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前后，我这个以编辑为职业的业余作者，写完了流浪三部曲的初稿，《穿旗袍的姨妈》是流浪三部曲的第一部。因为世事多变，因为天性浮躁、犹疑和懒散，这部初稿当时没有改出来，这一搁，弹指十多年。
一九九五年前后，我没记错的话，余华已经为我们贡献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莫言写出了《丰乳肥臀》；王安忆完成了《长恨歌》；苏童创作了《我的帝王生涯》及一批即便拿到世界文坛也毫不逊色的中短篇；贾平凹的《废都》让人慢慢体会到它的经典性；格非着手构思关于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三部曲，马原开始被认识，被称之为“作家中的作家”，还有北村、韩少功、皮皮、李锐、张炜、迟子建、王朔、阿来、王小波等一批实力派作家，这些文坛精英，我的良师益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始，通过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小说全盛时代。只有历史上的唐朝诗歌，可以和这个时期的小说媲美。
八十年代末，我主编了《中国新潮小说选》。时隔多年，在祖国各地，还经常有人对我提及这本书，尽管它的印数不足一万册。我在这本小说集的后记中这样写道：“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大作品将在五年、十年后出现。”我不是一个预言家，只是由于工作关系，凭着我对这些精英们的了解，直觉告诉我，大师将在这些人中间诞生。
十多年过去后，谁也无法否认，我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可是近年来，我显得惶恐不安。种种迹象在提示我：一个辉煌和伟大的文学复兴时期渐渐地离我们远去。重量级的作家似乎都已写出了其个人最好的作品，写作和出版丧失了早先的严肃性，变得异常的随意和商业。读者在价值标准混乱的信息海洋中失去了方向。大多数批评家们注重个人经营，他们不再关注作品本身，偏重理性又缺少哲学和宗教背景，感性往往呈现为负值。实在出息不了的伪批评家，就扮演文化杀手的角色，靠践踏名人和名作来谋生。年轻人不再尊崇历史和过往的价值体系，韩白之争就是一个信号。岁月在汩汩地流动，时代在悄悄地渡过，未来的世界扑朔迷离，是好是坏只有天知道。
我有些按捺不住了，再不把我封存已久的手稿修改出来，它就将被岁月掩埋，成出土文物了。我深深知道，我的手稿无论好坏，它都属于那个远去的时代。着手修改的时候恰逢妻子怀孕，所以一切就变得异常的喜气和愉悦。我这个业余作者在业余时间里，尝到了写作的快乐，修改作品的过程，也就是孕育生命的过程。我的第一部长篇和我的女儿一起诞生。
稿子改完了，我有些忐忑。毕竟十多年了，就像待字闺中的女人，她还年轻水灵吗，她还有人看得上眼吗。感谢最初阅读我作品的两位朋友：林建法和宗仁发。这两位主编都是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建法深夜给我电话，激动地说他一个下午就看完了我的小说，并说这是他一段时间内所看到的最好的长篇之一。仁发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它让我彻夜难眠：“从收到小说的时候，我就深感到信任的分量。这个小说的阅读过程是让我不断受到震撼的过程，小说大量密集的精彩细节要是落在别人手里说不上可以掺多少水呢，而且小说对人性、历史的书写有许多难得的突破。通篇的文气从容，情绪饱满，笔触自然，颇有普鲁斯特的韵味。还有某种宗教情怀。我已经好长时间没遇到可以赞美的小说了。”
感谢批评家郜元宝和葛红兵，还有青年作家张生，他们都在第一时间和我交流了对小说的看法。朋友们的厚爱让我受宠若惊。但我想说，假以时日，当流浪三部曲的后两部问世的时候，人们才能全面地了解这个尘封多年的女子的容貌，才能知道我为何要采用老实的成长小说的结构方式。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和格非在华师大宿舍，朗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的情景。我们都认为，那是一部真正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