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70岁的马丁?斯科塞斯，人称“美国电影教父”，早已功成名就很多年了。他早年拍摄的《出租汽车司机》、《愤怒的公牛》、《基督最后的诱惑》、《好家伙》，无不是名垂青史的杰作，而且作为70年代新好莱坞运动的标识型代表，他在电影史上的地位，也早在20年前就已牢固确立了。
过去，与斯科塞斯这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作品鲜明的个性化视角、个体灵魂的救赎、人与环境的冲突，以及对电影语言和技法的革命性创新等。这些贴在他头上的标签，最后都成了他头顶的光环。因其塑造人物的深刻与真实，犹如镜子一样，准确反映了美国的社会特征，以至有人赞誉他为“电影社会学家”。
但斯科塞斯本人似乎全不以为然，进入新世纪后，他竟然开始了电影风格的奇异转型。从2002年的《纽约风云》起，斯科塞斯连续推出多部巨资打造的大片，类型涉及史诗片、传记片、警匪片、惊悚片及3D奇幻电影，各种风格与样式，他几乎尝了个遍。与他同时代的导演，仍如此意气风发拍摄电影的，恐怕已屈指可数了，即便有，也多走在延续风格的旧路上，更别说玩什么时髦的3D了。
与斯科塞斯的电影一起实现转型的，还有奥斯卡对他的态度。以前，无论他的电影声势有多浩大，也无论戛纳金棕榈和柏林金熊对他有多肯定，奥斯卡都坚持对他置若罔闻，经常连提名都吝啬，更别提获奖了。拥趸们对此的理解是，他的电影成就早已有口皆碑，根本无需奥斯卡的证明。但这未必是斯科塞斯本人的看法，毕竟他心里曾有个解不开的奥斯卡情结。
1990年，《好家伙》在纽约、芝加哥及世界各地的影展到处被评为最佳影片，唯独不入奥斯卡法眼。多项提名均遭落空后，奥斯卡只安慰性地给了饰演汤米的乔?佩西一座最佳男配角小金人。事后，失望的斯科塞斯对《纽约时报》说：“但愿我也能像别人一样，说‘我才不在乎呢’，可我从小就在电视上看每一届奥斯卡的颁奖礼，它伴随着我长大，这玩意对我有难以言喻的魔力。”
当斯科塞斯对小金人望眼欲穿时，他的学生奥利弗?斯通、斯派克?李和李安等却成了奥斯卡的红人，尤其是斯通，已两次当选最佳导演。1995年，《纽约时报》将斯科塞斯和斯皮尔伯格并列评为“美国当代最伟大导演”，但随后接受著名电视节目60 Minutes采访时，斯科塞斯却仍闷闷不乐：“我心情不佳，已经有20年了。”他的话充满了挫败感，既担心拍片方式已过时，也因为从未得过奥斯卡最佳导演而心情不畅。
从《纽约风云》起，斯科塞斯超越了一贯的个人化视角，叙事视野进入开阔的外部时空，随后《飞行家》、《无间行者》、《禁闭岛》、《雨果》，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展开，各种成功接踵而来。先是票房，过去，他的电影一向口碑高于票房，专业影评人对他青睐有加，普通大众则敬而远之。如今票房热卖，彻底扭转了斯科塞斯商业战绩不佳的传统。再是风格，超越个人视角的他，比过去更善于宏观叙事了，而故事好看的同时，思想探索的深度和广度并未受损，都是极富内涵的精品佳构。当然，更令斯科塞斯本人满意的是，奥斯卡已对他有了好感，几度提名未果后，最佳导演奖终于在2007年颁发给他。同期加冕的荣誉还有，金球奖的三次最佳导演奖，以及金球奖终身成就奖。
斯科塞斯的春风得意，经常会激起一些老粉丝的不满，质疑他现在是为奥斯卡拍电影，割裂了惯有的风格传统，但斯科塞斯坚持强调，“伟大的导演应该能拍任何电影。”其实过去也经常有人挑剔，不满意他作品里顽固的个人视角。著名影评人保利?凯尔就曾诟病他，“总是把电影和宗教混为一体，想做电影院里的圣人。”
一个超级电影狂的诞生
研究斯科塞斯的电影学者劳伦斯?s?弗里德曼认为，三样东西塑造了青年时代的马丁?斯科塞斯：意大利移民文化、伴随他成长的电影及罗马天主教。
斯科塞斯生于纽约的下东区，是第三代意大利移民。不超过十条街区，组成了这片小意大利区，每条街区分属不同的意裔群落，斯科塞斯家所在的伊丽莎白街主要是西西里人，他在这儿一共生活了16年。“在那儿长大，跟在一个西西里村庄长大没什么两样。”
居民们说意大利语，吃意大利面，还带来了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当然还有黑手党。一年一度的圣西罗节，热闹程度一点不逊于故乡。这些独特的生活记忆，为斯科塞斯的早期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比如《你吃亏了，莫瑞》、《谁在敲我的门》和成名作《穷街陋巷》，都是对意裔移民生活的真实记录。
3岁的斯科塞斯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失去了户外嬉戏的自由。身为影迷的父亲，想出一个养病的好办法：带他去电影院看电影。当时正值好莱坞黄金时代，各种类型的电影层出不穷，令小斯科塞斯陶醉其中，让他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塞缪尔?富勒、霍华德?霍克斯和约翰?福特等人的西部片。
不久，他家里又买了本街区第一台电视机。那时美国的各大制片厂不愿将影片卖给电视台，这让欧洲电影乘虚而入，尤其是来自故乡的意大利影片。时值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繁盛期，“通常周五晚上，全家人就坐在电视机前，流着眼泪观看《偷自行车的人》、《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还有《老友》，他看的第一部意大利电影。
“做了越多电影，我越意识到意大利电影对我的巨大影响。”斯科塞斯回忆说，“作为美国电影人，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好莱坞导演，至少不是我心目中的好莱坞导演，当然我也不是意大利电影人。我把自己定义为两者之间，这是让我感到舒服的唯一方法。”
给斯科塞斯童年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教会生活。按弗里德曼的说法，“他除了在教会领用作为圣餐的面包和酒外，更从教义里收获了看待世界的神圣视角。”《斯科塞斯：一路走来》一书的作者玛丽?帕特?凯利，将斯科塞斯与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创造了一种顿悟的瞬间，使原本普通的事物突然显出潜在的重要性，并放射出光芒。两人都是想象力的传教士，都力图使作品在精神层面上被体验和接受。”
斯科塞斯的最初理想是当一名教士。13岁时他进入本区大教堂中学，但因为成绩差中途被开除，随后前往外区的一所教会高中，依然成绩平平。教会学校繁多的清规戒律，让他难以适应。高中毕业，他向纽约的福德姆天主教大学提出申请，却遭到拒绝。成为教士的热情频频遭到冷遇，好在另一扇门愿意向他敞开。1960年，18岁的斯科塞斯进入纽约大学，就读于电影艺术专业。
此时的美国，好莱坞黄金时代业已落幕，社区影院纷纷倒闭，音像租售尚未诞生，电影学院无疑成了看电影的天堂。而法国的“新浪潮”电影正在全世界风起云涌，作者论思潮甚为流行，特吕弗、戈达尔等才华横溢的青年影人成了全世界电影学子的偶像。为重振衰落的美国电影，著名电影学者安德烈?萨瑞斯也适时提出了美国本土化的“作者电影”思想。这些思潮对包括斯科塞斯在内的美国学院派电影学子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时，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乔治‘卢卡斯在南加州大学，斯科塞斯在纽约大学，布莱 恩‘德?帕尔玛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同特吕弗和戈达尔整日泡在巴黎电影资料馆一样，也是只要不睡觉，睁开眼就将大部分时间沉浸于各种电影的魔法里。日后，正是他们成了美国新好莱坞电影运动的中坚。
习惯将电影拍成祈祷词
关于电影，特吕弗的观点是：“根本不存在什么作品，只有作者。”贝托鲁奇也说自己的电影都是“绝对的自传体”。斯科塞斯在纽约大学的导师海格?曼努金特多次告诫他的学生：要拍有个人风格的电影。这些理念无疑都影响了斯科塞斯最初的电影哲学。况且，对于个性化的电影表达，他还有足够丰富的养料素材。
他早期拍的短片，镜头一律对准熟悉的意裔街区生活，并且尝试用电影解决信仰生活的种种困惑。这些短片带有强烈的自传意味，直到拍出备受赞誉的成名作《穷街陋巷》。斯科塞斯直言不讳地承认，主人公查理就是他本人的化身，“《穷街陋巷》是一部关于信仰的宣言”。影片散发出强烈的、直白的、热切的宗教精神，探索了个人救赎的可能，但内容跟教堂毫无关系，正像查理在电影里说的那样：“你不是在教堂赎你的罪，你是在街头或家里赎你的罪。”
《穷街陋巷》是斯科塞斯电影生涯的破冰之作，当时，作为学院毕业的新人，他已在好莱坞干了三年，但工作内容多是剪辑，或拍些纪录片什么的。有段时间他替著名的B级片大王罗杰?科曼拍一部名叫《冷血霹雳火》的电影，被电影学院导师卡萨维茨骂得狗血喷头，“你花一年拍的这些东西屁都不是”，卡萨维茨欣赏他过去拍的《谁在敲我的门》，劝告他要继续拍那种电影，于是便有了一鸣惊人的《穷街陋巷》。
《穷街陋巷》改变了斯科塞斯被动等待项目的尴尬，开始有剧本向他主动招手。女星艾伦?伯斯泰因手中有部为她量身定做的剧本，正寻找合适的导演，科波拉向她推荐了斯科塞斯。伯斯泰因对《穷街陋巷》印象颇佳，称它“既有生命力，又真实，虽然是一部大男人主义的电影。”《再见爱丽斯》成了斯科塞斯第一部由电影公司投拍的作品，影片获得商业成功，还将伯斯泰因送上了奥斯卡影后宝座。
拍摄于1976年的《出租汽车司机》，是斯科塞斯早期最知名的作品，影片主题与《穷街陋巷》一脉相承，故事也重回他最熟悉的纽约。主人公特拉维斯属于典型的反英雄式人物，集圣人和病人于一体，虽对爱与正义有深切的渴望，却制造了极度血腥的暴力事件。斯科塞斯以冷静而克制的镜头，对这位“上帝的孤独子民”，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剖解。影片带有浓郁的存在主义意味，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斩获金棕榈大奖，斯科塞斯的电影才华开始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
挟此余勇，斯科塞斯顺利成为预算为700万美元(当时最高)的音乐巨片《纽约，纽约》的导演。他本想借此片夯实在新票房时代的地位，不料却迎来了一场巨大的失败。影片严重超支，而且样片杂乱无章，几乎难以剪辑。“我们抛开了剧本，即兴创作了许多内容”。当初拍《出租汽车司机》时，他也曾这样做过，但毕竟是两部内容与风格完全不同的影片，曾经的成功经验，这次却将他引向失败。影片前后剪出几个版本，均票房平平，口碑惨淡。一直呈上升势头的斯科塞斯，开始陷入失败的阴影中。
1978年9月，斯科塞斯因内出血住进医院，一度生命垂危。与第二任妻子的婚姻也陷入危机，生活与事业简直都跌进了谷底。关于那次发病，事后有许多版本的传说，有人认为是吸食毒品所致。著名的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当时与斯科塞斯熟识，将那次发病状况记在了日记里，“当时马蒂发抖，好像发了疯一样。我猜那是可卡因在作怪。”
住院期间，一直与斯科塞斯亲密合作的罗伯特?德尼罗来看望他，还带来一本前中量级拳王杰克-拉莫塔的自传，问他是否有兴趣拍成电影，书名叫《愤怒的公牛》。起初斯科塞斯兴趣不大，但读到后来才渐渐发现了吸引他的东西，“拉莫塔自我毁灭，连带把周围的人都毁了，他为毁灭而毁灭，”斯科塞斯回忆道，“我觉得我就是拉莫塔。”《愤怒的公牛》可能是斯科塞斯最具震撼性的作品，影片主题再次回归斯科塞斯热衷的个体灵魂的罪恶与救赎，这次他让主人公获得了拯救，“拉莫塔的故事是用来表现上帝的慈悲的，因为一个人的罪恶越严重，上帝的力量越宏大。”
随后，斯科塞斯开始筹划一部“一直死心塌地想拍”的电影，《基督最后的诱惑》，改编自卡赞扎基斯的同名小说，因为该书对一直被神化的基督进行了人性化的重塑，斯科塞斯坚信“这本书是给我写的”。影片敏感的主题，注定了其命运多舛。为了这部电影，斯科塞斯差不多准备了10年时问，期间经历了各种阻挠和波折，几度在开拍前夜被勒令停工。连老友德尼罗也迫于宗教压力，放弃了出演。影片直到1988年才艰难完成，斯科塞斯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愿。“我的生活只有两件事，就是电影和宗教。”关于《基督最后的诱惑》，斯科塞斯解释说：“我拿它当祈祷词来读，当礼拜来做。”
迈向伟大导演的众神殿
从1990年的《好家伙》开始，斯科塞斯的电影忽然少了惯有的苦思冥想，他不再眉头紧锁，不再苦大仇深似的致力于个体灵魂的救赎，作品开始增加许多诙谐和幽默的元素。他开始试着在更高的层面观察社会和人群。从题材上来说，《好家伙》及随后的《赌城风云》，仍属从前意裔黑帮系列的延续，但表达方式上跟以往已完全不同，人物不再单纯作为受难灵魂的载体，他们更多的是起一种镜子的作用，以反射更宽更广的社会生活。这种超越个体境界的个人视角叙事，既保留了斯科塞斯一贯的风格传统，又在叙事功力上更进一步，从另一维度见证了他的电影才华。
也正是从90年代开始，斯科塞斯逐渐确立了在世界影坛的声誉和地位，只是在票房上，他始终无法与斯皮尔伯格、卢卡斯这些好莱坞的宠儿们相比肩，但后者在观察和描述世界的个性视野及深度上，远不及他。在专家学者和专业影评人眼中，斯科塞斯往往会享受更高些的礼遇，作为独立电影或作者电影的典型代表，他的名字经常会被提及。
90年代中后期，斯科塞斯将一部分精力投入电影史的书写整理，先后推出总长八个多小时的纪录片((美国电影巡礼》和《意大利电影课》，全面回顾了对自己影响深刻的美国电影和意大利电影，这也是他电影生命的两个源头。同时，斯科塞斯还与美国其他知名导演一起，发起创立了电影基金会，致力于修复和保护濒临失传的美国老电影。其实，这项工作早在1979年就开始了，在那年的纽约电影节上，斯科塞斯曾发出挽救早期彩色电影胶片的呼吁，并促使柯达公司改进了彩色胶片的制造技术。2012年金球奖颁奖礼上，第三次当选金球奖最佳导演的斯科塞斯走上台后，将第一个感谢给了好莱坞外国电影记者协会，但理由不是给他评奖，而是协会对他“保护美国电影遗产工作”提供了大力支持。
如今的电影界新人辈出，同时电脑特效、动作捕捉及3D技术的广泛开发应用，让许多老电影人难以适应。像斯科塞斯这样，仍在紧跟电影技术潮流的，已越来越少了。如今的好莱坞是卡梅隆、诺兰等人的天下。曾有一段时间，受困于一直无法摆脱的个性化叙事惯性，斯科塞斯对不断涌现的年轻导演也流露过羡慕之情，像昆丁?塔伦蒂诺，他就表示，自己拍不出他那样的电影。那时，许多人也认为他的作品格局已定，没人看好他会再有什么突破。
但源于对电影的无限热情，斯科塞斯从未停下脚步，不被寄予希望，并不影响他开辟电影技艺的新境界。对成功者来说，对自身的整理和超越，一般总会困难重重，这需要格外有勇气和魄力的人才可能做到，所以成功在很多时候，也是成功者的墓志铭。斯科塞斯足以提醒人们：不管你的论断有多强大，也不管你的论据有多丰余，都别轻易对一个仍保有进取活力的人盖棺论定，否则你见证的很可能会是自己的愚蠢。活，意味着存在一切可能。
2010年第67届金球奖将终身成就奖授予斯科塞斯，当时给他的颁奖词极为奢华，足以送他进入伟大导演的众神殿：“当我们回顾历史，总能发现一些名字，它们定义了各自所在的领域：毕加索、达?芬奇、莎士比亚、贝多芬……同样，回顾电影事业的发展，后代们一定也会仰视这个名字，提到它，人们就会想到电影制作大师和电影院，这个名字就是马丁?斯科塞斯。”这可以算盖棺论定吗?或许仍不是，毕竟对电影已深度痴迷的他，还远没过完拍电影的瘾呢。果然，斯科塞斯随后又拍出了叙事精美的《禁闭岛》和视觉华丽的《雨果》，他活力不减，他的艺术年表也没理由关闭。
《雨果》并不是斯科塞斯去年唯一的作品，酷爱音乐的他，同期还拍摄了一部讲述披头士乐队成员乔治?哈里森的纪录片：《生活在物质时代》。尽管已年近七十，但斯科塞斯愈发显得老当益壮，活力十足。如今他住在曼哈顿上东区一座带有高级放映室的豪华别墅里，很早就对外宣布，除了电影，不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理由是：“我没有别的生活方式，只有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