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光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吉林省书协会员，吉林省散文学会会员，松原市作协主席，松原文学院院长。著有散文集《人生客栈》《逝水集》《春泥集》。《盂方?盂圆》等散文随笔和诗歌在《人民日报》《吉林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
2009年，吉林省组织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取得了重大发现。在查干湖西岸的乾安境内，发现了四处辽代的春捺钵遗址。
捺钵，契丹语，皇帝出行的居所，行宫、行在、驻跸地之意。辽代帝王在一年四季中逐水草而居，春水秋山，冬暖夏凉地过着游牧渔猎生活。春捺钵，即辽帝春天的行宫。
省里专家提示，一定要注意查干湖周围地带，作为绵延了二百多年的大辽帝国，其春捺钵地一直没有被发现，而春捺钵的遗址，一定会在松原境内，在查干湖的四周。这使王忠军陷入了沉思。考古发掘的难度自不必说。查干湖的水域有四百多平方公里，很大一部分都在乾安境内。而且，乾安众多的湿地、湖泽，也存在捺钵驻跸的可能性。如果从辽代契丹政权兴起算来，至今已千年有余。在这样漫长的沧桑岁月中，许多地貌已经发生了诸多的改变。风雨的销蚀，人类活动的影响，都会湮及历史遗存的信息。若要不漏掉任何可能带来考古发现的重大线索，就要一寸一寸土地、草原的勘察，就要对任何可能掌握历史遗存信息的人进行寻访。而要完成这一看起来极为渺茫的任务，不仅要假以时日，还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和其他物质要素。
2009年11月1日，王忠军是县文物所所长，他家里有一些活忙不过来，就请会泥瓦活计的邢文富帮忙。邢文富是普通的农民，放过羊。当忙完了活计哥俩在一起喝酒闲聊时，邢文富得知王忠军为什么这两年一直走乡串户地野外调查。也就向王忠军说起了自己放羊时发现的一些陶瓦片、土台基，于是，在邢文富的引导下，王忠军来到了赞字乡后鸣村西的遗址。邢文富把王忠军带到了赞字乡后鸣村一片开阔的草原。在草原上，可以看到有规则排列的土墩台。与周围的环境相比，土墩台上的植被显然已经遭到人类活动的破坏。土墩台大致都是圆形，也有的是方形，小一些的直径八十多平方米，大一点的一千五百多平方米，最高处大概有三米高，在方圆四五平方公里的草原上，大大小小地布列了五百二十多个这样的土墩台，远远望去，俨然是坐落在草原上的城市建筑群。
在裸露的略带碱性土壤上，雨水使土壤的面层显得光滑，且布满了细微的裂缝。在土墩台的表层土壤上，可以看到许多青黑的陶片。这种土壤下方，在被雨水冲刷所形成的沟壑断面上，会看到一些水缸形状的凹形槽，槽里是暗红色的火烧土。火烧土不仅颜色很容易辨别，还很硬，握在手里很散落，攥不成团。在火烧土层中，时不时地会挖出一些动物的骨骼。这些动物的骨骼显然经过蒸煮或是烧烤，且多为猪和牛羊的骨头，是人们作为食物，把肉吃掉后遗弃的骨头。不禁使人们把陶器、铜钱、锅灶和兽骨联系起来。
那么，仅凭这些发现就能将其认定为春捺钵的遗址吗？省文物考古专家认为，在清代以前，乾安这一带还属于前郭县，是东北的游牧民族活动区，人烟稀少，而在旷野中有这样大规模的人类活动遗址，如果不是皇家，任何民间组织都无法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而且，从营地布局和所发现的一些文物来看，都符合捺钵地的特征。
被考古专家认定为辽代春捺钵遗址的，在乾安计有四处，他们分别是：赞字乡后鸣村西遗址群，腾字井村北遗址群，让字镇藏字井村北遗址群，余字乡地字村西遗址群。这些春捺钵遗址，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集中在查干湖西南岸的地字、藏字和腾字区，这处遗址，显然是为了靠近查干湖而营造的。另一部分在花敖湖的湖岸边。从2004年的航拍图来看，这两处春捺钵遗址，都处在两湖的淹没区，规模在五点五平方公里至一平方公里之间。
几乎就在查干湖西岸的春捺钵遗址被国家和省文物考古部门认定的同时，2010年秋，查干湖自然保护区的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闫来锁，在查干湖的东岸，前郭县穆家乡的莫古气村东零点五公里处又发现了一处新的春捺钵遗址，并在十几天后就得到省考古专家的认定。连同在查干湖西岸乾安所发现的四处春捺钵遗址，这已经是一年多来在松原市境内、查干湖周围所发现的第五处春捺钵遗址。
为了在东岸找到春捺钵遗址，闫来锁先期到了查干湖西岸，一处一处地实地考察。随后，他又闪电，走访了黑龙江、辽宁以及内蒙古的十几座辽代故城，一边梳理辽代帝王的行踪，一边寻找辽文物古迹的共同点，一边积累资料、学习这方面的经验，以至于一路风尘地赶回松原时，后备箱里几乎放满了爱不释手的资料，相机记忆卡里也贮满了这方面的图片。
在闫来锁的引导下，我来到了位于查干湖东岸的春捺钵遗址。遗址呈带状，寂静地躺在绵延起伏的湖边村落和更远处的庄稼地中间，给人类活动从渔猎到农耕的进化设置了一个自然的过渡带。这个过渡带有三公里长，不到一公里宽。最北端是前郭八郎乡的莫古气村，地势略微仰起，如一个躺着的人稍稍翘起的头部。莫古气，蒙语中也有智慧的头颅之意。这条过渡带由北向南，一直绵延到青山头村，被村落、农田、农田防护林所切断。在遗址带的北端，刚从莫古气的智慧的头颅上下来，是一条通往查干湖渔场场部的乡路。我就是从这条乡路上走下车来，踏上了这令人敬畏的春捺钵遗址的。
遗址的地貌已呈斑秃状。它既不是草原，也不是白花花的盐碱地。一处处裸露出来的，有如谢顶人白嫩的头顶的部分，多呈圆形，是一处处显然高于周边的土墩、台基;而在周边的一处处长满了野草的地方，则是连接着一处又一处台基和土墩的洼地。台基上布满了陶片和瓷片。有两处显然是烘炉的遗址，黑碴碴的铁焦埋在亦隐亦露的碱土中。如果从辽代兴起到覆没至今，已越过了千年的时光隧道，而当时被帝王、宫后及其京几的官宦家眷和军队所伤害的草原，至今仍未能得以平复。
闫来锁是查干湖的原住民和老员工。他还在作基层派出所负责人的时候，就看到周围的村民经常到湖里打捞古钱币、古玩等。从春捺钵遗址归来，闫来锁又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在渔场这些年发现的，而由他精心保管起来的一些文物。有古网坠，铁的、陶制的；有鱼叉、鱼钩；有一些动物骨骼磨制的饰物；也有一些古钱币。查干湖距离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塔虎城”很近，直线距离也就十公里左右，离松花江与嫩江合流之处也就二十多公里。当闫来锁把他平日里零零散散的发现与春捺钵联系起来之后，春捺钵遗址很自然地就浮出了水面。
对于闫来锁和所有在查干湖周围生活工作的人们来说，春捺钵遗址是一个几乎每天都会见到的客观存在，而所需要的，只是对它的认知。这些认知之所以极为困难，不仅在于人们要掌握打开历史迷宫的钥匙，还在于人们要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因为在这些草原的土墩、台基、废墟上，曾经矗立的，是一片巍峨的建筑群，是帝王的宫室，是一座由于四时迁徙而不断游走的皇城。
宋绶《上契丹事》中曾这样描绘到，在东边的方向建了用毡子围成的屋宇，署上“省方殿”的名字，里面都用毡子铺地。后面有两座大帐。接下来往北，又建有毡房，署名为“庆寿殿”，离山还很远。契丹国的君王毡房在西北，只是更远，根本就看不见。
彭汝砺《潘阳诗集》卷八，《广平淀诗》序中说，屋子的门用芦苇编成的箔做成，在编制时不去掉芦苇花，用来作为装饰。称之为羊箔门。在屋顶作为山棚，用木头制成牌子，左边的叫紫府洞，右边的称为桃源洞，总起来叫做蓬莱洞。大殿的名字叫省方殿。山棚之前用花做成门槛，（花池）有桃花、杏花、杨柳之类的花木。花阶之下叫丹墀，从丹墀往前走十步叫做龙墀。大殿上都铺上青花织绣的毡子。大殿的台基有二三尺高，三寻左右宽（每寻八尺），在中央部位由台阶登上，成为皇帝的宝座。《辽史丛考》中傅乐焕先生考证后认为，“较《营卫志》所载，省方殿名，两者所同。殿内陈设及殿基高度，亦大体合。彭诗之举箔门，紫府桃源二洞，蓬莱宫诸称，不见《营卫志》，当为‘硬寨’与‘禁围’两重藩?上名称。”（《辽史丛考?春水秋山考》七十九页）
傅乐焕先生所说的《营卫志》，即《辽史?营卫制》。《营卫制》中对捺钵地宫殿的宏观布列，具体营建，材料选用，功能切分等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皇帝的牙帐用士兵的枪为栅栏，用毛绳连接系牢。每杆枪的下边设置一个黑毡伞，用来为守卫的士兵遮风避雪。在大帐的周围，布列一层小毡帐，每个毡帐可以容纳五名士兵，各自以自己的兵器作为禁卫。在营地的南面有省方殿，殿北约二里是寿宁殿，都是木柱竹?，用毡子作为房盖，不设明显的出入的门。有以彩绘装饰用来挂弓矢的韬柱，用锦缎作为大殿的壁衣，在壁衣的上方另加上一圈红色的绣额。又用黄布绣龙作为地上的屏障，窗的?扇都用毡子做成，外面套衬黄油绢。大殿的地基有一尺多高，两厢的过廊等小屋子，也都用毡盖，不设门户。在省方殿的北面有鹿皮帐，接下来是八方公用殿。寿宁殿北有长春帐，用卫兵所居住的毡寨加以梗卫。整个皇宫用四千契丹兵执守，每天一千人上岗。在宫禁周围用枪支支撑起营寨，到了晚间则把枪拔起来收缩到大殿内。在更外围，还设了鹿寨拒马，设哨所哨兵，以铃声报警。一年四季，周而复始。
《辽史?营卫制》这段看起来几近于?嗦的描写，对于试图探索千年之前那段史实的人们来说，仍不免过于简约。
比如，上面只写了台基的尺寸，却没有写出大帐的尺寸。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有“南舟北帐”之说。“顷在豫章，遇一辽州僧于上蓝，与之闲谈，曰：‘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帐，北人不信南人有万斛之舟，盖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吴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辽僧之谈合于此。”
另，宋许亢宗奉使到金国的朝廷，见到了金的捺钵地，大体上沿袭了辽人的旧制：“一望平原旷野，更无城郭。近阙，命去伞。北行百步，有阜宿围绕，大三数顷，并高丈余。云：皇城也。”皇城有三数公顷的方圆，矗立在平原旷野上的毡帐有一丈多高。对于宫殿内的描写，许亢宗说，捧着国书从山棚的东边进入。山棚左称作桃源洞，右边叫紫极洞，中间作一大牌，题写为“翠微宫”。……木建隔七间……额上写着“乾元殿”，台阶高大约四尺，阶前有土?，长宽有数丈，名为龙墀。
宋人对捺钵地描写时也说，捺钵地一般在山坳处“其地卷阿，负坡阜，以杀风势”。“其居穹庐，无墙壁栋宇。迁就水草，移徙无常。徙帐曰起营，鞑主徙帐以从校猎，凡伪官署皆从行。牛马骆驼以挽其东。车上室可坐卧，谓之帐舆。得水则止，为谓之定营”。（见《东北史论丛?说契丹的捺钵文化》姚从吾）
与人们所发现的春捺钵遗址相比，史书和一些典籍所描写的皇宫、皇城，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作为千年不朽的土地、草原、湖泊，还依然在松原这一古老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地挥洒着生命力，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王朝以及象征那一王朝的地上建筑物，则被无情的岁月几乎销蚀殆尽。那些寂寞无言的土墩台，在草原上尽管显得很无助，却依然顽强地保留了下来，且携带着大量来自千年前那个大辽王朝的信息，留待我们去破解……
作者手记：
这些春捺钵遗址概括起来有五个基本特征。第一，这些建筑群都近水，滨水，沿着查干湖的四周布列。与就水相关联的是他们都就低、就洼。闫来锁就此请我谈一谈看法。我觉得，虽然称作春捺钵，但在松原一带，农历的正月到三月，这三个月还处在封冻期，气温很低。经过查阅1970~2000年，三十年间，农历一月的平均气温为-5.6度；二月为-2.7度，三月为+7.7度。这样的气温，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春天。而在平原地区，特别是松原这种典型的季风气候区，在农历的1~3月份，一般会刮北风。北风很大、也很冷。所以，如捺钵的营地选择低洼地带，既有助于大军和行宫的隐蔽，也有利于躲避风寒（当然，主要出于有可靠水源的考虑）。第二，这种春捺钵营地，实际上包含了永久性建筑与临时性建筑的两种元素。作为永久性建筑，基础建设的相关工程，比如道路建设以及营地的内部排水工程等，每一小的毡房的灶具、取暖等工程，都要依例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而作为临时性建筑，如油田会战中的板房，目前西方流行的房车，户外活动的帐篷等，春捺钵的毡房毕竟要随着季节的迁徙和流动，需要不停地拆除和重新安装，体现出“每岁四时，周而复始”的要求。这两种元素的完美结合，实际上是在选择最合适季节中最合适地点驻跸之后，取永久性与临时性建筑二者最宜处，可谓择其善而从之，体现了建筑方面的高度智慧。第三，春捺钵遗址不是孤立的皇帝行宫、行营、行在，而是一个囊括了行政、军事、生活保障三个最重要元素的建筑群与大社会。而且，无论中央政府的自我保障能力会有多么强，都必然地依赖当地为其提供补给和保障，所以，流动的不光是中央政府，也不仅仅是人流，流动的还有人才、资金、信息以及诸多的工作生活、军事物资，更是一座城市。从《本纪》中所披露的材料来看，皇后、太后、皇子等均随行其中。天显十年春正月，皇后崩于行在；重熙二十四年春正月，如混同江，朝皇太后。而且，除末代皇帝外，所有的辽代帝王都崩于行宫，这是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的。另外，相应的，辽九位帝王，包括开国之君，有世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天祚等六位帝王即位于行宫的柩前，完成了权力的交接，有太宗、兴宗两位帝王出生在行宫。第四，春捺钵与百姓、民间的隔离。穆宗应历十六年（996年）秋七月壬午，皇帝下诏书“谕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标识，令民勿犯，违以死论”。（见《辽史?穆宗下》）“令民勿犯”，强化了宫禁的意义，使得春捺钵尽管没有高大的城墙，深深的沟壑，仍具有皇宫同等意义的威严。这也许是捺钵遗址得以在千年之后仍然保留下来的一个原因――人们在心理上形成的恐惧心理。第五，春捺钵营地可以重复使用。重复使用营地，意味着捺钵营地的相对固定和捺钵活动的连续性，体现着制度的稳定和有序律动。以圣宗来看，从太平二年到太平十一年（1022~1031年），十年间春捺钵活动持续了七年。在七年中，正月有五年在混同江和鸭子河，二月有六年在鱼儿泺、长春河、达鲁河，三月有五年在长春河、达鲁河、长春州。再如兴宗从重熙三年到重熙二十四年（1034~1055年），二十一年中，正月中有十年在混同江，二月有五年在鱼儿泺，五年在长春河或春水。还有，道宗的捺钵，从清宁二年到寿隆七年（1056-1101年），四十五年间，正月在混同江十二年，鸭子河六年，鱼儿泺七年，春水和春州八年。这说明，只要条件允许，不出现大的水域干涸，就不会另迁地址。同时，捺钵地的重复，对于道路和驿站建设也是促进，客观上还反映了辽代中后期政治上的安定，军事、外交方面的稳固。因为春捺钵本身还承担着相应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