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谓我忧心，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笔者 自2008年始，世界各地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罢工，像是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整个世界： 2011年3月15日，《印度时报》报道称，印度航空的一个飞行员团体将从3月16日开始进行罢工，飞行员们表示，除非政府能在本周三前解决他们薪水问题，否则将进行为期14天的罢工：
201 1年9月6日，意大利最大工会发动数百万名工会成员举行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的紧缩政策，大罢工导致各地海陆空交通陷入瘫痪，一些著名旅游景点如斗兽场也被迫关闭：
2011年10月29日，英联邦峰会的54个成员国领导人齐聚澳大利亚西部城市珀斯，同一天，澳大刹亚最大型的户外社交活动――维多利亚春季赛马狂欢节的揭幕战即将拉开，澳航首席执行官艾伦?乔伊斯(Alan Joyce)突然宣布澳航客机将全线停飞，包括澳国内及国际航班：飞行员、地勤人员和行李装卸工等也都被停工，
2011年11月30日，英国爆发32年来最大规模公营部门大罢工，以抗议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计划，估计全英范围内有超过200万人参与此次24小时罢工行动，并举行超过1千场游行示威：
且不论对于罢工乐此不疲的欧美发达国家，亚、非、澳洲国家的悉数卷入，令全球性罢工势头有增无减。
冷眼看罢工
罢工行动给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失显而易见。然而，虽然不少声音认为西方大罢工频频上演充分体现出资本主义体系冷战红利用尽之后的混乱经济形势，但是罢工权的实现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却同样应该被纳入视野范畴。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则是在法律与政策框架内的合理罢工权充分体现了劳资双方的对等关系。劳资双方相异的利益诉求使得双方之间必然容易产生摩擦，因此，固有的利益矛盾所产生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这种现实情况下，调整劳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成为治国安邦的大计。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劳资争议采取不干预、放任自流的态度，使得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最终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随后，资本主义国家迅速改变策略，对劳动争议采取法制化解决方式，从而为该问题的解决铺设了目前看来最优化的解决途径。各国依据自身的国情特征对于罢工进行了特点不尽相同的细节规范美国罢工多在受到法律严密规范的工会的领导下进行；德国罢工在行政干预方面要求政府保持中立，不能采取干预罢工的举措，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使得劳资双方的问题在相对纯净的市场化环境中得以解决：希腊、法国除了宪法规定原则内对罢工权的规定之外，还制定单行法规对罢工权的实施进行具体规定。
罢工，作为劳动争议的激烈表现形式，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重要作用，甚至可被称作“必要的罪恶”。它既是一种对于社会矛盾合理的宣泄渠道，同时又是矛盾的调和契机。罢工不仅仅代表着对抗和暴力，它是社会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劳动者和雇主的不同利益诉求来看，“我们不可能消除罢工，但可以通过罢工立法管理好罢工。”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或者是社会变革时期的罢工事件并不鲜见，但影响相较于整体社会整体大局而言仍然是局部的、微小的，对罢工权的认可也并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的出现。反倒是对于许可前提下的规范使得对话和谈判成为劳资之间矛盾的主要解决方式，罢工则成为辅助手段。工人福利待遇的改善，薪资待遇的提升、劳动时间的调整，休假制度的改革等等――罢工对于劳动者权益的保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斗争成为一种本能
斗争背后往往矗立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矛盾却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因。人类数千年发展历程就是在压迫与反压迫、斗争与反斗争，掠夺与反掠夺的抗争中艰难推进的。
骨子里富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欧洲人受天赋人权的思想滋润，自由和人权成为其理想追求和生存文化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氛围的支持下，铸就了几个世纪的大革命精神，塑造了百年的职业福利惯性，催生了百年工人运动的传统，更是建立了相对健全的民主工会制度。浪漫与理性在欧洲人的思维中激荡，他们敢于宣泄自身对于社会的不满，同时更是在面对掠夺，剥削甚至于伤害时选择团结一致、全力对外。这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自然选择，是一种“文化本能”。
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改造一切，摧毁一切成为西方民主革命的思维定势，在其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共投票、全体表决，公开辩论等体现公开原则的活动占主导，而频繁的罢工则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的反映。
具有斗争本能的民众并不是失控的暴民，从历史角度来看，多数罢工都将关注点集中在经济利益或者社会福利部分，对罢工行为进行有效疏导，尤其是对罢工的程序和范围等进行法制化规范，对能够将罢工危害限定在可控范围之内。对于罢工”最低服务”的明文规定就是罢工权合理化法制规范的典型代表，例如法国法律规定公共服务部门在罢工时要维持“最低服务”，地铁运营间隔可以加大，但决不能停运；希腊法律规定省长、法官、监狱工作人员、航空工作人员等无权参与罢工，等等。当法律明确了罢工者的义务，就能够从很大程度上确保罢工不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由此一来使得罢工成为一种相对有序社会经济行为，甚至演变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成为维护劳动者自身权益的武器。而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和阶级斗争被弱化，社会内反抗的有序化更加有利于权利阶层以公允的态度权衡各方利益，并形成有效的民主监督和制衡机制。
我们已无法再独善其身
曾经，我们以为可以一步跨进和谐，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提点当代中国人跨入和谐需要无限的耐心和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我们要容忍抱怨、宽容不满、倾听困惑，甚至接纳反对的声音。
百事“罢工门”、LG Display南京工厂罢工事件、深圳日企海量公司逾千名员工罢工事件，还有各地“用工荒”所彰显的“隐形罢工”……公开报道显示，仅2011年已有100多起罢工事件在沿海地区轮番上演。面对这股来势汹汹的集体罢工潮流，我们知道已经不可能在全球化的罢工激流中独善其身。那么，体制是否为劳动者群体的集体议价准备了法律基础?当下罢工行为规范化的道路上还存有怎样的障碍?在罢工权仍未得以确认的情况下，劳动争议中的弱势群体将会面临怎样的困境和结局?
长期以来，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是在压榨劳动者薪资福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迫于政绩的压力和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地方政府往往纵容企业的压榨行为，促使中国劳资双方关系极其不对等、被雇佣者位处弱势，不仅其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连起码的人身权利也难以保证。当下，在全球罢工潮流汹涌澎湃之际，市场经济中的中国已经难以独善其身。在这场革命中，政策制定者、社会监管者已经无法继续维护一名看客的身份，热闹，是他们的，也是我们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