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下降明显。大多数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也呈下降趋势，但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劳动份额明显偏低。其原因既有国际特征的一般性，也有中国问题的特殊性。通过建立长期动态模型对中国劳动份额变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失业压力是导致中国劳动份额下降的最重要因素；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努力，其中最主要的是发挥政府的作用。
关键词：劳动份额；影响因素；动态模型
中图分类号：F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2)01-0005-09
收稿日期：2011-09-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中国民生保障评估与对策研究”（11YJA840028）；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
作者简介：袁国敏（1963-），男，辽宁普兰店人，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经济统计学。
①根据历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资料计算。
一、引言
劳动份额也称劳动报酬份额，是指劳动者报酬占最终产出的比重，也可以表示为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每小时产量）的比值。在20世纪，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被认为是“伟大的常态性质之一”，劳动报酬份额在长期内是保持不变的。各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被Kaldor视为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stylized facts）之一。然而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挪威等，劳动份额呈长期下降态势。1980-2007年期间，经合组织（OECD）24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出现了工资份额下降，并且工资份额保持稳定或降低的国家所占的比例一直高于呈现上升趋势的国家所占的比例［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79-1989年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49.7%上升到1989年的58.1%，提高了8.4个百分点；1990-2007年整体看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53.4%降低到2007年的39.7%，降低了13.7个百分点；与1989年相比则下降了18.4个百分点。分时间段看，1990-1992年呈下降趋势，下降了3.4个百分点；1992-1996年呈上升趋势，上升了3.3个百分点；1996-2007年又呈下降趋势，下降了13.7个百分点①。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渐降低，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随后的2008、2009、2010和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举措。因此，借鉴国际经验，研究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变动状况和影响因素，并提出增加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二、近年来劳动份额研究文献综述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劳动份额的变化，研究文献相当多。国外的研究侧重于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探索劳动份额变动的原因；国内则主要从定性分析的角度说明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并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对策。
整体来看，多数国家劳动份额呈下降状态。Rodriguez等［3］使用了两种不同的面板数据集，一是研究整个经济中的劳动份额趋势，二是过去30年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份额趋势。结果均表明，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自1980年以来，劳动份额开始下降；劳动份额的下降似乎是一个长期现象；并且劳动份额的下降是由部门内部劳动份额的降低所引起的。
不同国家或不同经济体的劳动份额高低和变动趋势存在着差异。肖红叶等［4］的研究表明，收入份额具有一定的时间稳定性，但缺乏空间稳定性。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结构中劳动要素相对地位较低；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的地位明显偏低；劳动份额与人均实际GDP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中国经济中劳动份额表现出明确的逆周期特征。Kabaca［5］研究了新兴经济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情况并作出理论解释。他发现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在经济周期中的劳动份额变化是不同的。新兴市场的劳动份额更不稳定，与产出周期一致，特别是在那些使用反周期利率的国家；相反，发达市场的劳动份额更稳定，且有一些反产出周期性。引入产生对劳动报酬流动性需要的运营资本因素后发现，与运营资本机制相连的借款成本变化可以预测劳动份额与产出共同变动的正确符号。在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具有限制性的信用方式不仅放大了劳动份额变动的结果，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解释新兴市场一些明显的经济周期规律，例如大量的顺周期投资和反周期净出口。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年
第1期袁国敏：我国劳动份额变动的宏观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劳动份额变动原因的综合分析和单个因素分析的研究很多。国际劳工组织认为，从长远来看，决定工资份额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四个主要方面：生产技术、体制和政策、全球化、行业的组成［1］。Guscina［6］使用18个工业国家1960-200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贸易开放、就业保护变化三个因素在解释劳动份额变动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伴随着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而形成的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OECD成员国过去几十年劳动份额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均衡的而不是周期性的现象；全球化时代技术进步导致资本增强；1985年以前的生产率增长增加了劳动份额，而1985年以后的生产率增加倾向于促进利润的增长；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增加对工业化国家的劳动份额具有负效应，这一结论与Heckscher-Ohlin模型的预言是一致的；虽然劳动保护政策仍然会增进劳动者的收入，但全球化使这个效应变得不显著了。
从具体的影响因素看，资本深化即资本产出比率对劳动份额产生重要的影响。Diwan通过分析1975-1995年135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资本深化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发现富裕国家的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方向为负，即资本深化有利于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而在贫穷国家，这一结论刚好相反。Decreuse等运用1980-2000年94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Bentolila等研究了OECD国家劳动份额的演进，他们认为劳动份额变动与资本产出比率本质上相关，这个关系通过进口原料价格或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来传导。由于劳动调整成本的提高或工会工资谈判能力的降低，造成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与实际工资之间的差异，从而引起劳动份额的下降。［7］Takeuchi［8］研究了日本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认为劳动份额的下降是资本和劳动替代的结构性变化引起的。他使用不变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来解释劳动份额的变化，借助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方法检验潜在的结构变化，这种结构变化通过资本和劳动之间替代弹性转换（要素投入比率的变化对两种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反映出来，进而影响着劳动份额。工资和就业调节能力的提高，降低了企业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导致近来的劳动份额下降。他认为随着日本企业资产回报率的提高，劳动份额在可预知的未来可能会一直呈下降的状态，而且资本深化本质上体现为生产技术的变革。Choi等［9］建立了经济周期中劳动份额与技术联动理论，分析了劳动份额对全要素生产率创新的反应，结果表明，生产率创新短期看对劳动份额具有负向影响，但从中长期看，劳动收益更能弥补最初的损失。
经济全球化对劳动份额产生重要的影响。Slaughter［10］认为，全球化通过提高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增强了资本的讨价还价能力，弱化了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导致了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Harrison［11］研究了全球化如何影响资本和劳动收入的相对份额，他使用一百多个国家的面板资料，分析了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检验了劳动份额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其结论与其他文献不同，他发现过去一段时间的劳动份额不是稳定不变的，1960-1997年间，劳动份额在贫穷国家是下降的，而在富裕国家则是上升的。劳动份额的这些变化是由要素禀赋、政府支出以及全球化的传统测度（如贸易份额、汇率风险、国外投资变动和资本控制等）的变化所驱动的。更特别的是，他发现贸易份额和汇率风险的增加降低了劳动份额，而资本控制和政府支出则增加了劳动份额。
外国直接投资（FDI）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指标，Decreuse等［12］研究了发展中国家FDI的劳动份额效应。根据FDI对摩擦的劳动力市场生产异质性影响的原理，FDI有两个相反的效应：一是技术进步产生的负面力量，二是由于增加企业之间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所产生的正面力量。利用总量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估计，发现在制造部门内劳动份额和FDI存量与GDP的比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多数国家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部分。
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指标资本账户开放对劳动报酬份额也产生影响。Jayadev［13］使用劳动报酬份额和资本账户开放指标面板数据，检验金融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结果与Crotty和Epstein、Rodrik提出的思想一致，即开放会减少劳动力的谈判力量（bargaining power），从而减少劳动在国民产出中的份额。Lee等［14］研究了资本账户开放对要素份额的影响，他们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系统性的负效应，自由的金融体系对工人起着损害的作用。
劳动关系也影响着收入分配格局。如Blanchard和Giavazzi研究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经济条件下劳动报酬份额的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方向由谈判力量和原有要素份额的相对水平所决定。Agnese等［15］研究了日本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他们认为劳动市场制度和技术是驱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关键力量。他们通过估计多方程宏观模型，分别研究了工资、产出和就业等主要因素的作用，发现工会力量的持续下降（通过工会成员数来衡量）是引起日本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基本原因，技术变化也是原因之一，而社会保障收益的连续增加似乎是主要的反向影响因素。陈萍［16］的研究结论认为，对经济增长中分配关系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制度和政策。她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劳资关系对收入初次分配的影响，认为在目前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条件下，处理劳资关系的制度和政策，特别是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是影响初次分配的重要因素。
劳动份额的变化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李稻葵等［17］的研究发现，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趋势均呈现出U型态势，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趋势也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影响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因素更多，包括劳动力供给、引进外资、经济水平、民营化、产业结构变动、资本深化等因素都对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产生影响。付钦太［18］将我国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原因归纳为企业利润侵蚀、政府税收收入快速增长、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劳动力谈判力量被地区间竞争弱化、重化工业化和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企业内部的工资议价机制尚未建立和政府管制的“缺位”八个方面。姜磊等［19］通过对1997-2006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劳动报酬比例下降的根本原因是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的巨大就业压力，并认为就业压力在减弱。罗长远等［2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FDI、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民营化促使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财政支出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则会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罗长远等［21］还从产业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进行实了证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报酬份额以正相关性同时变化，均加剧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张虎等［22］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证明在劳动力处于弱势的前提下，第二产业的变动对劳动报酬份额的波动与减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杨俊等［23］在新古典分配模型基础上，研究了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以及全球化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显著地降低了我国的劳动报酬份额，而全球化对提高我国劳动所得影响不显著。
有些学者从微观角度研究了企业劳动报酬的决定因素。如胡放之［24］根据对湖北省企业职工收入分配状况的调查，研究了企业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决定机制。他认为，工资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取决于相关的制度。其中，企业规模、垄断、市场分割等因素对工资决定起更大的作用。
还有的学者从劳资政三者的关系角度研究了劳动份额的决定因素。如韩金华等［25］认为近年来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主要缘于政府的经济政策更多地向企业倾斜而忽视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企业过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了劳动者权益；劳动者因自身素质差而降低了与企业谈判的能力。
更多的学者分析了劳动报酬偏低的影响和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意义。如赵振华［26］认为，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例，既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平衡国际收支，还能使生产要素获得合理报酬。
三、我国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的变动情况
（一）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变化情况
将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收入法GDP的分省数据加总后列表（见表1），可看出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
1996年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反映出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倾斜的趋势。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了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者、国家和企业各自所占的份额。在国民收入份额中，三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企业利润的增加和政府收入的提高，相当程度上是以从业人员的低收入为代价的。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劳动者的相对收入下降为代价。
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
处在55%-65%的水平，而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仅高于拉美一些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国家［20］。
中国的劳动报酬偏低，还表现为实际工资水平较低。中国的人工成本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和许多不发达国家。例如2004年中国生产工人工资为0.8美元／小时，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5%，发展中国家的30%-40%。表2反映了2004年中国生产工人与其他国家生产工人小时工资的比较情况。
此外，从动态看，劳动报酬下降的幅度更大。因为从工资结构变化看，20世纪80年代企业职工不缴纳社会保险费，而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中包含着约占基本工资11%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费。
（二）国民收入中劳动份额下降是国际大趋势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劳动报酬份额时，是将劳动收入比例与资本产出比联系起来的。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资本产出比将保持不变，劳动收入份额也随之趋于稳定，Kaldor将这一现象称为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然而最近一些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走势与所谓的“Kaldor事实”明显不吻合。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原本较高的劳动报酬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不断下降。Blanchard认为，资本增强型（capital-augmenting）技术进步是欧洲大陆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之一。而Harrison［11］则认为，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在金融一体化时代，资本的流动更加频繁，它的谈判力量得到强化，劳动的弱势地位日益显现，并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总之，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小，归根结底是劳动要素同资本要素、权力要素相互博弈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加速，虽然中印南非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释放了十多亿劳动力进入世界市场体系，但由于资本流动性及谈判能力强过劳动力，西方的工会势力遭到严重打击，在这种状况下美欧的劳动份额也不断下降。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系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LIS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可见，从国际上看，劳动份额的降低是一个大趋势。但是将中国的劳动份额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可以发现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我国劳动报酬的比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二是我国劳动份额下降得过快。
四、我国劳动份额变动的宏观影响因素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
本文采用Buchele和Christiansen［27］提出的相对收入份额动态模型（A Dynamic Model of Relative Income Shares），该模型从全球化和长期趋势来看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因素。经济全球化导致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进出口贸易影响着一国国际收支的变化，也影响着一国的工资水平和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全球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研究一般用贸易开放度和出口来测度。所有研究都发现，全球化对劳动报酬份额具有负效应。因此，我们把对外开放度作为劳动报酬份额的解释变量。
从一个较长的经济周期来看，生产能力利用率（CUR）、失业率（UNR）是影响实际工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份额的两大关键变量。把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可以发现，这两个变量联合变动，在扩张阶段结束和收缩阶段早期引起劳动份额上升，在收缩阶段结束和扩张阶段早期引起劳动份额下降。因此，我们选择生产能力利用率和失业率两个变量作为解释劳动份额变化的长期影响因素。
（二）相对收入份额动态模型
Buchele和Christiansen开发了一个相对收入份额的局部调整模型。该模型认为，时间t上的劳动份额（LSt）是时间t上的“潜在份额”（LS*t）与前一期的实际份额（LSt-1）的加权平均，即：
LSt=γ LS*t+（1-γ）LSt-1（1）
LS*t是指当每个时期的工资和生产率按当前经济条件重新决定时的收入份额；LSt受LS*t的吸引，如果LS*t>LSt-1，LSt就上升；如果LS*t 其次要创造条件，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劳动者只有通过就业才能获得劳动报酬，因此，创造就业机会，提供就业岗位是最重要的。开展对劳动者的教育或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对在岗职工和求职者的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可以间接地提高劳动收入。
再次要通过法律、政策等途径，引导用人单位提高劳动者报酬。根据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情况，定期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和工资指导线，推动工资集体谈判，确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最后要实施减税政策。近些年来，我国较快的税收增长导致了较高的宏观税负，直接表现为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的加重。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从当前情况看，适当减税有助于扭转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逐渐下降的态势。政府应该采取“藏富于民”的政策，特别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要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使企业能够有较强的能力给劳动者增加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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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Macro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Labor’s
Share Change in China
YUAN Guo?m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Nanjing 210046, China
）
Abstract:The proportion of laborers" compensation in GDP has declined greatly since 1990s in China. Labor"s share has declined in most countries too, but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it is apparently lower in China. The reason lies in international universality as well as China"s particular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n labor"s share in China based on the Long-term Dynam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employment press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decrease of labor"s share, and that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labor"s compensation in national income has an importan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which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laborers, of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exert the government"s function.
Key words:labor’s share; influencing factors; dynamic model of relative income shares
（责任编辑李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