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由此而派生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建立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体制；刘易斯拐点；倒逼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10504
作者简介：许经勇（1938），男，福建惠安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一反常态，即由以往的劳动力供给明显大于劳动力需求向结构性劳动力供给短缺转变，并开始出现局部性的“民工荒”。伴随而来的是“刘易斯拐点”便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值得指出的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契机，它将会驱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乃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即形成越来越强化的“倒逼机制”。而分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其如何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会引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发生那些深刻的变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设计的模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就业结构，是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刘易斯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如钱纳里）的研究成果发现，伴随着现代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对吸纳劳动力就业而言，更为重要的不是工业部门，而是服务业部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工业领域就业的增加量远远低于农业领域就业的减少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领域转移，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之间。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会有效地抑制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而伴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其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也会跟着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直至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我们可以把“刘易斯拐点”概括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其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止。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着眼于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即依靠城乡之间的外部分工，来转移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而且这种转移是建立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外部制度性因素的干扰。在目前我国2.45亿农民工中，异地转移的有1.5亿以上。这种转移的结果，虽然也给转移者带来收入增加的效果，但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就有悖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一个难以理解的奥秘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当着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能流动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比较小（1986年为1:1.7）；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流动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不断地扩大着（2010年为1:3.3）。这是因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不是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真正的等价交换，而是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始终处于被扭曲了的状态。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各部门、各地区的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条件。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各部门、各地区的流动，形成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这种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者必须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所谓“理性行为”，指的是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动机。所谓“自由人”，指的是劳动者即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所有者，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存在着任何超经济强制。而劳动力的需求者则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独立自主的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动机，正是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注意力放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上。但是，当人们用这种理论解释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时，就会从以往强调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即强调制度性、社会性、政策性因素对劳动就业和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彼德?多林格尔和迈克尔?皮奥雷就提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他们摒弃了劳动力市场竞争模式，并对人力资本理论发起挑战。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即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收入直接取决于人力资本含量。而提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者则认为，仅仅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论证劳动者收入高低是不充分的。在当代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制度性原因，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即使人力资本含量相当，劳动者收入差别也会相当悬殊。由此可见，影响劳动者收入的因素，除了人力资本含量的差异，还有制度性原因，也可以说是“制度偏好。”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是对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理论的修正。当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转化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即形成二元劳动力市场，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公平竞争原则，就被不公平的歧视所代替。当任何两部分人的平均劳动报酬的显著差别不能由人力资本含量来解释时，就是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特殊表现，就是被制度化为市民劳动力市场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一般而言，制度是指具有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功能。我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有利于实现向城市倾斜的资源配置。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被扭曲为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即把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财政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经济的起步阶段性，发展中国家既可以选择模仿发达国家，又可以选择自主创新。如果是选择前者，就必须实行扭曲要素价格的财政政策。即依靠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土地使用价格、资本使用价格。并以此为代价承接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实现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没有承接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国际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是不可能做到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揭示这么一条定律，就是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是逐渐递减的。而资本与劳动力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两类生产要素。如果经济发展中仅仅有资本要素的积累，那么，不可避免地就要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趋于下降。相反的，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过程相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阶段的到来，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与扭曲的要素价格体制相联系的财政制度与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制度性的分割状态，在城市中表现为市民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分割。即使同等素质的劳动者以及付出等质等量的劳动，由于制度性的原因，其报酬和福利差别却很大。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由于制度性歧视而造成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的差别上。据有些专家测算，目前全国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市民的工资福利待遇约相差5倍左右。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除了尚未完全消失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还借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格局，把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强制性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延续。我国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制低价收购农产品，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为加快工业化提供积累。这种政策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从而也强化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这就为我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产业分工表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特点是，同一个产品从研究、开发、生产到销售、消费等往往要通过数个国家的生产与经营环节。从产业环节看，高端环节主要集聚在发达国家，而产业的低端环节则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不从国外（境外）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和销售渠道，是很难迅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三来一补”正好把这三大要素送上门来。这些要素与我国廉价劳力、土地结合起来，形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基础上。它既是以劳动力低成本为基础，又强化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要从这种路径依赖的惯性中摆脱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况且，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能说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当一部分资源还直接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当地方政府还担负着经济建设职能，即还没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便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扭曲状态、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是不难理解的。工业化与财政支出的“双重城市偏向”以及“城市化先于农村”的发展战略，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以及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一直处于刚性的胶着状态。
三、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的低附加值产业结构的局限性
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载体的低端产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中国，虽然给我国带来了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解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却不可能带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20多年前，我国广东和东南沿海的一些省市，通过市场取向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承接国际（境外）低端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成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云集地，吸引了数以千万的农民工，使“中国制造”与“世界工厂”名扬全球。但是，如今，随着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提高、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很难消化资源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所造成的亏损。况且，国家加工贸易政策的转型、出口退税率的下调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日益给这类企业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使得这类企业不仅难以持续实现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还有一部分企业面临关闭破产的窘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载体的加工贸易增长速度显著高于非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一般都是处于顺差状态，而非加工贸易一般是处于逆差状态。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顺差，给我国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资金。这固然有利于增强我国国际支付能力和防金融风险能力，以及进口大量资源和设备，但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这具体表现在：(一)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以及由此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和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导致物价较大幅度上涨和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二)巨额的外汇储备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使得当前的宏观调控陷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抑制货币供给过快增长难以兼顾的“两难”境地；(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保持巨额的经常性项目盈余，不仅面临极大的金融损失风险（如当前的美国信用危机），也意味着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即穷国通过输出资本，为富国的消费与投资融资。更何况我国的“双顺差”是以付出高昂的成本为代价，即通过管制价格，人为压低劳力、土地、资源、环境等价格。也可以说是我国在为全球提供财政补贴。这种产业结构注定是要走到尽头的。
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相比而言，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属于低附加值产业，其价值增值能力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都以流水作业为特点，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低，因而其劳动力成本也较低。与其相反，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因而其劳动成本也较高。权衡劳动力比较优势，不能只看成本还要看效率。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应当是劳动力资源成本和劳动力资源效率的综合体现。而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资源成本呈迅速上升趋势，而劳动力资源效率则呈下降趋势。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客观上要求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是企业素质与劳动力素质同步提升的过程。问题在于，作为低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所固有的低素质劳动者，是无法替代产业升级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况且，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而产业链的高端即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又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必然导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这也会影响着我国产业升级。
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温州民营企业，由于不愿意（有的企业是没有能力）投入足够的资金于研制开发和企业升级，就把经营重心转到火爆一时的房地产业。在目前百强温州民营企业中，就有过半数由制造业转向房地产业。做服装的现在卖房子，做电器的也卖房子，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庄吉、乔顿、法派、高邦、德力西、人民电器等很有影响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加入房地产行业。尽管实体业（制造业）的利润微乎其微，为了保证企业资本的正常运营，许多企业必须依靠“壳”来获得银行信贷资金，在做账、税务等方面也有便利之处。“产业空心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仅如此，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力度加大，炒房的空间明显萎靡不振，这些深度介入房地产买卖的企业，又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温州民营企业正在面临着转型过程的剧烈阵痛。
四、“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倒逼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某段时期，社会总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总人口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比重提高、储蓄率提高的效果，从而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就称为“人口红利。”简而言之，“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相反的，抚养人口比重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期间出生的到80、90年代，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严格节制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明显减少。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低抚养率带来的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提供最重要资本条件和劳力条件。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供大于求），辅以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使企业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获取较高利润，刺激着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动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使得高储率带动高投资率进而带动高增长率的经济增长过程得以维持较长时间。虽然目前我国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但离开刘易斯拐点已经不远了。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即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 491万人，猛降到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下降趋势。据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暗示着我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选择”的时代。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这就必然强化未来企业普工短缺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必然带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国农民工工资比2000年上升1倍以上。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首当其冲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产生推动作用。况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对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长必然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即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产业升级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必然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力度，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是，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延缓这种转型的过程。我国当前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产业结构相脱节。这种脱节现象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明显超越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此后每年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递增着，2008年招生规模达到599万人。从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受教育水平结构看，高中程度的劳动力供给1 000多万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供给630多万人。高中以上的文化教育程度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力。但企业对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这就反映了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超前于企业的需求速度，出现鲜明的反差。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以来，一方面是农民工的供给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越来越尖锐。当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大学专业设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脱节，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强调了10多年了，为什么一直转变不了呢？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性的变革严重滞后。既然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不仅直接控制着很大一部分资源，还仍然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资源、要素的价格依然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而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政府出于某种需要，依靠尚未变革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环节，强制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导致企业即使不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照样有可观利润可赚，何乐而不为？这就告诉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环境成本、供求关系的资源价格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驱动器。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即借助于制度性的差别，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如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开始出现局部性的农民工短缺，政府再借助于城乡二元体制，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工资，就招不到工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了”。迫使政府必须较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必须加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的力度。而伴随着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强制性地“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责任编辑：彭介忠)
Lewis’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ory and China’s Reality
XU Jing-yong
(College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Abstract: Lewis’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ory was based on the market economy with free competition.The market economy in present China is not perfect,which can only be called government-engineered market economy.Lewis’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ory was therefore distorted as the urban- rural dual economic structure.This fostered the peasant workers market,development of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and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l.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period with plenty of peasant workers supply is going to its end,an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s coming.The “anti-driving mechanism”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has been strengthened.The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peasant workers market has come to its end.
Key words: dual economic economy；urban-rural dual system；Lewis’s turning point；anti-driving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