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有许多无名英雄，由于隐蔽斗争的特殊性，加之宣传不多，他们大多鲜为人知。邹大鹏就是这样一名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为我党的情报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务院任命为首任情报总署署长、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
建立从陕北到华北敌占区的秘密交通线
邹大鹏，1909年生于辽阳县后三块石村，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受党的派遣回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共青团省委书记。1929年底到1930年初，在哈尔滨市五中培养、发展共青团员，建立团组织，组织反帝同盟。参与组织领导了哈尔滨著名的反日筑路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大鹏按照党的指示搞兵运工作，到东北抗日义勇军中任职，曾在邓铁梅领导的部队当过政治部主任。1931年，邹大鹏因为不满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被错误地开除党籍。之后他仍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先后参加了邓铁梅、马占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活动。1935年经南汉宸介绍重新入党。
1936年，党派邹大鹏前往白区做秘密工作。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他巧妙地运用各种关系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在白区复杂的斗争环境下，邹大鹏建立了从陕北到华北敌占区的秘密交通线，为安全护送中央负责同志出入做出了特殊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邹大鹏先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调查局副局长、中共胶东区党委情报部部长，积极建立晋绥和胶东地区的秘密党组织。
1944年10月，中央社会部派邹大鹏赴胶东任区党委联络部长，指定他的任务是发展东北的情报工作。
率先带领先遣队进入东北
1945年9月9日，中共胶东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组织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邹大鹏担任工委书记，吕其恩、于克、柳运光、吕塞为委员。为了方便活动，工委对外称“山东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司令部”(即“八路军海南先遣支队”)，邹大鹏为政治委员，吕其恩为司令员。不久，中共胶东区大连支部派赵恩光率领由300人组成的工人武装队伍，到庄河与邹大鹏、吕其恩率领的“八路军海南先遣支队”会合。9月12日，由司令员吕其恩主持召开会议，邹大鹏在会上宣布解散“庄河治安维持会”，成立“庄河县民主联合政府”。
9月17日，先遣支队进入东北的安东（今丹东）。月底，安东市保安司令部成立，吕其恩任司令员，邹大鹏任政委，张奎任参谋长。1945年11月，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中共安东省工委决定在岫岩建立以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的名字命名的铁梅支队。邹大鹏任司令员（兼），李辉为政委（兼）。全支队共有兵力5000人左右。这支队伍的建立，有力地保障了中共岫岩中心县委和之后庄岫地委所辖地区的政权建设以及反奸清算斗争的进行，扩大了人民军队在群众中的影响。
在东北站稳脚跟后，邹大鹏经过深入调查，向中央发电，系统、详细地报告了解放庄河县一带的经过和东北的情况。
根据邹大鹏及其他各方面反映的东北情况和全国的形势，经过慎重研究，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要战略方针，决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挺进东北，建立背靠苏联、连接蒙古的强大根据地。1945年9月中旬，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陆续派出部队30万，干部2万多，包括中央委员20人、候补中央委员10人，分头进入东北。
邹大鹏及其“东北工作委员会”是我党首先突破雅尔塔会议在东北所划“禁区”的先遣队，他的电台也是最早进入东北的电台，他反映的情况对中央这次作出重大战略决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解放东北的情报功臣
1945年底至1948年11月间，邹大鹏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常委、委员和公安总处副处长，最高法院东北分院院长兼哈尔滨市高等法院院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厅厅长兼办民族事务等职。他在做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了工作方便，公开职务是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秘书长。
1945年9月，东北局社会部成立，邹大鹏任部长（后来汪金祥任部长，邹大鹏改任第二部长）。东北局社会部是我党的情报机关，专门从事收集国民党内部情报工作。东北局社会部成立不久，邹大鹏便派情报干部田琛秘密进入长春，在敌人内部主持和部署情报工作。他还选派白山、田羽利用伪满军校的同学、师生关系，打入驻防长春的敌军第四纵队。经过考察，又吸收了杨元甲、解德全、齐振等参加工作，潜伏在敌军城防主力第二纵队的司令部参谋处。
1946年初，东北局决定在国民党正规军尚未到达前解放长春。邹大鹏指示田琛全面搜集敌军动向和城防情报，要他们按所掌握的资料绘制成《长春防守部署要图》，将敌防区划分、阵地布置、防守重点、火力配备等一一标记清楚。因解放长春事关重大，邹大鹏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在情报人员的掩护下，亲自化装潜入长春，对有关的情况和材料就地进行了解、核对，并将情报安全带回哈尔滨，报送东北局和军区领导。
4月14日，根据邹大鹏所提供的情报，我东北民主联军一举解放长春，全歼守敌两万多，缴获大量装备、武器弹药。这是我军进入东北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不久，国民党军队大举北犯，5月19日占领四平。根据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我党政军各部实行战略转移，于5月23日主动撤离长春。
1947年10月，辽南战略要地营口尚未解放，我辽南军区部队曾强攻不下。邹大鹏和大连社会部研究决定，对该市驻军主力、敌暂编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进行策反，任务主要由辽南站情报站长石迪执行。王家善因受国民党的歧视和钳制，早有不满情绪。经过反复做工作，他决定弃暗投明。1948年2月25日，王家善率部8000余人宣布起义，营口和平解放。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部队决战前夕，东北局把情报工作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来做。此时，邹大鹏在东北局社会部确定的情报工作方针是：“长期内线，精干隐蔽，以内线为取得情报的主要手段，以配合解放战争取得军政战略情报为主要目的。”因为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明确的目标，工作发展很快。到1948年已经形成基本能控制东北全局的情报网，对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情况和动向都很清楚，情报准确迅速，有时敌人的布置还没有下达，我方的对应措施已经布置下去了，取得了完全的主动权。
1948年10月，锦州解放后，长期被围、已陷于兵饥马困绝境的长春守敌，更加将无战心、士无斗志。在邹大鹏的统一策划下，东北民主联军联络部派在海城起义的原国民党六十军（六十军此时镇守长春）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利用各种关系给城内上层军官写信，动员他们反正起义；又派长期做滇军工作的刘浩、杨滨主持前方策反工作。刘浩亲自化装进城做上层军官的工作，并同六十军中我党的秘密组织负责人孙公达取得联系，由秘密党组织进一步在六十军中做下层官兵的工作。这样上下齐动，使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起义有了相当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17日午夜，曾泽生将写给郑洞国和李鸿的劝降信发出，即正式宣布起义，准时交出防区由我军悄然接管。
曾泽生的六十军起义后，长春守敌蒋介石嫡系新七军，也不得不与我军订了城下之盟，打开防线低头请降。10月19日，已成为孤家寡人的守敌主帅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最终选择了投诚。长春和平解放后，邹大鹏被委任为长春特别市市长。
此后，从1948年10月28日至30日，我军连续攻克沈阳外围的铁岭、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城市。这时的沈阳守敌，已经前无屏障，后无依靠，完全变成一叶风雨飘摇的孤舟，陷入了我军重兵合围的汪洋大海之中。沈阳是历史名城，工业基础好，中央希望能和平解放，以减少破坏。
邹大鹏对和平解放沈阳早有考虑，之前就把一个担任策反任务的重要内线情报人员王凤起派到沈阳。王凤起是辽宁人，黄埔军校毕业，少将军衔，有正义感。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时，他任行辕高参。他通过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结识了邹大鹏。
王凤起接受任务回沈阳后，首先发展了黄埔同学秦祥征，帮助秦祥征出任国民党新建的沈阳守备第二总队总队长，王凤起担任了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牢牢掌握了这个师级建制的部队。此后王凤起又争取了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
邹大鹏还通过东北军出身的高崇民争取了高的旧友、军统少将、东北铁路警察局局长王化一，辽宁粮食管理局兼东北“剿总”粮食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胡圣一。王化一通过朋友关系争取了国民党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一三?师师长王理寰、东北“剿总”军法处执行分监部中将主任赵毅。
10月下旬，由王化一、胡圣一出面，召集有反正思想的五十三军一三?师师长王理寰、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暂三十师师长张儒彬、新一军暂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沈阳第二守备总队队长秦祥征、东北“剿总”办公厅主任袁克征等人，连续三次在王化一家开会。大家决定同心同德，严守秘密，坚决脱离蒋介石，为和平解放沈阳古城做出自己的努力。会上，指定专人同守军各部联系，以期争取一致行动。同时请我敌工人员王益、冷庆元、王佩卿等，向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和东北局社会部报告，以求得承认和指示。
此后，敌暂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沈阳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秦祥征、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等部队负责人，纷纷和我军联络，让开防区，让我军进城。由于东北局社会部做了工作，沈阳守敌多数在围城战斗中未做抵抗。11月1日，在消灭苏家屯以北唯一负隅顽抗的国民党青年军二?七师残部后，解放军先头部队挺进了沈阳城。11月2日，沈阳宣告解放。东北社会部在各方面配合下，终于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和平解放沈阳的重大任务。
国外情报工作的开拓者
解放战争初期，根据当时的形势，邹大鹏预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所需时间不会很长，对以美帝国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国外情报工作必须早做考虑。于是，邹大鹏向中央社会部提出有关建议，经同意后，1946年1月派吴诚去大连建立市委社会部（又名大连情报局，后迁至天津，改为天津情报局），冯铉任部长，马次青、吴诚任副部长，集中了一批精干的、有对外工作条件的干部，把开展国外情报工作列为该部主要任务。
全国解放前夕，邹大鹏调到中央，协助李克农充分利用沿海和沿边地区的有利条件，建立了各地情报机构，全面推动了国外情报工作的开展。国外情报工作的开展，首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在朝美军的番号、驻地、部署都获得过重要情报。
此后，我国陆续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外情报工作有了更广泛的发展，邹大鹏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配合国际斗争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被康生迫害而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邹大鹏先后担任情报总署署长，军委联络部部长，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等职。他忠实、全面地执行了党的情报路线和政策，积极培养干部队伍。
但未曾想，邹大鹏亲历了白色恐怖的军阀统治，身经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走过了硝烟弥漫的解放战争，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和暗杀之下，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和他的追随者打成“大特务”。
康生，1946年离开其担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赴山东任分局书记。1949年，邹大鹏从东北调回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康生离开中央社会部是很不甘心的。后来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共中央调查部，康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后，利用职权，一再插手部里的事务，流露出要重新控制这个部的强烈欲望。
康生首先指使造反派夺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权。因为孔原于20世纪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呼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部长孔原作为“走资派”被揪出来后，其他副部长便靠边站了。之后，周恩来指定常务副部长邹大鹏任部业务领导组负责人。康生认为必须首先排除这个“障碍”，就诬陷邹大鹏是“东北反革命叛党集团”重要成员，开大会批斗。1967年4月28日夜，康生亲自打电话给邹大鹏，逼问他的历史问题和“反革命叛党集团”关系，时间长达一个多钟头，最终逼得邹大鹏夫妻双双自杀身亡。
1979年2月，党中央为邹大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9年8月27日在北京市政协礼堂，为邹大鹏召开了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