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一个朋友的书法作品研讨会上，有人谈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书法家，或者一个传统的中国画家，他每到十年，就是一个坎，你能走过去，你就能顺利地走过下一个十年；你走不过去，可能就从此被拦截在了这个坎上。”我想不用我在此饶舌，这也同样是许多诗人们的一个“时间劫数”。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基本原因，则是一个时代的审美体系发生深层变化后，诗人们由于个体资质的欠缺，而无法做出反应所致。反过来看，那些出色的诗人，其整个创作历程无不包含着几次大的裂变，他们也因此而成为诗坛的常青树。但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这类重力型诗人因年龄等原因的相继退场，上述的时间劫数之于常规性的诗人们，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当然，任何普遍性的规律都不乏例外，比如李先锋的诗歌写作，他几乎是在同时代的同类写作者都被拦截在了那个时间劫数的坎上，不断涌现的新一代的写作风尚早已不属于他的潮流之时，却以顽强的“中年变法”，成为一个逆流而行的个案。或者说，他将几乎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李先锋的诗歌起步很早，早在1974年，也就是年仅14岁时，他就写出了一首题名为《家乡颂》的长篇朗诵诗，刊发在家乡县城的《群众文艺》上。对于一个乡村少年，这无疑是一个高标尺的起点，由此带来的刺激和兴奋，几可使他相信，自己已经踏上了一条可以期待的诗歌之路。的确，在他此后于家乡县城不断变更而至专门司职新闻宣传的公务场景中，他的包括诗歌在内多种文体的写作成果，甚至成了这种变更的依据和支柱。尤其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这个沿海县迅速上升为中国北方明星型的县级市，李先锋的诗歌写作也随之水涨船高，此间他写下的一些“大作”，诸如《大海颂》《大海的春天》《渔汛》……等等，曾相继获得了“全省群众文艺创作作品一等奖”之类的奖项。从少年时代的《家乡颂》，到将近20年后的《大海颂》，我们从中大略可以想象到一个一脉相承的主题，以及高亢的抒情基调和宏大的语词系统。这是当年由一个浩荡的写作群体和评价体系所合成的、歌咏型的诗歌写作系统。而彼时的李先锋，似乎比别人干得更好一些。他在那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潮流中，进入一个高峰期。
然而，及至进入2000年，李先锋在着手编辑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星星河》时，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当年曾带给他自信和荣耀的诸多诗作，已经根本无法入选。的确，如果变换一下角度看，这其实是一个迟到的发现。但它却包含着一个重要的信息：李先锋关于诗歌写作的参照系变了。如果他将自己定位在既有轨道中一个地区格局中的诗人，那么，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现在，当他意欲在全国、并且是变轨为全国前沿性的诗歌写作地图上寻求坐标时，发现自己还相距尚远。在当代诗坛，身居乡县之地而成为国内前沿诗人者不乏其人，但李先锋的困难不仅在于他在写作之初，就与之迥然不同的轨道，还在于他在那一轨道中已经走向了纵深。而这种情况下的写作变轨，就等于一个人整套思维体系的变更。一般而言，这将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穴。
而这种变更此后之所以能够实现，当然首先在于他强烈的内心要求，因为他日渐明显地感觉到，原先的那种写作，既无法对应他日趋复杂的人生感受，也难以呼应他微妙的审美体验，更无法与他当下的心灵现象发生关联。而这一切，正是当代前沿性诗歌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又横亘在了面前：他将凭借什么实现这一变轨?
作为李先锋这一变轨的见证者，由我在此道出其中一些方法技术层面的内情，也许并非没有意义。我要说的是，阅读作为一种文化能量的摄入，会在一个诗人的写作中，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进一步地说，一个人的阅读形态，决定了他的写作形态。反过来，他的写作抱负，又决定了他的阅读视野。而李先锋当年的阅读资源，大致上是环绕在他的新闻宣传公务周边的零散诗歌读物，诸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政治抒情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早期朦胧诗中《远与近》《双桅船》一类的哲理情感诗。但从举意变轨开始，他随之展开了一场纵身于当下诗歌现场的浩瀚阅读。这种阅读一方面呼应了他的当下感受，并激活了他休眠在意识深处更庞杂的感受；另一方面，使他对当下诗坛交错缠绕格局中的各路写作现象，有了一个清晰的察识，继而又引发了他现场之外追根溯源的延展性阅读：其二三，他由此而对当下诗歌的最新艺术成果――从理念到手段，获得了对比判断角度上的深层体认，以此而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对于自己的技术理念转化。当然，这一切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中独自实现，它还来自李先锋在当下诗歌现场，与众多诗坛同道广泛的交流与切磋。一场近乎于脱胎换骨的艺术变更，就是通过这样的路径和沉浸性的热忱完成的。
大约是从2003年起，李先锋的名字，开始在全国前沿诗歌版图上频频出现。与那种以题材主题优势而一鸣惊人的写作相比，他的呈现形态是渐进的、持续的，在某个节点的迟疑中化解壅塞后，又继续朝前涌渗式的。从象征性的角度看，这种形态，是对诗歌保持敬意的一种隐喻，它所表达的潜在之意是，诗歌绝不是被诗人恣意凌驾操纵的工具，作为一种至高的艺术形式，诗人只有在对它的无限接近中，接受它的限制又不断化解这种限制，才能在对艺术法度的不断领悟中获得渐进的自由。而李先锋一路走过来的诗歌表明，他在自己的写作变轨中也许仅仅只解决了一个问题，但却是一个枢纽性的问题，这就是诗歌写作之于当下心灵的有效应答；一种在相互激活的敞开中，诗思随从心灵游走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使他绝然甩开了对于既有题材题旨的跟随。而在常规思维的盲区，不时对应出晃眼的光束。这些诗歌有时是奇幻的，比如《一只鸟从我的眼前飞过去了》：“一只鸟／从我的眼前飞过去了／／我期待着发生点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声息／没有气味／没有痕迹”，直至最终“在我的眼前消失得干干净净”，但它留给阅读一个极其奇异的感觉是，尾随着这只鸟的迅即消失，仿佛一根楔子从空气中抽走了，天空突然被拔出了一条鸟迹的空洞。而有些诗歌则是悬疑性的，比如《海边》一诗中，“我”在傍晚的海边散步时，与一个满脸结着盐霜的男人不期而遇，这是一个陌不相识的人，却又是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就在两人擦肩而过使“我”充满疑惑时，阅读也随之朝着一个悬案性的故事方向想象，但诗歌的落脚点却在“我”的恍然大悟中陡然一转：当年在海边，“我曾经也有过同样的一张脸”。阅读这样的诗歌，你能不时体味到那种来自超常思维的惊奇，正所谓诗歌的意义，在于它对人类之于世界感受方式的不断更新。
而那首《六月的风》则更富意蕴。这是发生在一个在外打工的青年想象中，自己留守乡间的妻子、与邻居家中的男人之间，让他焦虑的故事：当六月的风吹得麦子黄熟，那个在外打工的“镰刀”，开始心神不宁地往家乡赶路，但他并不是怕误了收割的农时，而是担心自己独守家中那“纤细的麦秆儿”，经不起觊觎已久的邻居的“镰刀”，借帮忙之机的“轻轻一碰”。诗中描述的这一情景，无疑是当代城乡生活中一个新的敏感点，更是一首非精微的洞察力而不能为之的诗作。李先锋在此以深刻现实经验中敏锐的诗歌机锋，使一个混沌在日常生活中的事象，发出令人惊诧的光束。
在本时代的诗歌因发现力的困窘不时陷入类型复制的怪圈时，这样的写作表明，诗歌的生成契机无所不在。它也因此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意义早已先天性的存在，关键是诗人能否看见、并有意味地说出。
2009年2月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