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盐商是富有的，也是奢侈的。盐商们积累的财富，大多都花在奢侈的消费上。 在清乾隆年间，两淮有一名叫黄均太的盐商，他是两淮八大盐商之首，家资累万，生活骄奢。他吃一碗蛋炒饭，要花费50两银子。这碗蛋炒饭要保证每粒米都百分之百的完整，又必须粒粒米全部分开，还必须每粒米都泡透蛋汁，外呈金黄，内芯雪白。配这碗饭的要有百鱼汤――包括鲫鱼舌、鲤鱼白、鲢鱼脑、斑鱼肝、黄鱼膘、鲨鱼翅、鳖鱼裙、鳝鱼血、乌鱼片，等等。这么些东西烩做一锅。
黄均太每天早餐时，一定要吃燕窝，喝人参汤，此外还要吃二个鸡蛋。一天，黄均太翻阅膳食账目，见上面有一行记录：每枚鸡蛋，纹银一两。当时他心中就有些纳闷：这鸡蛋再贵，也不至于一枚要值纹银一两啊。于是便将厨子叫来，责备他虚报账目，侵吞花销。不料厨子答道：“您每天所吃的鸡蛋，其实并非从市场上买来的。而且每个鸡蛋一两纹银的价格也不算贵。若您不信，可另请他人试了便知。”黄均太不信，便将他辞掉了。接着换了一个厨子，然而第二个厨子做出的鸡蛋味道不大如第一个厨子。将第二个厨子辞掉；换上第三个厨子，结果仍如此。以后又接连换了好几位厨子，这些厨子做出的鸡蛋味道均都不能令他满意。最后，黄均太只好将第一位厨子找回来。果然，第二天做出的鸡蛋味道又像以前那样美味可口了。于是，他问厨子道：“这鸡蛋如此美味可口，你是用什么方法制作的？”厨子答：“小的家中养了100只鸡，所喂之物，并非平常饲料，而是用人参、黄芪、白术、大枣等药物研成细末，调入饲料中。用这种饲料喂鸡，鸡生下的蛋才会如此可口。蛋当然比平常鸡蛋贵出许多。”黄均太派人前往其家中查看，一切果如其所言。从此，黄就专用此厨子，并专吃这种用人参等名贵药材喂出来的药蛋了。
黄均太一顿早餐光鸡蛋就花2两银子，还不算人参汤和燕窝，当时农民的一石稻谷（120市斤）才500文，按1500文兑换1两银子的话，黄吃2只药蛋就抵得上农民的六石稻谷（720市斤），现在每斤稻谷是1.3元，720市斤×1.3元/市斤=936元，也即当时的1两银子约为今天人民币468元。可见，黄均太吃一顿含2个药蛋、一碗人参汤、一碗燕窝之类的早点，至少要花费人民币2000元，吃一碗50两银子的蛋炒饭要花费23400元。
“天下第一等贸易为盐商”，盐商的豪奢生活来源于其富裕。有人算过，两淮盐商的蓄资为8000万两白银左右，相当于清政府二年财政收入之和。盐业是暴利行业。乾隆说过“盐商伟人也”，不是说他人伟大，而是其钱多得伟大。
在中国历史上，盐长期实行专卖，汉朝与唐朝都曾把实行盐专卖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措施。但是，授予盐商绝对的垄断经营权，这是明清时期才有的事。明初，因为北方边境大量囤兵以御蒙古，所以朝廷规定盐商必须先纳粮到边塞，然后由官府视纳粮的多少颁发盐引（食盐专卖许可证），商人拿到盐引后才可以到盐场领盐行销，这种制度叫做“开中法”。到了明中叶，此法逐渐废弛，出现了盐引卖不动的现象。1617年，盐政大臣袁世振创 “纲法”来消化积压的旧盐引。他把商人手中的旧引分为10纲，编成册子。每年以1纲行旧引，9纲行新引。为了避免竞争，方便管理，严格限制盐商数量。每年发行新引时，均以纲册原载的商人与引数为凭，册上无名者不得加入。这样一来，那些册上有名的商人（“纲商”）就得到了政府特许的垄断经营权，可以借此攫取暴利，而且此特权可以世袭。清初沿袭了袁世振的“纲法”。就这样，少数盐商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食盐销售，因此他们可以任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获取巨额利润。
除垄断经营权外，朝廷还给他们很多其他优惠条件。如允许他们“加价”（提高官定售盐价格）、“加耗”（增加每引的斤数）以及“借帑”（即从国库借钱营运）。有了这些的保证，盐商想不暴利都难。
盐商虽获得了可牟暴利的垄断经营权，但官府并非白给其特权，而是要他们增加财政收入，因此，他们的负担也很重。按照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陶澍的说法：清朝初年，两淮盐区（含豫、苏、赣、皖、鄂、湘）的正纲盐税原有90余万两，加上其他杂款，也只为180余万两。但到了乾隆年间，此数已达到400余万两，而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之后，此数竟达到800余万两之多了。
盐商的负担还不止于行盐纳税，还要承受大小官员的额外盘剥。朝廷为了加强对盐税的征收，设置了各种机构和官员，这些官员除了领工资外，还有一笔养廉银，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其贪腐行为。但是，他们仍把盐商视为猪羊任意宰割，暗扣明勒，无休无止。在食盐的收购、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官员们无不伸出贪婪之手，雁过拔毛。道光朝的包世臣说：“盐商申请盐引，呈报名册，要经过盐运司的收支、广盈、架阁、承发四房的审批，共要经过五、六个程序，还要拜访经、库、知、巡四级官员，其命运掌握在这些官员手里。然后再通过分司、场员、坝员、监掣、批验、子盐各部门的审查后，食盐才可销售。经过每一个衙门、科室，都要交费。明目繁多的税费多如牛毛，各种审批手续繁琐曲折。”可见盐政衙门内部机构叠床架屋，官员们层层盘剥，商人自有苦衷。
当时有人指出，在所有要与官府打交道的事情里，办盐务是最艰难繁重的。合计下来，商人秘密支出的灰色成本几乎相当于成本的50%。雍正时期，皇帝厉行改革，把很多陋规都进行透明化处理，明确下来，以免官员乱收费。两淮盐区规定盐商要以“公务”的名义送给盐政每年8万两白银，以“薪水”的名义送给盐运司每年4万两白银。此外，每逢盐运使离任或外调，盐商也都要照例馈赠一笔重金。盐官的收入如此丰厚，所以大家都抢着要做。如巡盐御史一职，只有六品，却是人人艳羡的肥差，而且一般还轮不到别人，只能由相当于皇帝家奴的“内务府”官员担任。康熙时，内务府官员李煦长期担任两淮盐政，他离任时还恋恋不舍，一再上奏康熙，请求再干一任。
皇帝虽屡次下旨严禁官员贪腐，但是实际上其加给盐商的摊派是最大的。乾隆前后六次南巡，他口头上虽说“一切出自内府，无烦有司供应”，但主要花费均是长芦、两淮盐商的钱。盐商们争先恐后，各出奇招，用度无算，以博其欢心。康乾以来，朝廷每次遇到重大赈务、庆典、军需、工程，需花钱之时，盐商们均得踊跃捐输，多则几百万，少则数十万。乾嘉年间，各地盐商报效捐输军需就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其中两淮盐商为支持朝廷镇压白莲教起义，从嘉庆四年（1799）到八年的短短四年之间连续六次捐输，共计白银550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