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何状|何状

　　“花木诗”的写作源起于2009年11月30日晚，那晚我对夫人王文平说，你监督，看我能否一天学习一种花木。 　　其实，最早学习花木始于1987年3月9日晚。那晚，我约王文平踏春雪漫步在河南农大的小花园，我们很“容易”就谈到了诗，谈到了1986年7月号《诗刊》上刊发的我的《让我们去大漠》一诗。然而豪情壮志最终只停留在诗歌中，毕业时我没有去塔克拉玛干石油勘探局报到，没有去感悟胡杨和开拓者的风骨，却选择了郑州的悬铃木，并于当天晚上选择了早春中的大榕树和树下的对话。
　　二十多年来，我和王文平有很多共同点，也有许多的不同。比如，同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开始写诗，当她为了孩子基本辍笔，专心于她的植物保护与园林专业，我却得以延续如许年。耳濡目染，我对她成天念叨和呵护的花木产生了一些兴趣。自然何状?花木何状?人何状?当自然生态和诗歌生态需要诗人重新审视的时候，我真正了解和理解身边的花木吗?
　　其实，我受的更早的花木教育始于幼年，始于院子里爷爷栽下的挂着蜂巢的老柳树，外婆家的两株石榴和一大片枣树，生产队麦地边的樱桃和杏树，浪迹湖北荆门的竹林和油松林……它们都生长在最初的记忆里，不曾凋谢，不曾老枯。
　　可以说，北方的常见花木，我大多都认识，但我从未像王文平那样用植物学的眼光打量它们，审视它们。它们总在你身边，却总被我们忽视了它们的存在，我们更不在意它们的快乐和苦痛。所以那天晚上，我翻然，我说，监督我，我开始学习植物学，看自己能否像树一样活着。
　　一树一人生，一花一世界。从2009年11月30日到12月31日，日均一树，我竞得诗三十二首。持续到今年初，总计一百四十六首，且多是北方花木。其中，两次因病住院，医院周围的树木也成了学习观察的对象。它们的皮肤、枝干、叶子、花朵、果实，调动着、结构着我所有的知识、记忆、情感。其中，最苦恼的是从植物学到诗意的衔接、转换，它考量着我和花木的距离、诗与花木的距离；而我最想做的就是，努力使自己成为一片叶子，或者枝干上的一只蚂蚁，向阳光，向高处缓慢攀爬。
　　对于花木而言，状态永远不是问题；对于诗歌而言，题材永远不是问题；对于诗人而言，思想永远是个问题。而所有的创新，只是路径，不是目的。
　　还是我几年前说过的那句话：不创新毋宁死，唯思想可以生。
　　我还在路上，还需要继续向花木看齐，也乐意与花木为邻为友为兄弟姊妹。
　　花木何状?诗人何为?
　　当下的诗人，与其停留在谴责环境恶化、文化沙漠的层面上，还不如就从今天开始植树造林，移花接木，营造诗意的精神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