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性、死亡构成郁达夫小说的主线，他的小说以身体为引线的目的，实际是要实现他的美学构想，即阐释作为力比多的身体、作为审美的身体和作为权力作用下的身体，将身体作为一个问题在五四时期提出来，从而将身体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将身体从被压抑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作为力比多的身体
“据不完全统计，在郁达夫创作的40多篇小说中，涉及两性关系的就有20篇，其中有对女性肉体的自然主义描述，如《沉沦》中的“窥欲”；有对色情的袒露，如《秋河》中某军阀妾与子的通奸，《迷羊》中王介成的纵欲无度，《寒宵》、《街灯》、《祈愿》中关于妓院生活的描写；有性苦闷的大胆诉求，如《沉沦》；有变态心理的细腻刻画，如《茫茫夜》……性的大胆言说成了郁氏文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主调，他把自己的身体欲望坦然地展示在公共领域并使之登上新文学的大雅之堂。”可见，郁达夫小说是关注对人的本能欲望的描写的，这种描写构成他小说的一个主要层面。他在《说食色与欲》中曾经说过：“照西洋哲学家说来，这一个欲字，是进化的主动力，因为有欲，大家才去做工，发明，储蓄……然后才有社会，进化，文明……”将欲望上升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层面，这也是他在小说中注重对身体的本能欲望描写的原因。
郁达夫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侧重对作为欲望的身体的论述，将美学看成是力比多的实践领域，是本能欲望的压抑或者抒发，是无意识心理结构在起作用，这是郁达夫小说的主要特点，也是其作品所反映的主要的美学思想。弗洛伊德把本能和欲望作为力比多的身体核心，这个原则使美学本身成了一种性欲的渴望，使艺术成为日常生活性欲过程的延伸。对弗洛伊德而言，自我必然是肉体的自我，他“把心灵安顿在肉体中，把理性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因此可以说对生理身体的描绘与塑造是郁达夫美学构想的第一步，因为身体话语的最基本维度是人的肉身性。《沉沦》的主要情节――自慰、窥浴、听偷情、找妓女直到自杀，是从一个青年的生理本能需要出发构造的，郁达夫要告诉读者的是性问题的严重性，即使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也阻止不了身体的本能冲动。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在19世纪20年代却有着石破天惊的意义。儒家传统身体观强调的是对身体的规训和塑造，而郁达夫则强调的是对被压制身体的解放，从道德伦理上讲不能见光的性问题、性苦闷，到郁达夫小说主人公这里却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情，是人所不容回避的最基本层面。
的确，性力是保证一个生命健康存活的基本力量，正是力比多冲动使生命充满了活力，无论是人身体的组织，还是社会的组织和意识，都是力比多灌注的浑融体，是力比多使身体成为“活生生的身体”，充满了可变性和流动性，这种绵延不绝、奔流不息的身体和欲望可以解构理论的专制、概念的僵化、封建伦理的规约。力比多就像一条滔滔流动的洪流，生产出美的感受力和艺术的创造力，它是个体强烈快感的喷发，体现出生命的本真美。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力比多不仅仅代表着性欲，更与运动、时间和强度相连。虽然人的心理结构――本我、自我、超我会对力比多的左冲右突起到限制和阻断的作用，但是力比多的超越性动力会以“延续中的断裂”和“断裂中的延续”继续流动下去。另一处，这种原始性力必须受到“法则”的规约，起到道德理想、良心监督和批判法官的作用。因此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常陷入性苦闷当中，甚至性变态。
作为审美的身体
到了后来，郁达夫逐渐地意识到，生理的身体中欲望的满足固然重要，但是精神即形而上质才是美学产生的关键所在。在这一层面上，郁达夫受到了尼采的影响，尼采侧重的是对作为审美的身体的论述，将美学看成是内驱力的升华，是权力意志，是超人，是查拉图斯特拉，是力与力的冲突与斗争。郁达夫的小说不仅是单纯地描绘人的生理现实，而且他在作品中还将人的欲望升华为一种崭新的情感关系。如《春风沉醉的晚上》，写的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作家和一个贫穷的女工由同情到关心的恋爱故事，但是作家却压抑住自己的本能冲动，将二人的关系转化成一种祛除欲念的纯洁感情，也就是将内驱力升华了，上升到一种新的境界。作者写道：“当那种感情起来的时候，我曾把眼睛闭上了几秒钟，等听了理性的命令以后，才把眼睛睁了开来，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前几秒钟更光明了。”主人公并不是没有产生男性的本能欲望，只是将这种欲望升华了，是形而上质的精神层面占了上风。
同样地，《迟桂花》也是这样一篇将欲念升华的作品，作者写主人公在桂花香中对朋友新寡的妹妹产生了欲望，但是他克制了他的淫欲，而产生了如手足之情般的纯洁情愫。作者写道：“主人公对莲的观察和凝视完全是一个异性对女性的欣赏与冲动，但是作者并没有让他们在这青山绿水中肌肤相亲，而是通过男主人公的口，把他自己刚才的冲动都一五一十地对莲倾吐出来。”“我将我自己的邪心说了出来”，二人也亲吻拥抱，但是“心地开朗了，情欲也净化了”，升华成了一种纯洁的兄妹之情，并歌颂这纯洁的感情就像迟来的桂花一样芳香馥郁。我们通过分析这几部作品可知，在这类作品中，男性主人公不是没有产生本能欲望、性的渴望，而是通过更高层次的审美，即精神的力量，将这种本能欲望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歌颂的是对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超越，从而在身体的欲望维度进行了审美升华。《马樱花开的时候》和《东梓关》也是这类作品。
作为权力作用下的身体
福柯认为，身体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现实，它会被权力塑造和生产。“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他，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的确，对于福柯而言，身体有被动铭写的一面，但是身体绝不仅仅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场所，在这里人们将多样的信息镌刻在它的上面。用福柯的身体理论来分析郁达夫的小说会发现，无论是作品中的作为力比多的身体，还是作为审美的身体，其实都处于权力的作用之下，这就将生理的身体转化为对社会的身体的描述，即揭示出自然从内在的维度、社会从外在的维度，共同实现对身体的规约和塑造。郁达夫笔下抒写的作为权力作用下的身体在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鲜明：一是患病的身体，一是女性的身体。
“在郁达夫全部44篇小说中涉及各种身躯疾患和精神疾患的就占37篇”。的确，几乎在郁达夫的所有小说中，主人公都患有不同的疾病，《银灰色的死》的主人公伊人突发脑溢血身亡，他的亡妻患的是肺结核；《沉沦》中的“他”患的是忧郁症；《蜃楼》中的陈逸群患的是肺结核；《迟桂花》中的翁则生患的是肺病；《茫茫夜》中的吴迟生患的是肺病等。疾病作为郁达夫小说中最鲜明的意象，实际上是一种寓言与象征，正如钱理群所言：“郁达夫一方面紧扣住了青年知识者本身的生理、心理的病态，一方面指出了青年病态的制造者是黑暗的病态社会。”回归到五四时期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里的“权力”是指：一、殖民文化 的侵入；二、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渗透。在重权力的桎梏之下，小说主人公染上了各种疾病，所以疾病的话语实际暗含两种力量：被压迫的力量和反抗的力量。有殖民文化的压迫，就有激愤之后鲜明的爱国主义；有封建礼教的戕害，就有对五四启蒙精神热情的歌颂和赞美。
以《南迁》为例，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中说，《南迁》与《沉沦》是“一类的东西，就把它们作连续的小说看，也未始不可的”。的确，《南迁》仍然是以疾病、性、死亡这类身体话语组织全篇，其中不乏露骨的描写。比《沉沦》更深刻一点的是，作者直接借主人公伊人的口说出自己的身体观：“名誉、金钱、妇女，我如今有一点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我只有我这一个将死的身体。”他层层剥落身体上的意识形态附加，欲将人从精神性主体回归到身体性主体的地位，从强健的身体到患病的身体，最后的落脚点是濒死的躯体：“若把他那瘦得骨棱棱的脸上的两点被体热蒸烧出来的红影和口头的同微虫似的气息拿去了，我们定不能辨别他究竟是一个蜡人呢或是真正的肉体。”权力作用下的身体是枯槁的、清瘦的、奄奄一息的。
郁达夫笔下的女性身体是性欲符号的化身，是欲念的对象，有着清晰的男权主义的烙印，从而将女性置放于被看的地位当中。尽管郁达夫本身是一个接受了先进文化、西洋文化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但他的身上体现出浓郁的封建社会的男性意识，一种男性的优越感。几乎在郁达夫早期的每篇小说中，都有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如《沉沦》中主人公看到浴室中的女体：“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这全身的曲线!”反映的是女性被看的地位；《迟桂花》中的“我”对莲的赏看，“她的身体，也真发育得太完全，穿的虽是一件乡下裁缝做的不大合适的大绸夹袍，但在我的前面一步一步地走去，非但她的肥突的后部，紧密的腰部，和斜圆的胫部的曲线，看得要簇生异想，就是她的两只圆而且软的肩膊，多看一歇，也要使我贪鄙起来……”完全是以男性的眼光欣赏女性。当然，《沉沦》中对女体的偷窥和《迟桂花》中对女体的欣赏是不同的，这也代表着郁达夫小说中对女体作为性欲符号的两种微妙区别，一种是女性沦为赤裸裸的欲念对象，一种是带着审美的眼光来欣赏，将欲念升华，关注的是一种纯洁的精神恋爱。
郁达夫笔下的女性身体也有遭受迫害的形象，反映出封建礼教和异族入侵的双重虐待。《银灰色的死》中伊人的妻子――丈夫不在家，婆婆又极尽虐待之能事――最终患肺病死去，作者以一笔带过，是在“他”向日本女人静儿诉苦时提到他的亡妻“怎么被他的母亲虐待，怎么地染了肺病”。但这里吊诡的是，“他”明知妻子被母亲虐待，但是却无能为力，这就反映出封建礼教对人的迫害和异化，除了被迫接受，别无他途，可见受害之深。
《她是一个弱女子》是郁达夫少数几篇中篇小说之一，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不高，连他自己在《后叙》中也说，“我觉得比这一次写这篇小说时的心境更恶劣的时候，还不曾有过。因此这一篇小说，大约也将变作我的作品之中最恶劣的一篇”。当时正是1932年，日军的魔掌已经伸向中国，作者的心情恶劣也就可以理解了。这篇小说的价值不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女性的地位。首先在郑秀岳与李文卿的关系当中，李文卿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持了她的金钱的富裕和身体的强大”，最终俘获了郑秀岳。虽然李文卿是一个女性，但是处于同性恋中男性的位置；郑秀岳后来被生活所迫，不断地和从前的两位老师李得中和张康联系，无非也是为了金钱，最终遭到了张康的毒打。作者写到了被虐待的女体，并借着另一个男性吴一粟的眼睛看出来“身上穿的，上身只是一件纽扣全部解散的内衣，胸乳是露出在外面的，下身的衬裤，也只有一只腿还穿在裤脚之内，其他的一只腿还精赤着裹在从床上拖下地来的半条被内。她脸上浸满了一脸的眼泪，右嘴角上流了一条鲜红的血”。虽然挨打的理由似乎是杨秀岳的淫荡与背叛，实际上却可看出女性的被压迫地位，这是封建社会父权夫权意识的渗透，是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虽然表面看起来冯世芬是一个革命女性，但是暗中藏着一个男性导师――她参加革命的男朋友陈应环的高大形象，是在他的带领下冯世芬才参加了革命，最后作者借她的视角，揭露了一批受到日本人虐待的女性群像：
“在五六个都是一样的赤身露体、血肉淋漓的青年妇女尸体之中，那女工却认出了双目和嘴，都还张着，下体青肿得特别厉害，胸前的一只右奶已被割去了的郑秀岳的尸体。”在这篇小说中，女性不仅受到同性的欺辱、男性的虐待，还受到了侵略者的非人残害，妇女的遭遇由此可见一斑。在郁达夫的笔下，女性的悲惨地位呼之欲出。所以在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身体上，可以看出可供阐释的多重意指空间。
身体话语的双重功能：批判与重建
郁达夫小说的身体话语反抗的是自然人性遭受压制这一层面，批判的是封建伦理道德，把人性的被压制归于传统文化的作用之下，因此在批判传统身体观的同时，也在重建一种现代身体观。五四时期，西学涌入，启蒙主义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在广泛传播，在文化界的带动下，人的解放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国人对身体的看法也不再单一，而是呈现出多种身体观，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直处于遮蔽状态的欲望，也就是身体的生理本能受到推崇，而郁达夫的处女作《沉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在20世纪初，郁达夫主要是借用这样一种身体话语来向传统思想(儒家身体观)和封建礼教宣战，作为批判的利器。中国传统的身体观是儒家身体观，它一方面将身体交付给父母，另一方面将身体托付给国家，而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是没有处置权、话语权的。郁达夫自己的身体观是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建构起来的。因为作者身处五四时期，他的身体观尚不系统，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只是通过小说来揭示人的解放实际是身体的解放，离开了身体这一维度，人性实际是不完整的。郁达夫并没有论证哪种身体观对，哪种身体观错，而是围绕身体这一主题真实地呈现人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切身情况，引起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与思考。
参考文献：
[1][4]王英晓，沉沦和反抗――郁达夫小说的身体言说[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9).
[2](英国)特里咿格尔顿著，王杰等译，美学意识形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61.
[3](法国)福柯著，刘北成等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7.
[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