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直接的权钱交易行为，间接地利用权力影响力进行贪腐，也已成为当前官员腐败现象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确实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实，利用公共权力影响力从事包括收受贿赂在内的非法交易由来已久，也一直受到法律的明文禁止。不过在过去数十年间，官员受贿犯罪的主体范围在刑事法律中有过多次变迁，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颁布多项司法解释，不断予以新的界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最终立法修订后，成为一个区别于典型受贿的较新罪名。
广义上的利用影响力交易行为就包括这样一种情形：已离休、退休的国家干部，原本已没有现职、现权可以利用，却还是人走“茶”不凉，继续发挥着余“热”。他们利用本人原任职务、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在职的同僚为人办事，自己却从请托人那里获取财物。这显然也是利用了原来自身影响力的非法交易行为。
现在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范围大大拓展，除了可以包括现职干部的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外，还把离职人员的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包括在内。这难免使人产生疑虑，担心司法上能不能真正做到“一网打尽”。因为从常理上看，刑法惩治贪渎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现职国家官员，离退休人员次之，他们的近亲属及关系人可能更为次之。在情感上，虽应对贪渎行为保持“零容忍度”，但立法和司法毕竟是理性之事，需要突出重心、区别对待、缜密裁量。应该看到，法律并非纯粹的纸面宣言，在走向实际司法时，需要更多的技术设计和成本考量。
这方面的例证很多。譬如，为了纯洁干部队伍，我国法律曾在1988年就明文规定，国家公职人员在对外交往中接受礼品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构成贪污罪。但司法上真正进行处罚的却极少。全国人大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再度将犯罪范围扩大到“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但此后依法处罚的依然是“凤毛麟角”；又如刑法修正案提高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从原来最高刑罚的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了十年有期徒刑。但由于我国长期没有建立官员的家庭财产登记、公告制度，司法机关通常是在查处贪污、受贿等主要罪行时，才“意外发现”他们还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单独以此罪判罚的情形同样少见。
由此，人们对被媒体誉为“反腐利剑”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实践中的效用表现出忧虑，当然可以理解。
利用权力影响进行交易的现象已十分突出，必须依法予以控制。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利剑”需要通过严密、公正的司法才能发挥作用。刑法上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如要真正发挥其功效，就应当首先在规范运用的层面上下功夫，比如更清晰地界定“关系密切的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概念，增强其操作性。要对法律上“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及相关量刑情节作出量化设定。更应当在执法观念上确立“依法司法”的理念，在取证的及时性、针对性、规范性上着力。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威慑力，使权力影响力交易腐败行为受到有效控制，体现反腐败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