礼书》，光绪二年菊坡精社藏版。
［41］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宋淳熙二年刻本。
［42］a.《元史?志第二十四?舆服一》，中华书局，2000年，第1284页；b.《金史?志第二十八?舆服中》，中华书局，2000年，第644页。
［43］［50］［55］《明史?志第四十二?舆服二》，中华书局，2000年，第1079-1090页。
［44］［53］王泉，张瑶：《从南京明墓出土组玉佩浅谈明初玉佩制度》，《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3期。
［45］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两座明墓的清理简报》，《华夏考古》2001年2期。玉佩复原图见［44］。
［46］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明代吴祯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9期。玉佩细节描述见［44］。
［47］南京市文管会：《南京市太平门外岗子村明墓》，《考古》1983年6期。玉佩细节描述见［44］。
［48］［51］图见［44］。
［49］同［26］，第487页。根据明史所载玉佩之制来看，此帧玉佩图的穿法有误，将琚■与花的位置上下颠倒了。
［5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钟祥市博物馆：《梁庄王墓》下册，彩版五七，文物出版社，2007年。
［54］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槟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3期。
［56］同［26］，第506页。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图版300，文物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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