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下中国职教理论研究如火如荼，成绩喜人，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职教理论研究者在研究中缺乏中国本位观与民族自决意识，未能确立民族自主立场，有意无意地漠视中国国情与中国职教发展的时代实际，实证欠佳，理性失范，偏爱介绍、移植、阐释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职教及其理论研究成果，淡化乃至消解了职教理论研究中研究者的主体性。
关键词：民族自决；职教理论研究；主体性
作者简介：汤广全，江西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理论；计洁灵，江西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2009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4-0028-05
随着中国职教事业的巨大发展，职教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成绩喜人，但在职教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职教理论研究者在研究中缺乏中国本位观与民族自决意识，未能确立民族职教观，有意无意地漠视中国国情与中国职教发展的时代实际，实证欠佳，理性失范，偏爱介绍、移植、阐释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职教及其理论研究成果，淡化乃至消解了职教理论研究中研究者的主体性。
一、民族自决与职教理论研究
在经济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普世主义越来越得到彰显，但只要地球村存在国家与民族利益纷争，民族自决的取向就无法消弭。具体到职教事业来说，民族自决与职教理论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一）民族自决的内涵
何谓民族自决？民族自决是指具有某种明显领土认同感的群体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全世界各大小民族，皆可自行决定自己归属的政府体制、执政党组织、政治环境与命运等。而这些决定不得为他国或其他政权决定。二战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两大世界人权文件皆在第一条明列民族自决原则：“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1]
民族自决的核心内容就是民族自决权。各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直到自由分离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民族都有权根据民族意志和愿望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权利。17、18世纪民族自决权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和口号，反对的是封建专制和民族压迫。帝国主义阶段，民族自决权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大国殖民统治的主要内容和口号，与民族解放运动相联系，不少被压迫民族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民族独立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为反对民族特权的大民族主义，消除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自愿联合，无产阶级仍然承认和坚持民族自决权。我们不能把民族自决权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立起来，也不能将民族自决权理解为鼓励民族分离。运用民族自决权，须根据各国的国情和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2]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国内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终于推翻了三大敌人对中国各民族的统治和压迫。在人民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民族又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中国各民族近百年来特别是近60年来为争取和实现民族自决权而斗争的伟大历史。
（二）民族自决与职教理论研究
民族自决权的主体是指国家民族，具体到本文则是指中华民族。对于当下中国的职教理论研究来说，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方能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具体而言，民族自决原则与职教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政治决策。在职教理论研究问题上，研究者绕不开我国在职教上的政治决策，且有两个前提性的条件须加以考量：一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若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充分保障每个公民的受教育权和工作权利。受教育权自然包含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每个公民的工作权利同样涉及到未成年人工作前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和待业、失业或下岗者享受再教育和岗前培训的权利。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职业教育。而从事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学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具体的政治环境及其教育决策的背景。二是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每年需要就业的人口基数大。就政治稳定而言，国家对职业教育与就业问题向来高度重视，因为不加强职业教育无法解决就业瓶颈困境。作为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必须立足于国家政治实情与生活水平不高的民情，有的放矢地进行实际调查与理论探讨，进而做出富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来，服务社会，惠及民生。
2.经济发展。一国的政治决策不可避免地影响其经济发展。中国的政治决策同样对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如前所述，政治决策与职教理论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一方面，借政治决策的影响，职业教育及其理论研究能够推动就业，服务社会，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职业教育理论的研究进程：经济发展了，能够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能够提供更好的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进而促进职业教育的繁荣，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丰厚的实践土壤和丰富多彩的研究素材。就职教理论研究的主体性而言，无论是实证研究或理论探讨，还是借鉴他国的实践经验或理论思辨，都必须立足于中国本位与时代实际，而不是坐而论道，照搬他国做法，背离本国国情。因此，鲜明的主体性能够帮助职教理论研究针对性地服务本国民生，促进经济发展。
3.文化安全。政治决策开明，经济繁荣，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在经济越来越有全球化趋势的时代，文化安全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越发凸显。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同样关涉到文化安全，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民族国家观，能够从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出发，进行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即便是实证调研或借鉴他国的职教经验及理论研究成果，也不能偏离我国大政方针，更不能崇洋媚外，丧失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自信心。只有这样，政治与经济才能得到良性发展，文化才能得到相应发展。文化得到发展，必然为社会整体的良性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精神方向保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立足本国国情与本国政治、经济实际，从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职教理论研究之路。否则，拾他人牙慧，不仅有消化不良之嫌，更有文化安全之虞。
二、职教理论研究中的研究立场
立场，指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特指政治立场。[3]在本文中，笔者所持的立场则介于二者之间，即职教理论研究中研究主体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的境遇中，宏观上要坚持中华民族的利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当下中国的法律法规与大政方针；微观上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我”性突出，有“思”而发。具体来说，在职教理论研究中，我们要坚守以下两种立场。
（一）中国本位
中国本位，顾名思义，即从事一切活动时都要从中国实际与中国利益出发，立足本国国情，继承本国文化传统，发展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坚持中国立场，创造属于我们时代的精神产品。中国本位的反面是西方话语――一切以西方的价值标准为标准，无视或自贱本国的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崇洋媚外，损害本民族的文化安全。表现在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中，就是复制、模仿甚至不加分析地狼吞虎咽西方的职教理论成果，进而导致消化不良，损害本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声誉，最终危害中国职业教育实践。这主要基于如下两种考量。
1.历史镜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追随政治风向标，模仿苏联，虽取得些许成绩，但总体上“一边倒”地效法别人，背离独立自主的立国原则，缺乏自主创新，效果不良。后来，我们虽走出苏联教育理论的窠臼，但又走向模仿西方的困境，在职业教育上的典型表现就是言必称德国的“双元制”或某某国某某制，为西方话语所羁绊，缺失“我”国思维。如在翻译、介绍西方职业教育现状与理论研究成果时，不时地出现“洋夹本”现象，甚至在一本书上多次出现把笛卡尔当作德国哲学家的常识性错误。考虑到职教理论研究界相关专家的声誉，恕不点名。本来，学习、借鉴外人的研究成果是很正常的，因为人类一切的文明成果都是我们共享的精神资源。但如果失去民族自主，盲目推崇，甚至失去“我”性，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2.现实考量。当下，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面前，各国都面临着失业、经济生长萎缩、通货膨胀的困局，如何带领本国人民走出这场困境，是各国政府的首要责任。在这场危机中，中国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十二五”教育规划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政府力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创造良好的职业教育环境，注重本土实证研究与严谨的逻辑推理，注重中国自己在职业教育、创业教育以及调整经济结构上的作为，在解决“三农”问题、边远地区贫困问题、弱势群体利益保障等问题上正越来越发挥着巨大的政治功能与经济效益。基于此，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更要摆脱盲目照搬照抄西方话语或“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思维窠臼，必须立足当下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中国话语，而不是盲目搬用外来的水土不服的术语、概念及理论。
（二）主体在场
研究者在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中，在身体力行中，应能充分体现出研究者个体特定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情感等。
1.榜样示范。作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首先需要学习从事本土职业教育实践者的实际经验与实践智慧；万一学不来实践者的智慧及技能也不要紧，要紧的是那份学习的态度及用心，即以职业教育实践工作者为榜样，征询他们的意见，探讨他们的实践方法，学习他们热爱职业教育工作的态度与精神，并以此为榜样，进行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以便从理论的角度提供更好的思想引导作用，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理论“智囊团”的功能。其次，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还应为本土从事职业教育实践的工作者做出表率，即真心喜欢乃至热爱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并以此为学术天职，从而在心理上“走近”、“步入”职业教育。
2.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指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实证研究具有鲜明的直接经验特质。
实证研究推崇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根据以上原则，实证研究法可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
就职业教育来说，研究者即使从事的是理论研究，仍然离不开实证材料的佑证与支撑，主要源于如下三点：一是与普通教育一样，职业教育是有关“实践”的事业，不能没有经验场域提供的精神养料；二是职业教育是有关操作、技能等方面的面向民生与就业的谋生教育，与人的工作、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不能没有生活、生产的鲜活气息；三是职业教育是有“性别”与“国情”的，离不开它所依托的具体民族、国家的载体，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同的普世教育。
三、职教理论研究中的研究内容
职业教育实践的丰富多彩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精神土壤，加之中国政府近年来对职业教育高度重视，使得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相应得到了广泛的实践资源的支撑。
（一）民族操守
诚然，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中的研究内容五彩缤纷。但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作为中国学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对中华民族精神及其利益的坚定操守。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文化遗产的继承。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然是厚重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有一些是属于职业教育的宝贵内容，我们应当要继承、发展与光大。但由于我们思想上的懈怠，有意无意地冷落了这些可贵的精神资源，进而使其面临“荒芜”的境地，如上世纪60、70年代上海传统工艺美术教育中师徒制，社会专业学校、企业自办技校和工业中学等为工艺美术专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今已步履艰难，出现了传统工艺美术人才发展及保护的双重困境。[4]再如农村职业美术教育命运多舛，它在传承民间艺术方面的作用也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可。[5]为此，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应当肩负起文化遗产的继承作用。这既是坚持民族操守的基础，又是坚持民族自决的前提。
2.职教学人的责任。对于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来说，仅仅停留在继承上还远远不够，毕竟躺在先人的功劳簿上只享福乘凉不能算是真正的好汉，还必须在继承光大的基础上发现、创造、创新，创造出属于我们时代的职业教育内容，并为时代所用。这是基于以下二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职业教育事业方兴未艾，其内容丰富多彩，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二是我国是人口大国，即使在平常时期，待业、失业人数就不在少数，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任务非常繁杂；在金融危机阶段，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任务更是异常艰巨。面对这样的严峻挑战，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大有可为，也必须大有可为，才能承担起学人理应肩负的时代使命。如果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无视国情，无视活生生的职业教育实践，闭门造车或照搬照抄，那就是欺骗自己，糊弄时代，有负伟大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二）当下写真
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在保持民族操守的同时，应一并关注当下的职业教育实践及其研究现状，即应注意把职教理论与职教实践结合起来，进而致力于职业教育学科发展，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职教理论作出中国人自己的贡献。
1.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如前所述，当今中国职业教育实践丰富多彩，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如何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是头等大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多种表现方式，如理论研究者先“浸入”实践中，以获得丰富的感性经验，再进行归纳、总结；或者理论研究者先进行“头脑风暴”，设计研究方案，提出各种可能的预想，再深入实践，进行检查、核对，最后进行反思、归纳、总结；或者理论研究者把实践与理论、演绎与归纳等多种方式交替进行，最后再归纳、总结。
这里的关键是怎样进行职教理论与职教实践的互动。职教理论与职教实践的互动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职教理论的形成是逻辑思辨与具体实践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滋养”的结果；二是职教实践的具体展开是具体操作与理论思辨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结果。这就向职教理论研究者提出了如下要求：既要具有逻辑思辨能力，驾驭全局，高瞻远瞩，又要放下身段，深入职教实践领域，获得丰富的职教实践经验。同时，能够把上述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职教理论研究者才能担负起职业教育大发展的时代重任。
2.学科发展的使命。众所周知，职业教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近年来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尚待完善。目前，职业教育理论学界大体达成一个共识：职业教育理论偏于贫困。偏于贫困的主要表现为沿袭与重复、移植与跟风、含混与模糊并存，实质是创造力的匮乏。职业教育理论贫困的根源主要是：职教思想观念相对狭隘、拘泥，职教学科本身具有实证指向且历史短暂，职教思维传统自身的局限与当下学术思维时尚的干扰，学术研究环境不利与学人研究态度不端正的影响。[6]
有鉴于此，职教理论研究者首先要正视业界的现状，敢于直面，不能视而不见，甚至熟视无睹，目中无“事”，且要善于走出因业界蓬勃发展而滋生沾沾自喜的陶醉情绪，进而反躬自省，知“困”而后勇，应预先充分考量新兴学科发展中所遭遇到的问题与阻力，以肩负起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天职。
四、职教理论研究中的研究方法
毫无疑问，职教理论研究的内容是职教理论研究者关注的主体部分。同时，如何研究职教理论，怎样使得职教理论富有民族特色与个性风格，也是职教理论研究者必须关注的部分。这就涉及到职教理论研究中的研究方法。
（一）以我为主
在研究方法的考量中，研究者的主体性独立是论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即研究者在职教理论研究中不仅能够彰显研究主体个性化的思维风格与研究路径，而且能够烙印研究主体所属的民族风貌与本土时尚。
1.人格独立。研究者在职教理论研究中的人格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中能够独立调研，独立思考，独立写作，不为外界权力、名利、权威、时尚、传统所左右，不唯书，不唯上，能够做出个人化的理解、判断、推理。二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中能够大胆怀疑，勇于批判，坚信自己的眼光与思考，且能用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写出富有个人魅力的论文、研究报告等不同形式的文体。
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坚守思想自由，对于他人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始终保持开放的胸怀，积极加以引进、消化、吸收，并能联系实际，为我所用。即便在实践上出现与自己截然相反的观点、立场与价值选择，也认可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其思想就有存在的合理性，除非经过批判、论争，让其自然消长、兴亡，别无他法，而不可人为地加以绞杀。
以我为主的研究方法的具体表现是：坚持学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的优先选择；坚持调研、访谈、观察、实验等研究方法的自我驾驭；坚持理论批判，尊重学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等等。
2.中国特色。如前所述，在职教理论研究内容中必须有中国文化遗产继承与中国学人担当的考量。这是中国特色的题中应有之义。除此之外，在研究方法上的中国特色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坚持中国本土话语，即在职教理论研究中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直面中国职教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路径。同时，在研究中能够坚持中国人的思维风格，如简洁、形象、直观等；在借鉴、继承西方人擅长的逻辑思维的同时，不忘中国人整体思维的风骨，力戒“洋夹本”的思维时尚，诸如不中不洋、生僻怪异甚至让人看不懂。
二是坚持面向中国大众。职业教育是有关民生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教育，职教理论研究同样要用平民化的语言加以铺陈、倾情与阐释，切忌一味地用贵族化、精英化、书面化、学术化的语言，让大众隔膜、疏远，甚至厌烦、难受。
三是坚持用科学化的语言加以陈述。科学虽有学术化、理论化的性质，但科学首要的是基于事实的陈述与解释。而且，就职业教育而言，肩负面向民众、解决民生使命，科学化的阐释是其“以人为本”的天职，也是履行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方略。
（二）脚踏实地
人格独立也好，中国特色也罢，最终都要落实到现实层面，为现实服务。因此，从实际出发是职教理论研究的基点所在。
1.“草根”意识。草根富有民众气息，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因植根于大地而获得永生。在社会生活中，草根往往代表着权力的微薄与地位的低下。
草根意识，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做事或思考要着眼于芸芸众生，从民间、大众，乃至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出发。对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来说，研究立场中的实证取向、研究内容中的当下写真、研究方法中的中国特色都渗透着浓浓的草根意识、民本关怀。因为草根意识的实质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世界观与认识论。就当下中国而言，接受职业教育或培训并藉此就业、谋生者往往来自社会最底层。作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其草根意识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研究态度与研究立场。
2.“我在故我思”。拥有草根意识，拥有服务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意识，昭示着职教理论研究者主体性光芒的绽放，标示着研究者主体的“在场”。
研究者主体的“在场”有两种情况：一是研究者在场的虚空状态，二是研究者在场的饱满状态。前者在形式上似乎完美无缺，面面俱到，但由于自言自语，不是面对读者与当下，而是主观臆想，空洞无物；或者言他人之所言，脱离本国国情，缺乏自我的独立判断，甚至剽窃、复制、照搬照抄。这种“在场”完全只是皮相，没有实质内容。后者体现的是主体有感而发，有的放矢，立足于本土与母邦；即便牵涉到他者的感受与思考，也只是附带的，始终为“我”服务，主体仍在“我”，而不是喧宾夺主，主次不分。这种“在场”彰显的是主体的知、情、意的结合，是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
有感而发的“在场”既不是独白，也不是复述，而是对话――与实践对话，与理论对话；与他者对话，与读者对话；与时代对话，与祖国对话，等等。而且，这种主体“在场”的有感而发不是对前贤与当下的完全否定，而是有所继承，有所批判，有所创新，是破旧立新、推陈出新，而不是一味地亦步亦趋地追风逐潮。
就职业教育研究者来说，主体的真正“在场”同时包含着对他者尤其是西方职教理论的扬弃，而不是无所顾忌地不加批判地引进，甚至剽窃。这既是坚持研究者个体性的独立自主，又是坚持研究者民族性的独立自主，是个人眼光与民族特色、人格尊严与国家尊严的双重维护。
职教理论研究的立场、内容与方法是连为一体的：研究立场确立了职教理论研究者的党性灵魂，为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划定了“原则底线”；研究内容是职教理论研究的“血肉之躯”，受制于研究立场；研究方法是研究内容的表现方式，始终为研究内容服务。就论题而言，三者的有机结合要充分体现研究者的主体性，既要体现中华民族性与中国特色，又要体现研究者的个人风格与独立思考。我们的职业教育研究者不能成为依附于“官家”和外国的理论，不能成为政策的解释者和外国理论的贩卖者。[7]
参考文献：
[1]胡志强.中国国际人权公约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28、2.
[2]金炳华.哲学大辞典（上）[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1006.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38.
[4]汤兆基.教育缺位：工艺美术保护步履艰难[J].上海工艺美术，2009（2）.
[5]钟朝芳.农村职业美术教育和民间艺术的传承[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9（15）.
[6]汤广全.职业教育理论贫困的根源探析[J].职教论坛，2010（7）.
[7]庄西真.中等职业学校发展论?序[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5.
责任编辑 韩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