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的散文，多写历史上的人和事，在这一意义上，将其归入历史文化散文的大门类，自非郢，书燕说，全无道理。不过，同样是以散文回溯和烛照历史，出自王彬笔下的诸多篇章，分明又呈现出属于作家自己的风格特征。这突出表现为：面对风云变幻，异象交织的千秋记忆，它既不追求汪洋恣肆的高谈宏论，以显雄阔丰赡，也无意于振聋发聩的史识颠覆，以见，敏锐深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信马由缰的含英咀华，一种从容不迫的寻美探胜，一种承载了邈邈幽思和翩翩逸趣的才情挥洒。而这样一种艺术风格，不仅将王彬的历史文化散文从时下同类作品的流行色彩中间离出来，同时也为整体的历史文化散文写作，提供了若干新的经验，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
崛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文化散文，从根本上说，是作家以文学为本位与历史老人的对话。既然是对话，作为言说主体的作家――“我”，便必然要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具体的艺术表达之中，进而发挥统御物象，调度全篇的作用。王彬的历史文化散文自不例外，其中“我”的精神旨趣，不仅一向丰沛饱满，鲜活生姿，从而构成了作品的意脉与灵魂；而且每每独辟蹊径，自出机杼，以致使笔下景观别有寄托和深味。你看，作家很喜欢结合自己的行旅与闻见，从微观的地理入手，追踪旧时人物，钩沉昔日事件。只是这种追踪与钩沉，仿佛习惯性地回避着时下的种种喧嚣与热闹，而对那些荒僻与寂寥的去处却每生眷顾，多有流连。于是，久湮不彰的龙道村，历尽沧桑的古北口，零落杂乱的方砖厂，墙残脊落的太清观，以及那多与冷月寒风相伴的龚公山宝华寺、几被时光遗忘的赤湾少帝墓等等，遂一起化为作品的前景，构成了搬演前尘旧影的天然舞台。“我为什么对这类地方，与时代不合节拍的村落，荒寒的殿宇，陋巷穷街感兴趣”?作家曾在文章里做过这样的自问或问人，而有的评论家则以古人的幽怀或“幽栖志”来说明之，阐释之。这不能说不对，但也似乎不是全对。在我看来，王彬这种寻踪蹑迹上的避“热”趋“冷”，或许有性情、经历和癖好方面的因素，但说到底还是当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怀疑和忧患精神的折瑚――置身于当下的历史文化现场，作家不屑或不甘于沿着已有的知识通道和话语体系，做舒舒服服的趋随与滑行，更警惕着后现代语境里种种霸权、潮流与时尚，对精神的遮蔽与裹挟。为此，他情愿从被常入所忽略、所冷落乃至所遗忘的地方，进入历史和咀嚼历史，就中打捞或开发出一些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譬如，《龚公山麓的禅云》由高僧马祖道一说开去，肯定了其弟子怀海身在佛门，却不弃稼穑的行为，从而让宗教信仰与民间福祉联系起来。《川底下》聚焦尚存明清四合院的京西一隅，透过其景物沿革和境遇陡转，反思了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曾经有过的简单、浅薄和浮躁。而《观周》、《大屯》、《龙道村》等文，则立足古都洛阳和北京，直观历史遗迹在社会都市化进程中的命运遭际，最终把现代文明无限膨胀有可能中断历史脉络的严峻现实，展露在读者面前。这时，作家笔下的历史沉吟，便具有了可以让现代人思索和回味的内力。
就像人的感觉并不总是被理念所规约所引领一样，在历史文化散文领域从容漫步的王彬，其兴趣和思绪有时也会突破自己避“热”趋“冷”的有意选择，而指向一些已经较多覆盖了精神视线和文化符码的地方，如古代的什刹海、独乐寺、桃花源，以及现代的鲁迅故居、庐山别墅等等。只是在这样一些篇章里，作家仍然没有沿着人云亦云，大而化之的路径走，而是坚持用新鲜和别样的目光，潜心打量被锁定的对象，力求发他人所未发，言他人所未言。不妨来看《红粉》。该文通过“我”的九江和洛阳访古，引出屡被称引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不过，在作家笔下，白氏已不单是因同情落魄歌女而泪湿青衫的江州司马，同时更是指责已故朋友之爱妾关盼盼不以身相殉的卫道诗人，是冷酷无情的非人道的封建官员，这无疑揭示了道德的矛盾和人性的复杂，很值得人们掩卷深思。同样，《香光》也是一篇推陈出新之作。乍一看来，该文似乎主要是指斥女皇武则天在变态心理驱使下的种种阴鸷与残暴，只是细加体味即可发现，这一切竟然同卢舍那大佛的庄严、雄伟、睿智、慈祥，乃至女性的柔媚相联系，相表里，这时，通篇作品便因为美与丑和善与恶的尖锐对比，而平生出强烈的反讽与警世意义。此外，《翠屏山》透过《水浒》里的地点和故事，无情抨击男权与暴力，进而触及名著新读和观念矫正。《秦陵》抓住自然景观与历史色调的错位，细致咀嚼皇权政治与民间生存的复杂关系，由此发掘着封建社会的某些规律和本质。显然，诸如此类的作品，都有效地增添了王彬历史文化散文的精神重量。
历史文化散文是审美化的历史叙事，这样的文体性质决定了散文家在从事此类本文创作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如何借鉴和使用相关典籍与史料的问题。毋庸讳言，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不少散文家暴露出了令人遗憾的捉襟见肘和力不从心――过于呆板也过于频繁的资料称引，使得艺术文本无形中陷入了观念压倒情致，史料窒息性灵的泥淖，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损耗了自身应有的美感与魅力。相比之下，王彬的历史文化散文较好地化解了此种毛病与缺憾。在他的作品里，同样是剖解人物或分析事件，同样是借鉴典籍或运用史料，但并不给人以晒学问、掉书袋和钻故纸堆的感觉。相反，所有这些皆统摄于作家的艺术气质之下，无形中化作其散文叙事的一部分。而如此效果之所以产生，恐怕与作家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小说的学者资质相关――对于一般作家来说，通常需要“恶补”和“速成”的历史文化知识，到王彬这里，统统变成了胸有成竹的专业储备和潜移默化的学术修养，而这些一旦与作家同样具备的出色的文体转换和语感掌控能力相结合，便足以让那些在岁月长河里沉睡已久的文字顿时活跃和生动起来，进而形成一种“不涉理路”，“不落言筌”，感性充沛，收放自如的叙事风度，甚至直接酿成一种以还原历史和传播知识见长的文本特征。
你看，在王彬的历史文化散文中，表情达意和讲述知识常常是互为条件，彼此补充，融为一体的。譬如，《我对一种树的认知过程》是一组品类相似的作品，主要写了“我”与楮树、栾树、五柳等几种树的缘分，以及由此而生的情思和感悟，而所有这些都渗透到了“我”对树的具体了解和认识过程之中，于是，树的形状、习性、特点和“我”的精神流动联系在一起，前者支撑着后者，后者开发着前者，一时间物我双会，相得益彰。《走进尚书第》落墨于明代朝廷重臣李春烨现存于福建泰宁的府邸，其重心虽是写李氏的宦海沉浮，但同时也勾勒和介绍了明代此类建筑的样式、规模与礼法，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后者的出现不仅有益于读者知人论世，而且作为一种环境氛围，有效烘托着作家的情感表达，当然，作家的特定情感也为笔下的建筑知识注入了活力。而在有的时候，作家的笔墨则更为大胆，即干脆把知识当做审美对象，或者说把文本看成知识载体，让经过选择的历史物件与场景直接获得艺术呈现。如《水浒的酒店》、《王婆的茶坊》，以《水浒传》中相关文字为线索，虚实结合地钩沉和描绘宋代的酒店与茶坊，由此打开当时社会的经济一角。《丝织、皮毛与青缎子背心》、《史湘云、孙行者与小骚达子》等文，集中分析《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既交代服饰本身的奥妙，又揭示服饰与人物的关系，从而完成文化与民俗的普及。诸如此类的知识，原本具有时光打磨出的磁性，加之作家下笔或旁搜远绍，侃侃而谈，或剥茧抽丝，娓娓道来，因此，便别有一番表现力和感染力。有必要稍加提示的是，王彬所写的这类散文于当下文坛并不多见，但在中国散文史上却是渊源有自。读它们常令我禁不住想起的《东京梦华录》、《陶庵梦忆》、《帝京岁时纪胜》之类的古人笔记，以及周作人、邓云乡乃至郑振铎的某些散文，进而意识到，赓续传统有时也是一种艺术创新。
与整体的精神和审美追求相协调，王彬的历史文化散文在语言表达和文体营造上，亦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在这方面，至少有两点引人瞩目：一是空间开放，意脉自由。王彬写散文既不喜欢设置封闭的主题，也不看重编织严整的结构，更不怎么讲究凤头、猪肚、豹尾之类的章法与技巧，而是情愿让笔墨随着自己的思绪、意趣和感觉，做无拘无束的伸展和挥洒，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关于这点，我们读《沈园香碎》、《兆惠与北顶》、《万历三十六年冬天的一篇日记》等文，均会收获充分的体验。而这样写成的文章，极容易将读者带入一个乘美游心，怡然自得的精神世界。二是行文从容，每有闲笔。在《古北口》一文的结尾处，王彬写到民国时冯玉祥的古北口会议和他的回忆录《我的生活》。斯时，作家特引出回忆录中“从怀柔到古北口，到密云，大路两旁都是枣树”一段，称其为“颇可注意”的闲笔。接下来，作家便亮出了自己的闲笔：“在我们走的这条道路上，一株枣树也没有见到。它们都到哪里去了?它们都飘进历史的册页里去了。”由此可见，对于散文中的闲笔，王彬不但在欣赏的层面给予重视，而且还成功地运用到了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而为文从容，善用闲笔，恰恰是王彬散文的又一特点和优长。在这方面，《夹马营》、《张家湾》、《居庸关》、《大屯》等文，均有可资圈点的例证，从而为作家的散文世界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