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恶心》是萨特的代表作，也是受到我国学者高度关注的一部存在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在我国学术期刊上见到的关于《恶心》的研究文章有三十余篇。这些文章围绕着主人公罗冈丹的形象分析，主要分为四种情况：罗冈丹在遭受“恶心”袭击后，成了一个“多余人”；罗冈丹的“恶心”，源于“自在存在”对“自为存在”的包围；罗冈丹在艺术的审美中超越了“恶心”，获得了救赎；罗冈丹是一个“痛失乐园的现代人”。
关键词：《恶心》 多余人 包围 超越 现代人
前 言
《恶心》是萨特早期创作的一部中篇哲理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他于1931年就开始动手创作这篇小说，历经五年之久，1936年完稿，取名为《忧虑》。当他将自己这部生平最满意的小说交给出版社时，却遭受到了退稿的厄运，但他对自己这部杰作的出版深信不疑。几经周折之后，经过作者的一些修改，它最终由伽里玛出版社于1938年以《恶心》之名出版。《恶心》一问世，立即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巨大成功。此后经久不衰，并被译成了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的读者中传阅，成为存在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
《恶心》以其对人生和世界的哲理性和思辨性的探索而使萨特声名鹊起，为他日后在世界文学界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晚年在回忆自己的文学成就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我以为，从纯文学观点来看，这是我写得最好的书”，并希望这部小说在他去世后仍能为后人所接受，“我很愿意这一部分能留下来，愿意看到人们去读它”。
《恶心》是一部日记体小说，它讲述了一位名叫罗冈丹的“我”，突然被“恶心”（“恶心”就是被显露出来的，看起来并不是美好的存在）所袭击。于是，“我”发现，周围原本熟悉的人和事件突然变得陌生和奇怪起来，已经从事三年之久的罗尔邦侯爵研究也失去了意义，进而对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社会身份产生了怀疑。面对着生活在自己周围的人群和那些事物，罗冈丹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恶心感”，他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对这个看起来井然有序的世界产生怀疑。不知是周围的人和事物变了，还是自己变了。为了想看清楚自己，他养成了逐日记事的习惯。从此，“我”日复一日在图书馆、咖啡馆、旅馆和马路上徘徊和感受，等着“恶心”的感觉来袭击“我”，体验着存在的恶心感觉。当他抖落一件件美丽的生存外衣后，发现原先我们所认为的，我们与他人的各种情感关系，如冷漠、仇恨、欲望，甚至还有爱，所有的这些关系，我们曾经以为是人类一切行动根源的东西，不过都是一些幻象，而不是先于存在本身的存在。这一切都没有所谓的必然性，包括个体“我”的存在，全都是由偶然堆积起来的，而且是一些“多余的偶然”。罗冈丹明白自己找到了恶心的关键所在，那就是存在的非崇高性的荒诞本质。当他通过对存在的层层剥离，摈弃了存在的一切幻象后，正如加缪对他的评价“一个坐在他生命废墟中央的人”。置身于废墟中央的罗冈丹，始终想逃离出去。可是在物质的世界和人群所设置的迷宫中，一直找不到出口，即使那种能够触及人的灵魂的音乐，也不过是由期待和假想所构成的自欺欺人的游戏。
在《恶心》这部哲理小说中，通过刻画主人公罗冈丹在陷入生存的窘境中的无奈挣扎，萨特想提醒我们：人在陷入这些自欺欺人的生存困境时，是无法争取到真正的自由。
1965年，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了郑永慧翻译的萨特的这部中篇小说。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里，翻译的目的只是为了给我们批判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思想提供一份反面教材。在意识形态斗争的指导下，对《恶心》的评价也就完全算不上真正的研究，不过是为了给它扣上诸如“反动”“腐朽”“病态作品”等帽子罢了。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评论界才开始真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关注着这部作品，研究文章有三十余篇。在如何评价这部哲学小说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大致可以归纳为下面四种情况。在介绍这些情况时，笔者将逐一作出评价。
一、罗冈丹在遭受“恶心”袭击后，成了一个“多余人”
这类文章把萨特看做是一个厌恶资本主义制度，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萨特在小说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充满着一种悲观厌世的世纪末情绪，而这也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绝望的作者本人思想的真正流露。
我国学术界对《恶心》的研究，始于杜小真的《读萨特的〈厌恶〉一书》一文。严格说来，这只能算是对《恶心》的一篇介绍性的文章。杜小真用比较大的篇幅介绍了萨特创作《恶心》的时代背景、思想状况，以此来给该作品定位。他在文章中指出，萨特的哲学是以“研究人的现实存在，研究现实具体的人的具体存在本身”为唯一目的，“这个目的也就是萨特写《恶心》的动机”。事实的确如此，这也是萨特的哲学与他以前的法国哲学只从事一些纯粹的抽象研究不一样的地方。
萨特创作《恶心》的时候，世界正处于“二战”前各种矛盾已经激化的时期，面临社会的动荡、人类的互相屠戮，处于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能否挣脱历史环境的规定，从而获得自由，这是萨特当时正在思考，并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正如弃医从文的鲁迅一样，他也意识到，要让人从囚禁他的铁屋中走出来，首先要让他有砸破铁门的意识，于是，唤醒人们起来挣脱这个囚禁人的世界的反抗意识，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恶心》中，苏醒过来的罗冈丹，意识到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是一种完全的“偶然”，而他却生活在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存在的人群中，不能不产生一种恶心感，这也是这部小说何以会在一问世就引起人们强烈共鸣的原因所在。可是，杜小真随后的分析却偏离了萨特的这一思想主线。杜小真认为，萨特是一个在现实中“常常碰壁”“对生活不抱希望、然而又充满个人幻想的心理”，处在“彷徨苦闷、悲观中”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那时认为人生不过是一场梦，人们无法知道它的来踪去向，因此无法掌握自己的一生”。他在进一步的论述中指出，由于萨特的这种“虚无主义”思想，“在《恶心》中都有极其生动的具体表现”，这部哲学宣言式的小说，渲染了一种“低沉的，充满忧郁、悲观的情绪”，但是其中也有“乐观主义的一面”，因为萨特“在清醒看到使人厌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后，仍然不屈服”，“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摆脱丑恶现实，不顾一切寻求生活的欲望，使读者感到不管外界如何，萨特还是要奋斗的，不甘心命运的摆布，不甘心被‘厌恶’征服的”。正是基于对萨特的这种认识，杜小真将自己的一本研究萨特的著作，取名为《一个绝望者的希望》。在80年代初，像杜小真这样对萨特的思想及其《恶心》如此误读的人，还不在少数。
杨剑认为，《恶心》是一部“通篇格调低沉，色彩灰暗，客观上给人们造成一种悲观失望的沉重的窒息感”的作品。主人公罗冈丹是一个被社会彻底遗忘了的多余人。罗冈丹的日记“不过是借议论人生发泄他的浓厚的悲观厌世的思想情绪，和对现实世界的不满”。由于罗冈丹“对资本主义社会表示强烈不满，但又无能为力，改变不了自己可悲的处境，因而感到极度的苦闷、失望，并进而彻底否定了人生存在的价值”。可以说，“他是法国30年代中、小资产阶级中那些孤独、忧郁、颓废人物的典型代表，是一个消极的人物形象”。而萨特在“《恶心》中所反映的对人生的浓厚悲观情绪”，又与他创作该作品时的人生态度密不可分。当时在帝国主义嚣张气焰日益高涨之时，法国许多进步作家纷纷“投入反战行列”，由于萨特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他虽然接触过马克思的著作，读过《资本论》，但他读不进，弄不懂，不相信，甚至于产生了反感”，于是像萨特这样“一些来自中、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作家，不是游离于当时严峻的社会现实，就是一味消极地摇头叹息这个世界太不像话，太可怕了，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萨特在《恶心》中所流露出来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腐蚀作用，它使人丧失生活的信心，涣散人们追求光明的斗志，丝毫没有要对这种使人‘恶心’的社会认真地进行改革的决心，这也可以说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一个致命伤”。
从这些较早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萨特被视做是对资本主义现实不满，却又找不到出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他对世界的看法是“消极的”“不抱希望的”“悲观失望的”。于是，《恶心》也是一部渲染小资产阶级“悲观、彷徨情绪”的“病态作品”。这种从社会制度、作家的阶级身份等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出发来分析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如萨特的《恶心》，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严重制约了我们对它们所蕴涵的深刻的思想的有效挖掘。
二、罗冈丹的“恶心”，源于“自在存在”对“自为存在”的包围
这类文章认为，罗冈丹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发现了存在的本来面目的“自为的人”，而生活在他周围的人，是一些缺乏自我意识、与物体差不多的自欺欺人的“自在的人”。这也是他产生“恶心”感的根本原因。
《恶心》的主人公罗冈丹，从对所谓客观存在的一个装墨水瓶的纸盒的思考，开始产生了恶心感。于是，他“从长达六年的睡眠中苏醒”过来，开始思考人与物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思考时间、奇遇、自我的存在，甚至思考着思考本身。一经思考，罗冈丹认识到，原本以为这一切都是自己人生在世的意义所在，其实恰恰是它们限制了自己的自由。梦醒后的罗冈丹，被恶心感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无路可逃。恶心是如何产生的呢？刘永在对“恶心”产生原因的分析中，认为有两种情况会导致“恶心”的发生：一种是“自在存在”的存在对“自为存在”的异化，即“他人”与周围客体世界一起构成了异己的“自在存在”；第二种是由“自为存在”到“自在存在”的转变。当“渴望个体的自由，渴望‘自为’的无限可能的罗冈丹”遭遇到“周围的‘自在’却又是那样的固定，那般的顽固不化”时，他就没有理由不感到“恶心”。
缑广飞认为，要弄清楚罗冈丹为什么“恶心”，应从“自在”和“自为”说起。在他看来，人有“自在的人和自为的人”之分，自为的人具有自我意识，如《恶心》中的罗冈丹；自在的人混混沌沌，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如自学者、吕西、铁路之家的老板娘、马布利咖啡馆的主管和“混蛋们”。“那些自在的人都是‘自欺’者，他们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所扮演的角色行事，从未否定过自我，更不用说改变自我了，他们用幻想制造假象，掩蔽存在的真实状态”，他们“与自在之物没有差别，因而和谐一致”。觉醒后的罗冈丹“发现自己处在自在的包围之中”，便感到“恶心”。难能可贵的是，缑广飞看到了“恶心”的积极意义：当支撑、束缚罗冈丹的人类文化灰飞烟灭时，这就是自由。由于紧扣“自在”和“自为”来认识萨特哲学和文学的关键词“恶心”，刘永和缑广飞的分析，已触摸到了萨特哲学思想的深处。
三、罗冈丹在艺术的审美中超越了“恶心”，获得了救赎
自为的罗冈丹生活在自在的人群和自在的物体中间，“恶心”像梦魇般追随着他，使他坠入了那令人眩晕的恶心的包围之中。他也曾想用梦想、爱情去抵御它，可都被他否定了。在小说的结尾处，当他对生活了三年之久的布维尔市失望之极，准备动身去巴黎时，他又在铁路之家听了两遍先前能够帮助他心情好转的“some of these days”的忧伤的爵士乐。据此，有些文章认为，罗冈丹最终在艺术中超越了恶心，找到了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吴格非认为，“美即虚无”，“虚无消解了意义，但同时又产生了无尽的意义”，于是萨特让罗冈丹选择了“文艺创作这样一条审美的人生道路”，因为“在萨特看来，艺术是具有救世功能的，人并非是绝望地存在，人是能够超越存在的”。显然，吴格非不过是通过对《恶心》的阐释，表达自己对审美的奇特功效的认可。同样，赵俞凌也有这样的看法：“洛根丁终于相信艺术作品可以解救他，美不在他的现实中，他要在想象中去寻觅它，因为美是与想象同时开始的，美是由想象的意识创造的”。吴顺琼说，“音乐的存在与人的存在有着共通之处”。当罗冈丹遭遇了音乐，他的生命产生了共鸣，“为他指出了一条超越虚无的自我拯救之路”。在吴顺琼看来，萨特为罗冈丹设计的这条审美之路寄托了他自己的理想，因为“在萨特眼里，音乐可以让人用审美的眼光超越当下的痛苦”。
上面这几篇文章的作者受我国传统小说模式的影响，希望小说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于是想当然地认为萨特为他的小说《恶心》中的主人公罗冈丹提供了一条超越恶心的审美救赎之路。其实，萨特恰好是反对人们沉浸在艺术中，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得到了拯救，他痛骂这些人是傻瓜、笨蛋，“居然有从艺术中寻找安慰的傻瓜”，“他们认为美会与他们分担痛苦。这些笨蛋”。萨特一直是以遵循他“自由选择”的哲学思想来从事文学创作的。在作品中，他只是将“存在”本身展示出来，而将选择权完全留给他作品中的自由者。
四、罗冈丹是一个“痛失乐园的现代人”
另外，曾杰从基督教神话中有关失乐园和复乐园的构成模式去分析《恶心》中的主人公罗冈丹，认为他是一个“痛失乐园的现代人”，但仍然肩负着恢复失去的乐园的重任。曾杰把萨特看作是一个“制造神话的人”，而《恶心》中洛根丁（即罗冈丹）的故事则是萨特的现代神话。在他看来，现代神话中罗冈丹的故事“同西方影响久远的失乐园的基督教的神话”，在构成模式上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是一个“痛失乐园的现代人”。在罗冈丹以前，由于人类所犯的原罪和失去了可以皈依的上帝，人类已经失去了此岸的乐园和彼岸的乐园。作为已经三度失去了乐园的人类的一员，罗冈丹是一个“负载着山一样沉重的‘后果’的现代人”，“他的无穷厌恶，极端孤独，深沉忧郁，严酷内省，都是这一后果所馈赠的礼物”，并被“掷入无根底的虚无之中”。尽管失去了乐园，但罗冈丹并没有陷入绝望而不能自拔，他肩负着恢复失去的乐园的重任。他所要恢复的乐园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被西方文化所遗忘、耽误了的人的存在的乐园，要让长期失去本真状态的此在作为世界的唯一本体”。罗冈丹是“在文化的废墟上找乐园”，当他对周围的一切产生厌恶感，走至废墟的中央时，他接近了人的乐园，但他恢复“复乐园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厌恶纯粹是一种精神否定，复乐园只是设定了一种美妙而又空幻的非存在，它不可能为克服异化找到救世良方，正如马克思一早指出过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曾杰的分析视角不仅富含新意，而且对罗冈丹这一人物形象的把握比较到位。
更难能可贵之处是，曾杰对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的分析，让人见识了萨特在艺术技巧上的高明之处。在他眼里，萨特的小说在哲理和创作技巧的结合上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由于他采用了失乐园和复乐园的构成模式来分析萨特的《恶心》，在分析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时，也分别从“失乐园的生存悲哀”和“复乐园的痛苦求索”的哲理和小说技巧是如何结合来论述。在失乐园部分，为了描写“失去乐园的人类面对的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世界，是一个无处不异化的世界”，萨特一反现实主义作家所提倡的“模仿自然、再现自然”的写作手法，采用的是让罗冈丹使用“原生质的视觉”（即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来观察这个世界，“由于这种观察方式排斥了理性的选择与提炼”，从而把世界的“褴褛本相与虚无性质无情地剖露出来”；在复乐园部分，为了描写人类“复乐园的痛苦求索”，萨特对罗冈丹的心理揭示是十分深入的：“从最深层的晦暗玄思到最表层的生理感觉，从系统的思辨到摇曳不定的意识碎片，尽最大可能去拓展心里阈限”，由于“人物心理只有在时间上才能展开”，萨特对罗冈丹的心理描写采用的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时间”，它糅合了“意识流小说打乱时间顺序”与“新小说某些作品对潜意识、无意识的捕捉”的特点，“从而推进了小说的心理描写的深度发展”。《恶心》在艺术上的创新意义正在于萨特把“失乐园的生存悲哀、复乐园的痛苦求索与小说技巧紧密地结合起来，互相印证、彼此补充，从而融哲理与艺术于一炉”。在萨特这部看似传统的写作手法，但又极易让人忽视它的艺术价值的作品中，独具慧眼的曾杰看到了萨特在艺术运用上的高人之处，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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