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聊斋志异》内涵丰富，同时叙事艺术也颇具特色。文章试图通过对作品叙事艺术的探究，解读《聊斋志异》的残缺叙事模式，并且进一步揭示蕴含其中的作者创作意味。 关键词：《聊斋志异》；残缺叙事；思想意蕴
作者简介：石李锋，男，中国古代文学硕士，榆林学院中文系教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6-0063-02
中国古代小说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在故事结构层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小说故事情节的大团圆的结局。通过这种情节结构表达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美好期待。早在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里，大团圆结局的小说叙事方式已经形成。比如《李寄斩蛇》中李寄历经艰难凭借一己智慧斩杀蛇妖的故事，小说以李寄斩杀蛇妖拯救一方百姓的大团圆结局，表达了作者的邪不压正的思想观念。到了明清时期，这种大团圆式的小说叙事结构被更多的小说创作者喜爱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应用。比如，明清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的叙事结构几成定势，也因此饱受质疑。甚至在《聊斋志异》中，也有许多故事以大团圆的方式作结，如《阿宝》《聂小倩》的故事，以寄托作者对现实人生的美好理想。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故事在结构层面都会遵循这一叙事特征，在中国古代小说长河中，有非常多的故事打破了大团圆的叙事结构，表现出一种残缺的状态，从而以触目惊心的结局方式引发人们对现实的反思。笔者把这种打破大团圆叙事结构的叙事方式，称之为残缺叙事。比如《水浒传》，在小说营造的无比险恶的世界里，水泊梁山的英雄们并没有最终实现他们的理想，小说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团圆结局的叙事结构，以故事主人公的毁灭为代价，揭示出在没有公平和正义的社会里，我们应该怎样诠释我们的忠，怎样表达我们的义。《聊斋志异》中许多故事，作者同样通过残缺叙事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深刻认识。
一、《聊斋志异》的残缺叙事
《聊斋志异》寄托了作者的一腔孤愤之情。在以残缺叙事方式展开的故事里，这种孤愤之情体现得更为深刻。按照故事情节的不同，《聊斋》故事的残缺叙事有以下几种具体形态。
首先，“看”与“被看”的残缺叙事。在《聊斋志异》中有这样一类作品，故事主人公处于“看”或者“被看”的位置，在缺乏交流的情况之下最终导致悲剧发生，从而引起人们的反思。比如《犬奸》。故事讲述的是一个青州商人，常年外出经商，其妻在家与一白犬交合并习以为常，后来商人回家与妻独处时被狗咬死。官府审理后命两役将商人妻与犬解至部院，两役竟迫使商人妻与白犬在众目睽睽之下交合，以此获利。最后，商人的妻子被“寸磔”而死。故事中商人的妻子被置于“被看者”的位置，成为了一帮看客猎奇娱乐的对象。在这样一则“看”与“被看”模式结撰而成的故事里，可以感受到人和人拒绝交流的冷漠状态。类似的故事还有《梦狼》。直隶白翁在梦中与一丁姓男子出游至儿子官邸。竟见儿子府衙之中恶狼当道，尸骨如山，而自己的儿子却化成了一只斑斓猛虎。故事中，主人公白翁被置于“看者”的位置，通过“看者”的眼睛，为我们揭示了故事中那个“官虎吏狼”的黑暗世界。不管是人与人的冷漠还是客观世界的变异，都反映出了人性缺失、社会失范的不完满。
其次，“来”与“去”的残缺叙事。《聊斋志异》中许多故事都是在花妖狐媚的来来去去中展开的。在一些故事中，故事主人公的“来”与“去”，蕴含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比如《公孙九娘》。这则故事以清初发生在山东的“于七之乱”为背景，讲述的是公孙九娘和母亲在“于七惨案”中含冤致死，被葬在乱坟岗，从此九娘便成为孤魂野鬼如一缕飘蓬，无所归依。一次偶然的机会，公孙九娘的冤魂和莱阳生邂逅并互生情愫。莱阳生许诺把九娘的尸骸从乱坟岗起出，归葬于九娘母亲墓侧，但最终因为“千坟累累，竟迷村路，叹恨而返”，没有能够完成九娘遗愿。九娘终于“烟然而灭”、含恨离去。这则故事中，九娘孤魂因情而至与莱阳生相会，又因情生恨而离莱阳生远去，在“来”与“去”的残缺叙事里，我们可以体会到身处乱世的柔弱生命在强大异己力量面前的无助和永远都无法宣泄的凄苦心境。
最后，“生”与“死”的残缺叙事。《聊斋志异》中，故事主人公往往能够生而死、死而生，以大团圆的结局昭示作者内心的期待。作者总会以不羁的想象，出入于现实与虚幻世界，跳脱时空的羁绊，超越生死的界限，演绎出一个个鲜活且荡气回肠的故事，给我们以生活的力量和勇气。但同时也有一些作品，作者往往会采取另外的结局方式，故事主人公在经历了诸多艰难曲折后悲惨死去。在这样的故事里，所有幻域之中的神奇力量化为乌有，在故事主人公由生到死的叙述过程中，整个世界是一片无边的黑暗。比如《商三官》。商三官的父亲被乡中恶豪欺凌致死，商三官的两位兄长为给父亲洗刷冤屈四处奔走诉讼，但几年下来一直没有任何消息。商三官迫于无奈，隐姓埋名，寻找机会，以柔弱女子一己之力手刃仇人。最后，商三官也自杀身亡。同样是弱小力量在强大的异己力量面前的挣扎，在“生”与“死”的残缺叙事里，弱小者的生命如蝼蚁般被践踏，看不到任何希望。
《聊斋志异》中，残缺叙事方式叙说的故事，总是缺少了一种圆满，增加了一些人情如纸，鬼面逢迎的悲哀。而这悲哀背后，蕴含着蒲松龄的一腔孤愤、满腹期待。
二、残缺叙事的思想意蕴
《聊斋志异》中以残缺叙事方式叙说的故事背后，包含着作者极为复杂且深刻的思想意蕴。
首先，反映清初动荡的社会现实。蒲松龄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对清初动荡不已的社会现实有着亲身体会和刻骨铭心的记忆。蒲松龄好友张笃庆在《厚斋自著年谱》中的记载可以从一个侧面感知那个动荡年代的阵痛：“当是进时（清军镇压谢迁起义的军队），余虽童?，往往从戟林剑树中见死人枕藉，血流满庭。彼时未知惧也，至今回思，商觉魂惊骨惧。”明清易代之际，政府军和农民起义军的连年征伐，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伤害。而且在清政府及其凶残的镇压之下，许多无辜百姓惨遭杀戮，致使人民遭殃、生灵涂炭。蒲松龄以无比的勇气将清初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反映在《聊斋志异》中。而在残缺叙事叙说的故事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社会大动荡时百姓的艰难处境，更能体会到故事中作者的愤慨之情。《公孙九娘》中，公孙九娘母女在政府军镇压于七起义的屠杀中遭受牵连而被押解到济南，终因不堪承受政府军的欺凌，母女先后自杀身亡。而当莱阳生准备践行前言，帮助九娘完成遗愿是才发现，乱坟岗千坟累累，竟然找不到九娘坟墓。最终只能使九娘孤魂含恨离去。而那累累孤坟埋葬的多是含冤而死的无辜百姓。在残缺叙事叙说的故事里，充满恐惧和无望。
其次，对官虎吏狼的揭示。蒲松龄生活在封建社会行将落幕的时代，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无不暴露出来。统治阶级对下层百姓的盘剥、残害，也更加凶残。面对世态如鬼的现实，如狼似虎的官吏，蒲松龄终其一生都在积极抗争。比如蒲松龄的《告灾》，就揭露了统治阶级为官不仁的丑恶嘴脸：“大旱三百五十日，垅上安能有麦禾。报到公庭犹不信，为言庭树尚婆娑。”因此对官虎吏狼的揭示，也成为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主要内容，《犬奸》中的草菅人命，对人的尊严的强暴践踏，让我们看到一个极其腐朽政权的无可救药。《商三官》中，恶霸横行，官官相护，百姓冤屈难伸，也昭示着一个时代病入膏肓的无可挽回。而在残缺叙事方式的叙事脉络中，这种揭示的力度更加入木三分。
再次，对人性善良的召唤。蒲松龄生活的时代，由于天灾人祸不断，因此百姓民不聊生，陷入生活的极度困境之中。在强大的异己力量的压迫之下，人性也在慢慢的异化。蒲松龄在《饿人》中记载了一方百姓在生命受到严峻考验时人性异化的悲惨景象：“何处能求辟谷方！沿门乞食尽逃亡。可怜翁媪无生计，又卖小男易斗糠。”外在环境的恶劣，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蒲松龄在《记灾前篇》中曾记述，济南一带甚至发生了炼人油，卖人肉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人性异化到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正是如此，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以同样触目惊心的方式揭示着人性异化的恐怖。《犬奸》中人与狗之间的交合，“看”与“被看”的冷漠或者麻木，将人性的扭曲甚至异化及其深刻地揭示了出来。《梦狼》中恶狼当道、猛虎食人，人性凶残的一面暴露无遗。在残缺叙事的情节之中，人性之恶犹如黑洞般窒息着每一个身处绝境的生命。而正是基于此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蒲松龄对于人性善良一面的召唤，对人性回归的期待。
最后，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蒲松龄在儒家思想的感召下，终其一生执著于科举，希望跻身仕途为民奔走。然而蒲松龄一生仕途艰辛，屡屡受挫，终究一败涂地，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正是如此，下层百姓艰难的生活处境让蒲松龄感同身受。因此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以花妖狐媚的嬉笑怒骂褒贬社会的同时，总是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下层百姓的无限悲悯情怀，显示出对下层百姓的深切同情。
总之，作者以残缺叙事的叙事方式，把满腹热情、一腔孤愤都寄托在了《聊斋志异》虚妄无稽的故事之中。在故事主人公歌哭笑骂的悲欢离合里，我们了解了一位作家的责任，我们洞察了一个时代的丑恶，我们希冀着假、丑、恶背后的那份真、善、美。而这种希冀，或许也正是蒲松龄内心深处埋藏已久的渴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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