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守活寡的无名女子为追求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打破身处的伦理禁忌，怀有了身孕；女英雄花木兰颠覆“宁养呆鹅不养女仔”的伦理观念，为村里人报了仇。从文学伦理学的视阈审视作品中导致不同女性命运的伦理因素，揭示深受父权制迫害的女勇士们在西方语境中对东方伦理传统的颠覆与重构，提出新的伦理诉求。
关键词：《女勇士》 东方伦理传统 文学伦理学 颠覆 重构
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 ― ）是当代美国文坛最负盛名的华裔女作家之一，我国评论界也有人称其为“最有实力的女性主义作家”。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其作品关注较多，出现了大量见解独特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但大多是对其文化批评、后殖民女权主义、中国神话的改写、叙事策略、种族政治身份、主题迁徙、新历史主义等方面的研究，对作品中蕴含的伦理内涵极少涉及。《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76）是汤亭亭的成名作，荣获当年美国全国书评界非小说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Nonfiction），其副标题为“生活在群鬼间的少女的回忆”，全书包括“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和“羌笛野曲”五部分。汤亭亭根据童年时母亲讲述的家族历史和中国神话传说，结合自身的理解和想象，阐释着本人以及家族的一些女性亲戚对东方伦理传统的颠覆与重构，提出追求性别身份的伦理诉求。
一、无名女子――伦理禁忌的质疑与打破
根据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伦理的基本涵义同伦理学中伦理的涵义有所不同，它主要指社会体系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客观存在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①，伦理禁忌是维护伦理秩序的核心因素，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都与其是否遵守特定社会的伦理秩序和伦理禁忌息息相关。然而，汤亭亭在《女勇士》中讲述的是一系列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故事，作品人物身处的伦理环境有所改变，根源性的东方伦理传统，特别是伦理禁忌遭到质疑与打破。
“禁忌是人类力图控制自由本能即原始欲望而形成的伦理规范，禁忌的形成是人类努力摆脱蒙昧的结果。”②“无名女子”的故事是“我”父亲家族名誉的污点，是“不许说”的家庭伦理禁忌。这位“我”儿时未曾听说过的无名姑姑在姑父出国多年后怀孕，被乡里视为邪恶不洁的“猪”“鬼”，临产前惨遭村民羞辱和抄家，翌日怀抱刚出生的婴儿投井自尽。无名姑姑没有名字，没有身份，被自己的家族遗忘，她的存在只是母亲在“我”初潮时的告诫。她追求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的乱伦行为违背了身处的社会伦理准则和伦理规范，破坏了当时人们所认可的伦理秩序，打破了社会伦理环境所认可的伦理禁忌，理应受到惩罚，甚至“畏罪”自杀。但“我”身处美国这个特定的社会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下，东方伦理传统的伦理秩序和禁忌随着伦理环境的变迁得到新的解读，从无名姑姑的故事中，我得到的不仅仅是“告诫”，更多的是“同情”，甚至是“敬佩”。通过想象，“我”虚构了有关无名姑姑遭遇的不同故事。“我的姑姑不可能是独身的浪漫主义者，她不顾一切地追求性生活――某个男人命令和他睡觉，她顺从了他，她逆来顺受惯了。”无名姑姑深受中国封建等级制度和东方伦理传统思想的禁锢和迫害，毫无选择权利，习惯了逆来顺受的悲惨生活，即使是一些非分的要求，她也不懂得抵抗，更缺乏维护自己权利的伦理意识，最终成为父权制的牺牲品。
同时，“我”也想象无名姑姑也许是一位展现美丽、追求自由的勇敢女子。她企盼拥有爱与被爱的权利，质疑和反抗东方传统伦理秩序，颠覆了中国女性沉默、顺从、懦弱的刻板形象。“她对名目繁多的限制的惧怕使她的欲望变得微妙、强烈而深沉。为了使她保持恋爱时的美貌，她经常对着镜子梳妆打扮，设想什么颜色和样式会使他感到高兴。她不时地改变颜色和款式。目的就是为了求得最合适的搭配。她希望他能回过头来看她一眼。”尽管对新婚之夜离开再无音讯的“陌生丈夫”有所愧疚，但她并不满足守活寡的孤独生活，而是追求自由本能的人性和纯洁无瑕的爱情。她不顾东方传统伦理秩序和父权制的禁锢，与心爱的人结合，打破了东方伦理禁忌，享受着短暂的幸福和满足，而且她也是坚韧的，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从分娩到死，她一直把那个男人的名字埋在心里。她没有骂过他，说他应当为她受到惩罚。为了保全他的名声，她默默地分娩了”。最后她选择死亡对身处的伦理传统和伦理秩序宣战，呐喊着自己对爱情、对家庭的伦理诉求。这个勇敢坚韧、宁死不屈的“无名女子”形象是汤亭亭塑造的第一个女勇士，她不仅对禁锢人性的伦理禁忌产生了质疑，而且选择用终结自己生命的方式向父权制和封建礼教社会宣战，打破并颠覆了长期禁锢中国女性的东方传统伦理秩序，是“一个反抗、挑战并瓦解男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至尊地位和中国文化中存在的性别歧视，而又甘愿奉献自己年轻生命的反传统文化斗士”③。
二、花木兰――伦理观念的颠覆与重构
汤亭亭把无名女子刻画为一个挑战东方传统伦理禁忌的勇士，挖掘中国女性身上不屈不挠的精神、对自由的无限追求和大义凛然的气魄，但“出于一种伦理需要，即作者是为了表现当时社会新阶段所形成的一种新的伦理观念，以及这种新的伦理观念对于建构稳定的社会结构的重要性”④，她还需塑造一个极富性别意识和伦理意识的女子作为新的伦理环境中的理想楷模。“白虎山学道”一章记叙了“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们中国姑娘长大后仅仅成为妻子或者奴隶，我们的人生就是失败的”。受母亲不断讲述的“巾帼英雄”“女剑客”故事的影响，“我”发誓不愿接受长大只能嫁人为妻、做“奴隶”的命运，而是从母亲讲述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得到启发，把自己构想成在白虎山求仙学道、冲锋陷阵、无往而不胜的女英雄花木兰。她不仅在白虎山习武修炼十五载，成为一名剑术超群的勇士，而且下山后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勇于杀敌、建功立业，用行动颠覆了“宁养呆鹅不养女仔”的伦理观念，是华裔女性的一个理想新形象，也是东方伦理传统和西方语境碰撞交流所产生的特定历史理想楷模。
汤亭亭改写的这个威武的花木兰是以西方当代女性的性别视角重塑了中国北魏女性英雄花木兰，在原有的故事中增添了许多新的情节和元素。她不再是单纯的“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中国古代巾帼英雄，而是被赋予了强烈的女性主义和伦理意识的女性形象。她是一个“来报仇的女人”，皇帝和贵族征兵夺走了弟弟，剥夺了她的童年，她把“报仇”、“誓言”、一桩桩“冤情”以及父母的姓名和老家的地址刻在背上，时刻提醒自己的伦理意识和肩负的责任。
同时，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不仅是巾帼不让须眉，“即使与受过严格训练的战士交手，尽管他们绝大多数全副武装，坚毅勇猛，但仍然不是你的对手”，而且颠覆了东方伦理传统中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逆转了西方语境中华裔女性逆来顺受、奴颜婢膝的刻板形象。出征后的花木兰杀敌无数，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大将军。她所带领的军队纪律严明，劫富济贫，所向无敌，最终直捣黄龙，砍掉罪恶皇帝的头颅报了仇。在家乡，花木兰解放了被奴役、被关押的妇女，铲除恶霸、砸碎祠堂的供牌，为村民们伸张正义。最后，她脱去战袍，遵循东方伦理传统的风俗跪在公婆的面前，许诺会操持家务、干农活、生养更多的儿子，尽为人妻、为人母的本分和职责。“花木兰从中国民间故事里那个被动、顺从、传奇、难辨雌雄的女子，转型为一个有各种能力、积极主动、拥有男性力量、又有女性特征的华裔美国女性理想形象。”⑤ 故事以“我”为叙述者，这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美国现实生活中的华人女孩，传说中花木兰的故事成为现实中“我”的生活理想。故事的结尾，“我”暗指自己和花木兰相同，只是“我”是通过“文字”来报仇，揭示这是一个美国的神话故事，作者把自己想象成女英雄花木兰，率领华裔族裔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作斗争，以坚韧勇敢、独立自强的崭新形象彻底颠覆了“女子不如男”的东方传统伦理观念和华裔女性“逆来顺受”的刻板形象，重构了华裔女性的性别身份和伦理身份，从而重新书写华裔历史，担负起华裔女勇士的历史重任。
从文学伦理学的视阈审视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描写的各种社会事件及其塑造的人物的道德评价”⑥，伦理理想也是她所表达的主题之一。从宁死不屈的“无名女子”到“女子胜于男”的花木兰，汤亭亭通过改编与想象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女性归纳联结在一起，创造了一部中华女英雄神话，以不同的方式质疑和颠覆了东方伦理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和西方语境中的种族歧视。她曾经承认说：“《女勇士》是一本很自私的书，我总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那些故事上。”⑦ 然而对于一个生于美、长于美的华裔女子，她长期处于一种中西交融的伦理困境中，她必须寻找一种方式或从某个角度把自身的中西伦理道德观念尽量调和起来，寻求独立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身份，以适应新的伦理环境，从而表达其渴望平等的伦理诉求和伦理取向。
①②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③ 李贵仓：《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④ 邹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立品质与兼容品格》，《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6期。
⑤ 刘登翰：《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50页。
⑥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
⑦ Pfaff, Timothy. Talk with Mrs. Kingston .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5 June, 1980.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