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路之前，更多的准备是内观的，这也是更让人激动的部分。要找自己的方式去旅行，而不要总是让别人告诉你 诺特•维塔尔 摄影/Beny Steiner
人是欲望的动物，旅行是纵欲的一种。奔波的人类像狗一样，热情地在曾经到过的地方留下标记，宣示自己的主权。
人们一度喜欢在旅游景点的各种空白处留下“XX到此一游”的字样，现在，这种纪念方式已经过时，无疑会被人斥为傻帽；时下流行的是写游记，拍照片，在网站连载，或者索性出书，其间的佼佼者会被人尊为“大神”。
飞行的里程、护照上的印章正在成为一种资本。凯撒那句“我来我见我征服”，其实是所有旅人的阴谋。瑞士人诺特•维塔尔（Not Vital）把这种“阴谋”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仗着自己艺术家的身份，运用自己任性的特权，走到一处，就做一件艺术品留在当地。
北京奥运会之际，人们为金牌而狂热，他就用金子做了一只北京烤鸭，放在北京展览；
在尼日尔的阿加德兹（Agadez），他为当地的孩子建了一所露天学校，又在沙滩上造起一座观景台，纯粹用来欣赏海边的夕阳；
由于常年在外游走，他每年只会在家乡――瑞士的森特（Sent）逗留几周，于是就在森林中建起一座可以沉降至地底的小屋，不住时便可任它消失在冰天雪地；
在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Patagonia），他还拥有一个私人海岛，利用岛上天然的大理石材质，他顺势凿出一些光滑的洞窟，仿佛迷宫一样。
在旅行的途中，有人创造垃圾，有人创造风景。倾国倾城的美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风景，会遭到别人的注视。诺特这个五大三粗的欧洲老男人，也硬是要写一笔“Not Vital到此一游”，在风景之中留下他自己的创造。
旅行是一种交换
去沙漠，只是因为向往沙漠。在诺特看来，旅行和艺术没有先后之分，并不是为了艺术作品才故意去行走。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和当地人接触多了，自然会对彼此产生影响。艺术家总要从外在世界中获取灵感，而艺术也总要以某种方式与世界相遇，诺特的选择，就是不断出发、不断旅行。
“我只是想旅行而已，有时候，碰巧做一些艺术品。”诺特说。
1999年，他第一次来到尼日尔的阿加德兹，立刻就觉得此地适宜久留。第二天出门，遇到两三个兜售珠宝的人，他对他们说：“我不要珠宝，我宁愿买一块地。”谁知他们马上应允，早上8点就带他去看了一块地，9点成交，11点工人到位。这印证了在这里居住的图阿雷格人（Tuaregs）说的一句俗话：快的就是好的。工人们看不懂他画的设计草图，他就在沙地上比划，好像儿时的游戏一样，他在非洲建起了第一座房子。
还是在阿加德兹，诺特在城外碰到一个银匠，看到对方戴着一个镶有球体的戒指，就问他能不能打造一个西瓜那么大的银球，银匠说可以，这就是一件作品成型之前最初的对话。下一问题是，那么大的银球里面装什么？他和银匠一起坐在沙丘上想，希望能从周边找到随手可得的当地材料。天色暗了，四周只有星星、沙子、诺特、银匠和他的骆驼。活人不行，沙子又无趣，诺特选择了骆驼。两人第二天就去市场买了一头被宰杀的老骆驼（骆驼肉是当地人的食物之一），风干之后，把骆驼肉分别装进了16个银质球体当中。隔年在纽约展出，人们很难相信里面装的真的是骆驼。
“这是一种交换，不是我要给予，或是夺取”，诺特一直强调，“而是一种双向的刺激。”作为一个雕塑家，全球旅行给诺特带来的最大便利，便是“滥用”材料――金属、石膏、玻璃纤维、茶叶、煤块、肥皂、动物遗骸和粪便。外面的世界不断把新的非常规的材料抛给诺特，而他毫不客气，把那些奇怪的物件融进自己的作品。
他说自己身患“注意力缺乏症”，只用一种媒介来创作会很快厌倦。同时，他的母语是只有3万多人使用的罗曼什语（Romansh），他的那支方言更是只有5000人会说，所以他在儿时就必须学习其他语种，高中阶段一度要学7种语言，这也是他沉迷于多元材料的根源之一。
“但我终究是我，而且只会越来越自我。这是我观看世界的方式，不管我在这里还是在巴西。”
身处人群中
出走的冲动，像血液一样流淌在这位艺术家的身体里，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一同翻滚。
其实，在全球化来临之前，诺特的家乡――瑞士恩加丁地区的小镇森特就已经盛行迁徙。土地有限，冬季漫长，世世代代为了生存必须南迁，从16世纪开始就有人不断离开，大量的人去意大利做糕点师，每年夏天回森特一次，这些人被称作“燕子”。
5岁时，诺特就打定主意离开那里。在小镇里生活，每天从早到晚都要问候他人，但他总是忘记，经常受到处罚。他想“去一个不用总是要跟人问好的地方”。
他在家乡搭棚屋、搭树屋，就像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那样，住在树上。他还遇到了移居森特的艺术史家马克斯•赫格勒（Max Huggler）――他的艺术启蒙老师，老师私人收藏的克利、科特•施维特斯、蒙德里安和毕加索等大师的作品成了他的玩物，他甚至得以触摸画作、带去室外，而不仅仅是远观。
在老师的建议下，他去巴黎第八大学进修艺术，当时正值火热的1968年革命，但他没有走上街头。之后的假期，他去了意大利，住在圣路易教堂旁，欣赏卡拉瓦乔的名作，还创办了一个非盈利的马戏团，自己玩起了杂耍和火焰，他说这是受到了电影大师费里尼的影响。
再之后，他在纽约找到一处工作室，开始做石膏雕塑。钟爱石膏又和他的山区生活有关，森特一年当中有大半时间都被白雪覆盖，雪化以后，大山便褪成灰色。因此，他对黑白灰的细节格外敏感。
“那时的纽约就像今天的北京一样，同样活力十足、生动有趣，处在同样的发展速度。我很喜欢。”来到北京以后，他继续自己的雕塑创作，得益于这里用之不竭的资源，他奢侈地使用不锈钢作为材料，展出了一些大体量的作品。与此同时，他重拾画笔，开始绘画创作，并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了自己的肖像绘画系列《激浸》，这是他个人首次画展，作品的灵感也都源自北京。
他画的是周遭之人。他的邻居、助手、朋友、母亲、太极拳老师、工厂里的独眼工人和他自己，都进入画里，通过黑、白、灰的颜料，成为一团团含糊不清的笔触。
在北京，他的工作室位于郊外的草场地，在这个艺术家扎堆聚居的地方，原本的居民除了多了一些生意来源，生活里的其他部分依然保持着土气，洗衣烧饭倒垃圾，构成了一个混搭的风景。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杰罗姆•桑斯说：“他用身边的一切来观照生活。”诺特的一位助理也写了一篇文章评论，里面提到，画画是因为他身处人群中。
接受采访时，诺特说：“如果在尼日尔，几乎看不到什么人，人与人之间隔得很远，而中国有这么多人，这也许是我突然开始画画的原因。”
不旅行的人容易变得傲慢
每年来两次中国，北京已经是这位艺术浪子的久居地之一。“有些地方真是漂亮，但你知道自己不会再来，但有些地方，你却会不断地回去。”
“最让我激动的，是那些遥远的、很难抵达的地方。”即便是诺特在南美洲的私人海岛，也不是那种富豪坐着私人飞机去度假的地方，而是没有邻居、没有自来水的原生之境。基本上，凡是诺特留下过作品的地方，都是他的心头好，其中，非洲几乎算是他的最爱。有的非洲城市很少有外人踏足，偌大一座城也许就那么几个白人，但人们会觉得诺特是一个例外，他们说，诺特走路的方式就像自己人一样。
“在西方，人们有很多问题（problem），把东西从这里搬到那里都是问题。在非洲却不会用这个词，人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问题――比如你有5个小孩，却只有很少的食物。”
在美国，飞机晚点一个小时就是大问题，在非洲，晚点两天也是正常的；在欧洲，人们习惯在餐馆里说：“请把我的食物送来，现在！”但在非洲，诺特带一个生病的小男孩去医院，跟医生说这个孩子马上就需要救治，医生却说，等一等，这里还有那么多人等着治疗。渐渐地，诺特就不用“马上”之类的词了。
“有些人甚至不知道瑞士在哪里，经常说上帝保佑美国，上帝难道只保佑美国？他也保佑其他地方。不爱旅行的人，会容易变得傲慢。”他在途中会做一些公益。比如，他在尼日尔建了一所露天学校，学校建在一个小山包上，这让学生们不仅拥有一所学校，还有了一个可以玩耍的天地。这所学校起初是供150个孩子上学用的，后来涌来六百多人，满山的孩子已经把学校淹没。他还在尼泊尔建了烧伤诊疗中心，因为那里的孩子常常由于离用牛粪升起的火堆太近而被烧伤，于是他从瑞士收集牛粪，在意大利雕塑成铜器，然后再送到西方售卖，把钱用来在尼泊尔盖医院大楼。
“帮助他人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我当然愿意提供帮助，但那不是我首先的考量。比如，建一所学校并不只是因为他们需要，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建造学校，所以我也要谢谢他们。这是友谊，不是帮助，是他们赋予了我可能性。”
旅行的路上要做艺术项目，听起来是一个大工程。记者问他出发之前会做哪些准备。
他反问道：“准备什么？LP？那不是旅行的目的，可以看看照片，但更多的准备是内观的，这也是更让人激动的部分。要找自己的方式去旅行，而不要总是让别人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