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十七年”诗歌的成长过程中，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不仅是知识分子实施自我革新和国家权力主体再造“新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新的美学风格生成与建构的重要方略。当代诗坛的主持者们通过趣味的“区隔化”、阶级指认和合法趣味的再生产等方式，根治了知识分子（诗人）的“审美偏执”和“审美惯性”，促使当代诗人审美趣味“工农化”并最终走向权力化。由于这种不断“权力化”的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授予性，不但造成当代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异与失衡，而且随着语境的变迁“工农兵”趣味也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十七年”诗歌；审美趣味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079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YJC751094)；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1C035）
作者简介：巫洪亮(1978)，男，福建永定人，博士，龙岩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
在一个社会历史文化发生重大转型时期，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文化地位都将面临着巨大的调整与变动，由此可能引发了一场错综复杂且紧张激烈的“趣味之争”。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已不单纯是个人的审美判断力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进行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在“十七年”“政治―文化”相互胶着与叠合的时代语境中，不同阶级的“趣味之争”时常演化不可调和的趣味冲突，它不仅改变着某一阶级的“趣味系统”，同时还有力地推动当代文学（文化）的重构。就“十七年”诗人而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趣味冲突及趣味变迁，深刻影响了当代诗歌生成与发展以及整体流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十七年”诗学的重构过程既是“知识分子”（“小市民”）与“工农兵”趣味相互角逐过程，也是“工农兵”趣味权力化的过程。那么，“工农兵”趣味是如何走向权力化的？在这一过程中它遭遇了哪些难题？处于“权力”状态的“工农兵”趣味对“十七年”诗歌产生了哪些复杂的影响？它自身的危机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仔细清理和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一
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从此“工农兵”从文化的幽暗深处逐渐浮出历史地表，走向文化前台。与此同时，“工农兵”的“文化趣味”也被意识形态的聚光灯照亮，了解、熟悉、满足和提高“工农兵”趣味，成为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一项重要的任务。《讲话》认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P851857）方能完成这一任务，解放区知识分子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现实情形来看，“经过整风和长期实际工作的锻炼，在思想、情感、作风各方面都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们已经相当地工农化了”[2]（P71）。知识分子思想情感“工农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文化趣味向“工农兵”转化。他们积极认同并乐于采取“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如“朗诵诗”、“街头诗”、“枪杆诗”、“快板诗”、“民歌体”新诗和“墙头诗”等等，这些艺术样式以及其所传达的思想情感，与“工农兵”趣味相互契合，这无疑打破了知识分子趣味统摄文坛的文学格局，第一次真正把“工农兵”的趣味当作诗歌写作的重要方向。可以说，经过“作家、诗人、艺术家及职业剧团普遍下乡、入伍”[3]（P3）不断探索和努力实践，解放区逐渐形成了一种合乎“工农兵”趣味的“农村文艺”。
1949年，北平解放，国统区与解放区知识分子实现了第一次会合。这些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趣味“惯性”和“复杂性”以及由此形成特定的接受语境，都给“工农兵”趣味的增长、流行和走向权力化制造了许多难题。国家权力主体采取“趣味”的等级划分及价值指认方式来解决这些难题，并把“趣味”作为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斗争的“武器”，通过对“趣味”的“批判”、“构造”和“培养”，使“工农兵”趣味快速上升为时代文化的主导趣味，从而以“趣味”为突破口重建文化新秩序，建立“新的人民的文艺”。
（一）知识分子“审美趣味”的惯性问题“审美趣味”是人们在审美过程中表现出来一种相对稳定的审美取向，“稳定性”、“持续性”和“连贯性”是“审美趣味”的一种重要的特质。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作为文化精英，他们在精神生产领域有某种传统的‘优越性’，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学’的思想家，身负着反省批判社会、启蒙民众和捍卫传统人文价值的多重使命”，在“审美趣味”表现为“崇尚创造性和个性风格，追求思想的独立性、伦理的严肃性和艺术的完满性”[4]（P208209）。他们对自身的“审美趣味”带有很强的“自恋”色彩，有时甚至转化为一种“审美偏执”，在面对“工农兵文艺”时，这种“偏执”显得尤为顽固，正如毛泽东所言，不管知识分子爱不爱“工农兵”，“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1]。
在1940―1950年代之交，知识分子“审美趣味”惯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他们拒绝“认同”、有意抵制或排斥“工农兵文艺”。1949年，随着全国许多大城市的相继解放，如何在城市中开展文化建设，成为“文艺工作者”急需解决的问题。由于新文艺的领导者大多来自解放区，具有较为丰富的建设“农村文艺”的经验，这些经验促使“农村文艺”走上曲折的“进城”之旅。当“乡村文化”进入都市中的“小市民”文化之后，两种文化不可避免发生摩擦与冲突，这种冲突外化为不同文化群体的“趣味之争”。虽然具有浓郁“工农兵”趣味的艺术样式受到解放区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但在都市的文化语境中其价值、位置和发展空间都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当时有些知识分子和市民认为“描写工农兵的书”，“单调、粗糙、缺乏艺术性”，“主题太窄，太重复，天天都是工农兵，使人头疼”，他们“要求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写城市小市民生活的作品”，“并且要求这些书不要写得千篇一律，老是开会，自我批评，谈话，反省……”[5]这些读者的批评意见，无疑对“工农兵文艺”的权威性提出质疑与挑战，并且对创作合乎知识分子“趣味”作品的要求相当强烈。尽管此时“工农兵文艺”已成为时代文艺创作的不可逆转的潮流，知识分子还是努力守卫自身的“趣味”阵地，并为日趋缩小的“趣味”空间拉响了“警报”。再比如在建国之初许多城市开展了“工厂文艺活动”，在这次文艺下“工厂”的活动中，有人认为：“城市的文艺工作的重心是在工人，但城市更广大的是市民，恐怕还是最主要的对象罢？为工人是要为的，但是形式太简单内容太单调，怕不合市民、知识分子需要的罢？”[3]（P2）在持这种观点的知识分子看来，“形式简单”、“内容单调”的“工人文艺”与他们的“审美趣味”显然相去甚远，是难以满足占城市人口大多数读者的审美需求的，接受群体人数的多少决定了文艺创作的“审美取向”。胡风曾批评工人创作的“快板诗”，内容“空空洞洞”、形式“千篇一律”，这些诗“对于非工人的读者来说，初看会有些感受，看多了也许要感到疲乏的”[3]（P23），这显然是知识分子视域中的“工农兵”文艺：浅俗直白且不耐“品味”，容易使人产生审美疲劳。更有甚者，有些知识分子或艺人还因为“工人文艺”不符合自身的“审美趣味”而“愤愤不平”可见，在知识分子趣味占主导地位的都市文化语境中，那些投合工人趣味的诗歌仍受到持有“正统趣味”知识分子的怀疑与批评。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个体的审美经验以及性情系统，都使其“审美趣味”在相对开放结构中产生持久的“定向性”和“稳固性”，保持某种“正统”色彩，以致于对某些带有“先锋性”、“前卫性”的审美潮流保持一种天然的警觉，避而不谈、鄙视、讥讽或拒斥是其力保自身“审美趣味”纯正性时表现出来的文化姿态。
知识分子趣味惯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其趣味的“反弹性”。在文学环境相对宽松的时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趣味“死灰复燃”，是“十七年”诗歌美学建构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现象。虽然建国后文艺界开展多次文艺批判运动，知识分子“趣味”生长的空间急剧萎缩，但在建国后至1957年上半年的诗歌创作中，仍可看到知识分子“趣味”浓厚的诗作在“政治―文化”体制的缝隙处潜滋暗长，比如卞之琳《天安门四重奏》（1951）、王亚平的《愤怒的火箭》（1951）、何其芳的《回答》（1954）、艾青的《礁石》、《在智利的海岬上》（1954）、曰白《吻》、《草木篇》（1957）、穆旦《葬歌》（1957）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些诗作中，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将自身所青睐的诗歌审美范式或美学趣味铆入其中。知识分子趣味“反弹”现象不但说明了“精英文化”的“有效性”具有巨大的“魔力”，而且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审美习性的“保守性”。虽然“精英文化”的“合法性”在“毛泽东时代”已被取消，但其“有效性”仍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所谓“有效性”是指在知识分子看来，“精英文化”是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纠正“工农兵”诗歌的“粗糙”和“简单”的编码方式，解决新诗发展中出现的“诗味”寡淡、“主体”缺失、思维“固化”等诸多问题，同时还可以提高“工农兵文艺”的“艺术水准”和“思想含量”，从而实现“普及与提高”的双重任务，这种文化的“有效性”是知识分子趣味“反弹”的重要诱因。另外，知识分子长期接受精英文化教育，经过对“高雅文化”进行编码和解码专业训练，养成一种把其他文化艺术纳入到自身的“审美系统”加以评判的“癖性”，这种审美“癖性”经常成为知识分子趣味“反弹”的潜在力量。于是，当时代语境之于知识分子压力相对减弱时，他们文化构成中遭受时代压抑的理想的诗歌感知图式和欣赏图式被充分唤醒，在“精英文化”有效性和“审美习性”的诱导下，艰难地恢复诗歌应有的精神特质和审美形态。自然，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他们也因带有“精英趣味”的“不健康”之作被迫陷入沉默，或进退失据尴尬不已，或被视为“异端”，为时代所遗弃。
当然，为了有效防范知识分子“审美趣味”扩张与蔓延，国家权力主体从延安开始就选择并实施一系列意识形态策略，力求阻断这种具有“危险性”的“审美潮流”，这些策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趣味”的“区隔”。“在布尔迪厄看来，趣味作为文化习性的一种突出表现，乃是整体的阶级习性的区隔标志。因之，趣味的重要性表现在它是统治阶级和文化场最重要的斗争筹码。”[6]在“十七年”诗歌中，新/旧、合法/反动、高尚/低级、主流/逆流、高雅/庸俗、健康/病态是知识分子与“工农”趣味“区隔”的指标，国家权力主体通过这些“边界”清晰、“二元对立”指标的设定，使“趣味”从原来纯粹的美学状态抽离出来，进入“阶级”这一政治学范畴，也使“中性”“趣味”的失去生存的空间。其二，“趣味”的阶级（阶层）“指认”。国家权力主体把趣味“区隔”指标与“道德”、“阶级”之间进行强行关联，并依凭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进行“指认”。在统治阶级的权威叙述话语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趣味是“低级”、“病态”和“颓废”的，而“无产阶级”的趣味则“纯洁”、“高尚”和“健康”，而且不同群体的趣味是内在的、本质的，是不随时间和情境的变迁发生变化的。由于这种趣味“指认”有“合法”与“反动”、“主流”与“逆流”的意识形态权力逻辑支撑，它便拥有了不可质疑与挑战的权威性，这种经过合法性指认的“美学趣味”就成为统治阶级“斗争的筹码”。诚然，知识分子“趣味”在这场“趣味”的意识形态的角逐与指认中失去了生存根基，它不再是知识分子值得炫耀的“资本”，而是必须彻底挖去的“毒瘤”。其三，合法“趣味”的再生产。“工农兵”趣味必须不断“再生产”以巩固其合法地位。一方面国家权力主体通过文学期刊和诗歌选集等媒介，“引导”人们认同“工农兵”趣味的合法性。“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期刊，通常发挥着规范和控制作家作品生产和文学整体流变的功能，刊物的主编一般扮演着意识形态“守门人”的角色，他们的“审美趣味”和“官方趣味”并无二致，这种“趣味”有效地引导文学流向。从用稿标准和栏目的设置来看，许多权威期刊都向有利于“工农兵文艺”成长方面倾斜，比如《诗刊》1958年曾开辟“工人诗歌一百首”、“战士诗歌一百首”、“工人谈诗”和“战士谈诗”专栏，并约请文坛权威对其“合法性”进行确证《诗刊》在1958年5月号发表了茅盾的《工人诗歌百首读后感》和老舍的《大喜事――“工人诗歌一百首”读后》，对“工人诗歌”创作进行评述的同时也论证其“合法性”。，《人民文学》1958年8月号还刊出了“群众创作特辑”，发表大量“工农”创作的民歌，《文艺月报》1958年7月号也推出“上海工人创作专号”，普及群众文艺。此外，“十七年”诗歌选集同样起到引导人们“审美趣味”的作用，由于诗歌入选的标准具有鲜明的“官方趣味”如《诗选》（1953―1959）所选的诗歌传达的是“城市、农村、工厂、矿山、边疆、海滨各个建设和战斗岗位上的声音”，工业题材与农业题材诗歌所占比例极大。，那些合乎“工农兵”趣味的诗歌得到编选者的分外推崇，此种标准遴选出来的诗歌经典所产生示范效应改变着人们对“工农兵文艺”的偏见。可以说，期刊和诗歌选集的审美取向，有效地刷新了知识分子的性情系统和“审美趣味”，他们不得不学会习惯以“工农兵”的合法“趣味”来规约和评判自身的文学生产。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主体通过“批判”方式实现“工农兵”趣味的“再生产”。在“十七年”诗歌美学系统的建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文学批判事件，这些事件形成一种时代“压力”和意识形态“威慑力”，不但刷新了知识分子的审美理念，而且更新了他们的“趣味系统”，同时还阻断了知识分子“趣味”蔓延与传播，巩固“工农兵”诗歌的合法性。比如1957年发生的“《星星》诗刊事件”，文艺界发动对《星星》创刊号批判的目的之一就是对知识分子“趣味”的一次集中清理。惨遭批判的《吻》和《草木篇》显然与知识分子“审美趣味”相吻合。其实，《吻》中爱情的“欲望”化表达方式，《草木篇》中以“介入”社会现实方式展开诗篇都是知识分子的文学“审美趣味”的表现形式，但是这些都被看作是必须及时彻底根治危险的“病灶”。于是，批评者首先指出两首诗歌中的知识分子“趣味”问题的严重性，有人指出《吻》“歌颂官能快感、挑逗情欲”[7]，“感情庸俗，格调很低”，《草木篇》“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很不健康的趣味――一种离群索居，孤高自赏，妄自尊大的情绪；一种自以为万众昏昏唯我独醒，以至愤世嫉俗不屑与众人为伍的情绪”[8]，“接着是批判流沙河，最后升格为‘草木篇事件’，继而，由‘草木篇事件’又推及‘星星诗刊’事件”[9]（P105），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中，“趣味”之争逐渐演化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种演化方式给知识分子带来的“震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知识分子的“下放运动”在改造知识分子的“趣味”方面也发挥重要的作用。“反右”运动之后，一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进行思想改造。许多“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厂、农村“前线”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文学生产语境、接受对象发生转变，知识分子“趣味”在现实中已“不合时宜”。当时有人认为诗人的创作只有被底层民众“批准了”，“才和真正的诗人称号相符”[10]，在这种情势下，知识分子“趣味”在诗歌文本中大规模扩张已不再可能，而诗歌传情达意方式和诗人的想象模式“工农”化才是合乎时代理性诉求的诗歌生产方式。
（二）“审美趣味”的复杂性问题知识分子言与行，情感与理智的矛盾性使其“趣味”呈现复杂性。在当代社会历史的转型中，许多知识分子面对着急剧变化的社会文化思潮，情感与理智时常发生冲突，他们既想融入时代主潮中，又担心潮流过于强大淹没了自己，既试图以自身的文化实践迎合“工农”审美趣味，又怀疑这种方式的可行性。正如毛泽东所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这里的“爱”与“不爱”是有选择性的，有时也是“矛盾”的。由于知识分子转变是不彻底的，使他们“口头上很明白，思想上却常常糊涂，习惯上和感情上更糊涂”[3]（P35），“嘴里虽然说跟工人学习”，实际上“有意无意看不起工人，处处表现自高自大，摆出领导的架子”[3]（P37）。这种“不彻底”性表现在文艺创作中则是诗歌文本“趣味”的杂糅性。比如卞之琳的《天安门四重奏》被认为“主题是歌颂天安门歌颂新中国，但是整个诗篇所给予读者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印象，以及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11]。其中“红粉女飘零，车站挤/红粉墙上头炸弹飞/工人带农民扫飞机/篱笆开，墙倒，门锁碎”等诗句被指“难懂”、“生涩”和“似通非通”。知识分子的“美学性情”造成了诗歌出现新旧杂陈现象，“精英阶层欣赏的作品注意的是叙事技巧，是作品是如何描述的，而工人阶级关心的是作品描写了什么，渴望的是在作品中的一种感情投入，一种道德感的满足。”[6]显然，卞之琳一方面已认识到诗歌表现新的时代内容重要性，另一方面其创作经验促使他努力挣脱当时流行的颂歌模式的束缚，而采用自己熟稔的“现代派”诗歌形式，自然，这种情感“新”而艺术理性“旧”的诗歌文本，难以使“工农”完全实现“情感的投入”与“道德感的满足”。卞之琳“爱”颂歌内容却“不爱”其形式，是对“颂歌”政治激情“有余”而形式技巧“不足”的有意反动，也是对当代新诗出路的严肃探索，但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这些探索给“工农兵”趣味的生长带来了阻碍。为此，国家权力主体试图在文学批评中引入“工农兵”读者的批评，对知识分子的“趣味”进行“围剿”。在“十七年”诗歌中，“工农兵”趣味是国家权力主体实现权力意志的象征符号，因而它与“官方趣味”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有时甚至相互叠合。当“工农兵”的“审美趣味”获得了意识形态赋予的“权力”时，它常常化身为普通“读者”“趣味”，对知识分子复杂的“审美趣味”提出批评和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批评通常把不符合“工农兵”审美趣味的内容与形式，上升到创作主体的道德和政治倾向的高度进行批判。在文艺泛道德化和泛政治化的年代，这种从道德或政治维度入手观照“审美趣味”的批评方式，对知识分子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卞之琳对此深有体会，他说“长久以来,在国内,‘难懂’二字,对于一位诗人压力很大”[12]。在“十七年”诗歌中，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为自己不纯粹的“趣味”向读者检讨比如卞之琳就在检讨中感慨道：“我当初以为《新观察》的读众大多数也就是旧《观察》的读众，只是刊物从本质上变了，读众也就从本质上改造了”，“现在我知道我的估计错了”，“《新观察》的读众面扩大了，我应该――而没有――扩大我对读众负责的精神”；“我以为一般的读众，在刊物上碰到不大懂的作品还是会放过不看的。我的估计又错了”。其实，《新观察》读者的趣味本质上是“官方趣味”的一种变体――“工农趣味”，而且以这种“趣味”现身的“读者”拥有了监控和打压其他“趣味”增长的权力，因而不会放过“碰到不大懂的作品”。参见卞之琳《关于?天安门四重奏?的检讨》，《文艺报》（第三卷），第12期，1951年4月10日出版，第32页。，“批评―检讨”成为当时一种常见的“趣味”规训和引导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使知识分子的趣味不断“工农兵”化与纯正化，同时也使“工农兵”的趣味走向“权力化”。
二
当“工农兵”趣味拥有“改造”、“阻断”、“纯化”及“提升”知识分子的“趣味”的权力时，它在社会的权力场域中便产生一种虚拟的支配力量――一种被意识形态所统治的统治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下,知识分子唯有模仿、迎合、培养“工农兵”趣味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才能获得言说权，否则就可能被“工农兵”趣味洪流所击碎、吞没，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那么，权力化的“工农兵”趣味对“十七年”文学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呢？
（一）权力化的“工农兵”趣味造成“十七年”诗歌“趣味生态”的失衡权力化的“工农兵”趣味作为意识形态实现霸权的符号，拥有统治阶级赋予的“象征权力”，能够压制、打击和肃清其他构成威胁的“趣味”。更为重要的是，权力化“工农兵”趣味是一种缺少“自反性”的趣味，因为缺乏对自身的规则与结构、权力生成可能与限度以及存在社会条件的反思机制，所以权力的恶性膨胀呈现难以控制的态势。在“工农兵”趣味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知识精英的文化趣味要么变形，要么消亡，而与“工农兵”趣味相契合的艺术样式则“疯狂”扩张，几乎侵占了知识分子所青睐的艺术领地，这无疑造成了“诗歌趣味生态”的失衡。当文学艺术发展失去了不同审美范式的竞争、参照、比对，失去了不同“趣味”拥有者之间的对话时，就有可能出现虚假“繁荣”的景观，出现阅读者的审美疲劳现象。随着文学思潮的不断激进化，人们越来越关注艺术样式之于“工农兵”趣味以及这种趣味所含纳的政治理念的满足程度，而对知识分子“趣味”缺少理解的耐心、包容与尊重差异的气度，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官方趣味”、“知识分子趣味”和“工农兵趣味”相互独立、相互渗透且相互修正的平衡机制，藉此防范“趣味生态”危机，建立起一个“趣味生态”平衡的诗歌空间。
（二）权力化的“工农兵”趣味导致“趣味”的变异国家权力主体出于战争动员或阶级斗争的需要，须赋予“工农兵”趣味一种象征权力。可是“工农兵”作为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并非铁板一块，其“趣味”亦相当复杂。比如现实中工人与农民的“趣味”存在差异，有论者曾指出“工人在城市中生活，他们的经济与文化都较丰富，他们的要求与农民不同，单调而原始的表现形式看来是不能满足”工人的需求的[3]（P77）。再比如有些工人的“趣味”也不太高，有人认为“高跷秧歌本身就是个调情凑热闹的玩意儿，不这样就没人看了”[3]（P107），把文艺当作“调情”、“凑热闹”的一种“娱乐”形式说明工人的“趣味”状况良莠不齐，有些“农民诗人”的诗集中也有一些不完全“健康”的歌唱“小生产者、小农经”济的作品[13]（P114）。加上许多工人“趣味”与“封建”思想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复杂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显然，并不纯粹也不太“高尚”的“工农”趣味是无法对知识分子“趣味”产生修正力量，于是国家权力主体从“工农”趣味中提取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素，构造理想形态的“工农兵”趣味，并进行本质化叙述。《诗刊》就曾开辟“工人谈诗”、“战士谈诗”专栏，这些“工人”和“战士”的趣味有惊人的一致性，他们“喜欢”的诗歌的类型无非是思想“健康”、鼓舞“斗志”、篇幅“短小”、语言“通俗易懂”、感情“朴素”、基调“明朗”、节奏“明快”。可以说，“工人”和“战士”如此纯正、单一的“审美趣味”显然是经过意识形态之网过滤，并不一定是现实形态的“工农兵”趣味，而是按“官方趣味”模式“构造”出来的，“代表将来的文学方向应该具有的趣味”[14]。由于只有经过“官方趣味”编码的“工农兵”趣味才能获得意识形态赋予的相应权力，才能成为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趣味”进行改造和斗争的“符码”，因而这种“工农兵”趣味远离本真形态而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
诚然，权力化“工农兵”趣味自身也存在许多危机，这些危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工农兵”趣味的权力危机。“工农兵”趣味并非在文化趣味的自由角逐中脱颖而出，而是仰赖于统治阶级权力运作才赢得主导权的，因之，“工农兵”趣味权力离开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场域，从权力的中心滑向边缘，它就丧失了其所拥有的控制力与威慑力，逐渐淡出知识分子的关注视野，甚至遭到遗忘与冷落。原来被宣布为非法的、备受压制的知识分子“趣味”则产生一种持续反弹力量，不断剥去“工农兵”趣味的神圣外衣，瓦解“权力”并不稳定根基，从而带来难以避免的权力危机。二是，“工农兵”趣味合法性危机。其实，“任何社会的合法趣味总是统治阶级的趣味，这种趣味并不代表真正的高雅趣味，真正的高雅趣味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合法趣味’只不过是某一阶级的、经过伪装而强迫全社会普遍接受的趣味”[15]（P166）。也就是说，“工农兵”趣味是在“权力”的依托下获得“高雅”的身份与合法地位的。随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趣味”符号的强制性逐渐减弱，“工农兵”趣味所含纳的价值体系不断受到质疑与解构，其霸权地位和“天然”的合法性也在人们的反思中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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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粟世来)
The Competition of “Interest”
――Discuss on the remodeling and crisis of poet’s aesthetic interest in “17 years”
WU Hong-l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Longyan University,Longyan，Fujian,364000,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growing of “17 years poetry”,the remodeling of poet’s aesthetic interest is not only the effective means of intellectual’s self-innovation and newcomers’ reconstruction,but also the important strategy which promotes the generation of new aesthetic style of contemporary poetry.The protagonist of contemporary poets effect a radical cure intellectuals “aesthetic paranoid” and “aesthetic inertia”,through the interest segmenta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legal interest,which make contemporary poets aesthetic interest authorization.The aesthetic interest authorized not only leads to imbalance and variation of aesthetic interest,but also causes legitimacy crisis of peasants and soldiers’ aesthetic interest.
Key words:“17 years” poetry；aesthetic inte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