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描写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所经历的生存困境和物质窘境，是新时期留学生文学的一大主题。本文在对此时期诉说打工之苦的留学生文学代表作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指出留学生为成为新移民而进行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血泪史和苦难史，是留学生们真实的生命轨迹的记录。而作为这种低劣生存状况的结果――物质生存压力下金钱观的异化，更成为了留学生文学作品独特的文化视角，为中国历史转型期人格的建构与重塑，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形象思考。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留学生文学打工文学“物质化”倾向生存状态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中国掀起了一个浩浩荡荡的新留学大潮，无数热血青年心怀改变命运的理想和壮志，义无反顾地奔赴了“海的那边”，就如艾丹的《纽约白日梦》中写到的：“我预感到能在美国发财。像我这样精力充沛的穷小子为什么不能做上一出‘美国梦’呢？”这种跃跃欲试的心理几乎是那个时期每个出国人员都具有的普遍心态。然而，真正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国外之后，物质的反差和诱惑却成为了留学生所面临的第一轮强烈冲击波，物质贫穷所导致的精神苦难对于留学生和新移民的影响太过深远，使得早期的留学生文学一直表现出对个人物质生存的极大关注，反映在文学创作上，诉说打工之苦和留学生们“饮食有忧、生活无着”的尴尬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在成功之后得意洋洋地炫耀展示，成为了留学生文学的主题之一。
钱宁在《留学美国》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西方社会，要是没有钱，即使充满自由，你也没有多少自由可以享用；即使人人平等，你也得不到多少尊重。”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先行者面对的更多是因为祖国的弱小而饱受歧视的“弱国子民”的痛楚，那么新时期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更多的感受是因为面临生存困境、物质窘境的“悲剧人性”的苦楚。20世纪80年代，关于这方面描写的留学生文学作品层出不穷，90年代以后的留学生文学也延续了这一创作主题。80年代的中国，刚刚打开了国门，对于西方世界的生疏和物质上的强烈反差让他们在异国的谋生之路变得异常艰难。而90年代负笈西方的留学生，他们出国留学时中国早已步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对外交往渠道的畅通和各种传媒包括文学作品对西方社会的大量介绍，早已揭去了西方世界的神秘面纱。因此，当他们跨出国门的时候，对于迎接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将要面临的精神流浪处境，他们早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这与过去的留学生对于西方社会那种一无所知、一厢情愿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区别。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出国后，和其先行者一样，经济上几乎处于赤贫状态，为了生存，首先就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找工作，解决生活问题，克服语言障碍，应付学习任务。在生活和读书的双重压力下，他们既自卑又敏感，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反映在文学创作上，这一时期的留学生文学作品蕴含着一种不吐不快的宣泄者的激情，涌现出很多诉说打工之苦的佳作。《我的财富在澳洲》的作者刘观德就曾经说过：“我的澳洲故事，本身就有很好的立意，我的故事款款道来就是最自然的谋篇布局，就是故事发生的全过程，而所有的人物也都真实地像我自己一样，只需要把他们白描出来。”他所写的“出来不易，呆下去更难，回去更难”，尤其是那“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即找不到工作的苦比打工更苦的著名的“五苦论”，更是成为留学生在海外面对生存困境而发出的振聋发聩之音。针对打工苦，有人曾经这样评价留学生文学：“仿佛是一场诉苦接力赛，接力棒传到谁手上，苦难便骤然降临。他们好像不是公派或自费留学的学子，而是一支劳务输出大军，有干不完的苦差事、受不完的罪。”的确，留学生为成为新移民而进行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血泪史和苦难史。
两手空空来到异国土地的留学生们，首先面对的就是生活的重压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除了少数衣食无忧的幸运儿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应付巨额的生活和学习费用。然而，中国和世界多年的隔阂，使得长期在大锅饭体制中生活惯了的人们，已经养成了依附性，缺少危机感，更缺少在竞争中冒险的胆量。语言沟通上的欠缺和窘境，使他们能够选择体面而又报酬高的工作机会少之又少。中餐馆作为世界各地华人经济最主要的支柱之一，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众多留学生谋生的主要栖息场所。像《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我的财富在澳洲》中的罗伯特?牛，都曾经是百万餐馆打工族中的一员。据说在美国的200余万华人中，有一半以上曾经从事过餐饮业。中餐馆、居酒屋、唐人街，这些耳熟能详的词语，就是留学生们谋生的阵地，打工、餐馆成为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字眼，因此也有人把留学生文学称之为“打工文学”、“餐馆文学”。对于作家创作来说，生活往往是一口深井，入口小，层面深且丰富。老舍、沙汀笔下的茶馆，折射出万千风俗人情，容纳进诸多人间悲欢；而留学生作家笔下的餐馆，也容纳了万千华人的悲欢哀乐，折射出华人社区的生生息息，呈现出留学生真实的生命轨迹。作家老南被称为“餐馆文学”的代表作家，他在1998年的旧金山美华文学研讨会上发言时说：“因为长时期在餐馆打工，就比较了解餐馆生活，我的小说也往往被人称作餐馆文学。其实餐馆并不是一个狭隘的空间，放射开去，它就通向世界的各个领域，餐馆不过是我的小说的临时舞台。”《信是有缘》中曾在中国当过校长的老杨和当年为探望父母偷渡未成遭到他严厉惩罚的学生在美国餐馆重逢。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不可一世的代表主流社会地位的杨校长如今潦倒到要拜倒在学生的餐馆门前讨生活，异域相遇的餐馆场景和曹禺笔下的《雷雨》一样充满戏剧性冲突，异国重逢实际上意味着以往愚昧、苦难生活的一种终结。作为餐馆文学的代表作家，移居比利时的作家章平在《顾辉死了》中塑造了顾辉这个带着在江南秀丽、幽深的竹林中陶冶的气质、情调的悲剧人物，成为打工者的他在餐馆嘈杂的市侩环境中无法适应欧洲生活的夸张、喧闹和及时行乐的颓废与堕落。在“欧洲华人那种为钱拼搏而内心却空虚得可怕的生活”中，顾辉周围的“我”和阿菱等人几乎都为着一个目标――“把钱留起来，将来开餐馆用”。而顾辉钟情于诗，但在餐馆混乱的文化环境中，诗人被视作“人妖”，成了众人捉弄的对象，餐馆成为他们自己安排好了的湮没之地：不能固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理想信念的顾辉选择走上了人生不归路。
对大多数留学生来说，餐馆是其留学生活的起点和归宿，是他们艰难的栖身之地，也是他们的寻梦之地。很多留学生虽然经历过插队的生活，对于吃苦有过经验和心理准备，但是真正到了国外为了物质发愁，为了糊口而走进餐馆打工时，还是难以面对巨大的心理落差。被村里那种“出国成了某种身份和地位的商品”的风气挤出国的《黑市居民》中的林岗，黑市居民的身份使得他只能依赖于活重而又地位低下的餐馆打杂才能活下去。每天从早晨忙到凌晨的劳累不堪、风声鹤唳的躲避移民局的搜查，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罩住了他整个生活，使得阴影笼罩下的他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吞，在异域的星空下一个人寂寞地苦捱。李佩的《在那片天空下》中的赵大力，拼死拼活地打工，省吃俭用地攒钱，却弄得身无分文，还积劳成疾，差点成了残疾人。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看过信，这个40多岁的汉子又流下了眼泪。他不怪妻子，只怪国内好多人都以为外国是座金山，钱是好赚的，只要出来就能发财。到如今他不过赚了妻子说的那一万六千块钱，这么个数目何苦费了死劲停薪留职跑到这来，吃这么多苦呢？”《我的财富在澳洲》是迄今为止公认的表现中国留学生打工谋生主题最出色的一部作品，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赴澳读语言学校的男主人公“我”的打工经历。作品以“我”处心积虑为加工资而展开的与日本快餐店女老板之间短兵相接的争斗为焦点，展示了打工者的真实处境和心态。作者毫无畏惧地将“我”在对抗过程中的全部心理活动，无论是高尚的还是卑劣的，光明的还是阴暗的，刚强的还是怯懦的，一次次大的计划、一次次小的诡计，都赤裸裸毫无顾忌地呈示在读者面前。为此，作者刘观德发出了“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的著名论断。无论是顾辉、林岗，还是罗伯特?牛，他们的悲剧命运都构成了打工题材小说的独特文化视角，即在表现打工者的生存状况时，也关注造成这种低劣生存状况的根源――生存压力下金钱观的异化。
也许是因为物质贫穷所导致的精神苦难对于留学生和新移民的影响太过深远，早期的留学生文学一直表现出对个人物质生存的极大关注。物质的贫乏所带来的生存压力造成早期留学生们对于物质和金钱的渴求，反映在小说中，要么是富裕梦的破灭，挣扎在贫困线上；要么是成功致富的传奇，沉溺于物质享受之中，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物质化倾向。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成功和幸福都可以用金钱的尺度进行衡量，财富是成功的砝码，而苦难则是成功的必要经历和体验，幸福感受的背后，是一种摆脱了贫困与匮乏状态的强烈优越感。在生存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后，留学生们对金钱与物质的热情依然持续上升，这种精神和物质发展的失衡，导致由于有限资源和无限欲望的日积月累而带来的冲突不断加大。面对道德的迷失和信仰的缺失，更多的人开始追求和享受日常生存状态下的种种快乐。在信息膨胀、欲望膨胀的90年代初期文化语境下，一系列以“出国”、“海外淘金成功”为故事内容的留学生文学蓬勃兴起，如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以及樊祥达的《上海人在东京》等，渲染了一个个致富者的传奇故事，并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此时，留学生文学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这些作品中的成功人士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龌龊，自己的卑微，自己的妥协，但是这种展示不再是希冀自己的苦难得以通过某种载体再现从而获得群体通感的一种宣泄，而是成功者经过努力拼搏后洋洋得意的回顾和炫耀。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的留学活动被改写成海外淘金和改变个人命运的最佳手段，出国被渲染为拯救中国和自己于贫穷的现实之外的神话。对物质世界的丰富占有，就是世俗幸福的最大满足，留学―归来为人们确立了幸福生活的便捷化途径和前景，“纽约”、“曼哈顿”、“东京”、“澳洲”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梦想天堂，赤裸裸的“金钱梦”成为幸福和成功的标志。
张颐武在《丛林下的冰河》的代序中这样说过，“经过了20世纪第三世界不断的变革探索，人们发现乌托邦式的沉溺和陶醉只是一种夸张与空洞的语言行为。在‘物质’和生活的挤压之下是极端无能为力的。”现实中留学生们在适应与不适应的挣扎蜕变过程中，也经受着物质贫穷而带来的灵魂上的煎熬，这是他们在征服又一方土地，靠自己的双手建立起新生活的必然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类形象为中国历史转型期人格建构与重塑，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形象思考。
注：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1B052）。
参考文献：
[1] 艾丹：《纽约白日梦》，《留学生文学丛书》（纪实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2] 钱宁：《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3] 刘观德：《平民的遗憾》，《文汇报》，1993年4月4日。
[4] 王永午：《苦海无边，电视剧是岸》，《北京青年报》，1996年1月23日。
[5] 老南语：《美华文学研讨会在旧金山举行》，《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1月17日。
[6] 李佩：《在那片天空下》，《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代小说日本大洋洲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7] 张颐武：《丛林下的冰河》，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
张卓，女，1972―，吉林长春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海外华文文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邹丽丹，女，1978―，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