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尤其是在北宋时期，继承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社会经济发展，书院文化渐兴。由于指南针、造纸、活字印刷、火药等的发明和运用，为一些思想文化学者认识客观世界拓宽了视野，提供了对诸社会现象和现存制度以及人的生存、生活方式进行哲学思考和理论概括的条件。加之被列宁高度评价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列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十卷第152页）的王安石的新学、新法的推行，触发了学术思想界的“大地震”。一时聚讼纷纭，学派林立，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个历史上空前的活跃期。新、旧党争关注的是统治阶级统治思想的归依，利益机制的调整；思想家们在儒、释、道道统思想方面虽说各有侧重和归属，但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机理上却突显出向内用功的心性说与面对现实、反对痴人说梦，主张务实的思想分野。关中学派的开山人物――张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站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上，扯起坚持儒统、身体力行、致君尧舜、经世致用、民为邦本的大旗，以其《西铭》、《易说》、《经学里窟》、《正蒙》等扛鼎之作奠定了学派地位，并发出了有别于蜀学、洛学，足以让当时学界瞩目的不同声音。
令人遗憾的是，正当关学与洛学、蜀学三足对峙，影响渐大之时，其学派领袖张载猝然逝世。关学因此失去了凝聚力，门徒弟子疏离，学派发展受到影响。然而，世事总是利弊悠关，张载弟子的离散看似对关学发展不利，但他们作为关学的骨干，对关学要旨的传播却起到了主要作用。通过他们促成了关学学理与其他学派的碰撞和交流。在有宋一朝，坚持关学学理精神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在此重点介绍以下几位：
苏?――载门之秀
苏?（生卒年月不详），字季明，陕西武功县人。他早年慕名张载的学养人品，与同乡游师雄一起投奔张载门下求学。据《关学编》记载，苏?是“师横渠张子最久”的门生，也是张载最为信赖的关门弟子。张载晚年，渐觉自己形将就木，对自己终生著述和研究成果不忍付之东流，特别将他的重要著作《正蒙》面授予苏?，并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说：“此书于历年致思所得，而吾将有等于学者，正如老禾之株枝别故乡，所少者润泽华叶尔。”交由苏?整理润色。由此可见，张载对苏?学识人品的信任和认同。而苏?也不负重托，于元佑二年（1087），即在张载谢世八年后，按照张载的思想体系，效仿《论语》、《孟子》的成书体例，将其著述编为十七个篇章，付梓传后。所以说，苏?个人虽然在宋代思想界有如一颗流星，倏然划过夜空，不着痕迹，但他确以自己的毕生精力成全了宋代理学的泰斗――张载。不仅在整理张载著作方面功不可没，而且为弘扬关学理论以及后来关学的发展立下了足以彪炳史册的汗马功劳。尽管在有文字可考的史料中，苏?留下的东西不多，可在推介关学时，绝不可能隐没了苏?其人。
苏?和范育、蓝田三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均为张载门生之秀，堪称高足弟子。他们均受到张载影响，“不留连于科举”，毕生倾心学术研究，以倡明关学为己任，不以猎取功名利禄为务。同窗吕大忠不无钦敬地评价苏?说：“年四十，不求仕进，从故崇文校书横渠学，为门人之秀。”然而，苏?虽未登科及第，但却因为品学兼优（拟或是当朝看重他在殚精竭虑倡扬张载之学方面的贡献），犹如唐代的马周，以布衣召为常博士。宋哲宗元符年间（1098－1100），受封为朝廷命官，统管饶州（今江西番江、信江流域）。在走马上任途中，夜宿洛阳二程弟子彦明馆所，曾与程颐晤面论学，谈及家国之事。程颐对在场的学人士子说：苏季明（?）从不以官职进退升迁为意。有一个叫尹火享的不以为是，便问苏?：“你既不止一次地上书陈述为政利弊得失，为国家计，又何以说不为自身着想呢？”言下之意是说，苏?在为国家着想的同时，也在为自己进身着想。苏?坦然道：“为国家着想，自当赴饶州；如若为自身进取计，本人断然是不会上饶州做这个些些统管职务的。”这足以看出苏?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淡泊名利的“真儒”风范。至于苏?从政实践究竟如何，文字记载无多，笔者不能妄加穿凿。然而在张载逝世后，业已年迈的苏?仍求学不辍，也曾拜程颐为师，但他并未彻底洛学化，庶几保持了张载学理思想中“务实”的学统精髓。
确切地说，苏?是一位值得称道的无名英雄。他为整理、刊行为师张载的著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正如南宋的朱熹所褒扬的，《正蒙》一书能“行于世”，当为苏?之功。而苏?自己能见之记载的著述却凤毛麟角，非常之少。迄今，我们能看到的仅有《正蒙?序》以及张载二次辞官西归横渠，路过洛阳时，与二程谈论人性、宇宙、伦理等问题，由苏?记录整理的《洛阳议论》等。所以，我们无法领略苏?学理思想的全貌，只好付之缺如。
范育――关学中坚
范育（生卒年月不详），字巽之，陕西朝邑县人。他出生在官宦之家，其父范祥，为守边官吏，先后累次做过转运副使（负责军队物资运输事宜的官吏）。由于为官恪尽职守，守边有功，受到朝廷恩赐加封，追赠秘书阁（替皇家负责珍本藏书的官员），范育因此而得庇荫，被录为进士（类似今天的保送生），从此踏上仕途。先任泾阳县县令，又迁崇文校书（崇文院负责校理典籍的官吏）、监察御史里行（新提拔的御史尚在试用期内的称里行），再迁任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市薄州镇），加直集贤院（即集贤院直学士，掌理秘书图籍等事。）
范育是投奔张载门下最早的高足弟子之一。他把张载所倡导的学生要“学则须疑，守旧无功”，运用得出神入化。他思想活跃、善思好疑多问，以至于颇得为师真传。凡事打破砂锅闻到底，疑问不解，不让尊师，甚至还近乎偏执地就“鬼神”之事与为师张载争论不休，不能自已。张载在阐述性理之道时，不得不借机予以解释，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答《范巽之（育）书》，对其循循善诱，教导范育学贵质疑，但不等于偏执。张载以殁，关学大部分学者都投于二程（颢、颐）门下，范育也曾问道于二程，但他不忘恩师横渠先生，继承和固守关学学统，并未与洛学合流。由于范育旗帜鲜明，固守关学要旨，是张载之后的关学中坚。二程对他也无可奈何，并品评范育说：“巽之（范育）凡相见须窒碍（讨论学术且慢说），盖有先定之意。”（《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五）即他先入为主的是坚持横渠（张载）的思想意旨。范育学宗关学，由此可见一斑。范育一生追求实学，躬身礼仪，为学自有秉持，不二法门；为官刚正不阿，不人云亦云，注重气节。在任边关环庆路（今甘肃庆阳）军事判官时，仗义执言，指责守将李定办理丧事不循古礼，因得罪上司而被降职韩城。元?初年，范育任熙州知州（今甘肃临沼县）再次因对兰州、熙州两城攻防战略的见解与守将李诺平发生争执。他指出：“熙河、兰州为要塞，此两堡者，兰州之蔽也。”指出熙州与兰州唇齿相依，熙州一旦失守，而兰州必然不保，并详论攻守之道，呈报防守计划。而守将李诺平非但置之不理，反而嫌恶他多事，屡次改任其职务，变换他的岗位范育胸怀边防大局，宿愿不改，仍然累次上书言事，积极提出对西夏侵扰的防范举措，提醒执政者对敌斗争绝不可作等闲看待。由此也可见出范育的胸襟气度，他的人格品行是足以让人敬佩的。
为师张载去世后，苏?完成了其遗著《正蒙》的编著工作，特请范育为之作序。范育欣然受命，不负所托，对《正蒙》一书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正蒙》坚持儒宗，仰观俯察，大到宇宙万物，小到鸟、兽、虫、鱼，细大不捐，揣摩其形神聚散，探索其幽微变化，多有发明，其真知卓识多为“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未言。”极力推崇《正蒙》一书，指出它的刊行必将影响后世，启迪来者。范育的预见为清代的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巨子们对关学的发繁誉扬所证实。
范育后半生多为西部边陲的行伍生涯，迁徙流动频仍，最终卒于户都侍郎（负责屯戍、守卫事务的地方官吏）任上。平生著述无多，仅有《张子〈正蒙〉序》及《吕大临先生行状》等篇章传世。
蓝田诸吕
蓝田诸吕，特指蓝田名门望族的吕家四兄弟。吕大忠（约1020―？年）、吕大防（1027―1097）、吕大钧（1029―1080）、吕大临（1046―1092）。他们中大多数投师张载门下，拜师求学。吕大防虽未投师张载，却在四兄弟中官做得最大，曾为北宋大臣，任尚书左仆射（统领吏部、户部、礼部三行之官），相当于副宰相。他景仰张载的学识人品，曾不止一次地向朝廷举荐张载。在一定意义上讲，蓝田诸吕是张载乃至关中学派在经济、政治上的依靠力量和在当朝的代言人。吕家是一个世代书香官宦之家，四兄弟曾先后登科及第，传为当时美谈。他们或潜心学问，或致仕为官，均各有建树，《宋史》分别为他们立有传记。
一、躬身礼仪的吕大忠
吕大忠，字进伯，陕西蓝田人。皇?（1049―1054）年间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先后任华阴县尉，山西晋城县令等。从元?六年（1091）起历任工部郎中、陕西路转运副使，陕州（今甘肃陕县）知州。绍圣二年（1095），升迁为宝文阁直学士。晚年，因其弟吕大防受到新党排挤，被株连，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县）知州，降为侍制（即于正式官职之外，设一虚衔，以备顾问之职），不久病故，以学士官（文职官员）的名分，归葬蓝田。
吕大忠为人耿介，言行相顾，从不首尾两端；为官一身正气，不失人格、国格。宋神宗年间，直奏上皇，反对与辽国以割让代州为代价议和。任职陕西路转运副使期间，将唐石经由新城内（尚书省西隅）迁入碑林，并搜集了不少唐宋碑石一并集迁于“府学之北墉”，使碑林初具规模，为保护古代文化艺术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他视学习为毕生大事，老而弥笃。受其弟影响，求学张载门下，颇能领悟“经世致用”、躬行礼教为本的宗旨。与其弟吕大钧协力，以教化人才、变化风俗为己任，奋力“继承孔孟之绝学，阐物儒家礼制”，先后编撰刊行《吕氏乡约》、《乡义》，明确提出：“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见《乡约》标题），于实践层面为在世俗生活中倡扬儒家礼仪，提出了维系老幼尊卑关系的操作性较强的伦理道德的规则，并且带头实践，为人示范，使得“关中风俗为之一变”。是时，张载尚还健在，他高兴地赞扬：“秦俗之化，和叔（吕大钧，包括吕大忠）有力。”（引见《关学编》）
吕大忠流传传下来的著作有《前汉论》三十卷，《辋川集》五卷，以及《奏议》十卷、与其弟合撰的《吕氏乡约》、《乡义》等。
二、低首下心的吕大钧
吕大钧，字和叔，吕大忠二弟，陕西蓝田人。北宋嘉?二年（1057）中进士。此后步入仕途，曾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司理参军、三原知县、候宫（今福建省福州）知县。中途因父吕贲病逝，辞官归故里，致力于人才教化，敦善乡俗，颇受张载赏识。其后受当朝诸多大臣的推举，任王宫教官，以一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论》奏章，誉满朝野。此奏章阐释古之“大同”思想，勾勒了一个原始共和的大家庭构想，甚得文人学士的认同。元丰年间（1078―1085），宋与西夏交战，吕大钧任富延（今陕北富县、延安一带）转运司副使，恪尽职守，刚正真言，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深得同僚敬重。
吕大钧虽与张载为同科进士，但他对张载的博学广识深为佩服，于是拜师载门，不以为耻，虚心求教学习，孜孜不倦。作为张载弟子，吕大钧是最能领悟并融会贯通张载学术思想真谛的门生之一。在学以致用方面，他与其兄吕大忠合撰《吕氏乡约》、《乡义》等，也是把张载学理世俗化，运用自如，并贯彻落实最有成效者之一。只可惜他英年早逝，享年五十二岁。
吕大钧死后，师兄范育为其撰写墓志铭，盛赞其学识人品，是为关学大家。其著作主要有《四书注》、《诚德集》等。
三、博学多才的吕大临
吕大临，字与叔，今陕西蓝田县人，在吕家四兄弟中排行最小。他们都学宗张载，后师从二程（颢、颐），但都自成体系，各有建树，然学术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却非吕大临莫属。他是当时公认的关学大家，也是我们要重点介绍的诸吕代表人物。
吕大临是一位以学术为人生的人。他虽也登科及第，但无心仕途，牢记横渠先生“少留连科举”之教诲，潜心学问，致力于《六经》等儒家经典的研究与实践，受张载经世致用学说和《横渠易说》影响尤深，并撰成《易章句》。其学理思想卓著，文章才气过人，所以深得张载、张戬（字天祺，张载之弟）兄弟的激赏和厚爱。于是做了张戬的乘龙快婿。师生关系之外又加姻亲关系，可谓亲上加亲了。这就难怪，张载去世后，经吕大临撰写的《横渠先生行状》和《哀辞》，行文婉约绵密，文情并茂，沉痛之情发自肺腑，读来让人荡气回肠。如今品味，也不失为一篇陈情美文。
吕大临早年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在长安（今西安）聆听张载讲学。那时正巧著名理学家洛阳二程（颢、颐）也应邀来西安讲学，他不囿于门户之见，欣然前往聆听。听后深受启迪，同时为二程的治学严谨所折服。张载过世后，视学术为生命的吕大临，便投奔洛阳师从二程。由于他博览群书，学术功底深厚，兼采众家之长，很快脱颖而出，与当时的学者游酢、杨时、谢良佐齐名，被称为“程门四先生”，其学术思想颇受二程影响。吕大临认为“道（天理）是寂然不动，虚明纯一”（《吕蓝田语录》）。它降至人心中即是“良心”，此良心与“天地相似，与神明为一”，所以说“我心即天心”（同上）。在他看来，人的“良心”如镜，不迎不随。它不为物欲所累，不加以物，不蔽于垢，人皆具之，因此，只要启发“良心”，便可合乎“道”（天理）。“心有灵犀一点通”，为师程颐赞评吕大临“涵养深醇，妙达义理”。南宋学宗二程的朱熹对吕大临更是情有独钟，说他“于程子门中最取（赞赏认可）吕大临”，并把吕大临与程颐相题并论。然考察吕大临学理思想，他并非完全放弃关学而彻底洛学化了。而是一方面保持了关学赋予他的注重气节、躬行礼仪、尚实务本的学理神韵；另一方面又兼擅洛学的绵密周谨、洞烛幽溟、微言大义的所长。其哲学思想影响所及达于海内外。1987年新加坡还出版了《吕大临易学发微》一书，专门介绍和弘扬吕大临的学理精神。在这里还要特别一提的是，吕大临不仅是一个学富五车、思想深邃、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一席之地的理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博学多才，最早拓展我国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金石学家。他的《考古图释文》等专著，对古代青铜器上的古文字，从形、音、义等方面，识微纠谬，发前人所未发，还历史本义，读来引人入胜，成为考究中国古代青铜器、古文字的开山之作，受到宋代以后历代金石学家的重视和推崇。
吕大临学识过人，品行高古，虽无心仕途，但蒙恩祖荫，曾受封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二程说：“与叔（吕大临）守横渠说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听从二程之说），有说了（一旦张载有言在先）更不肯回（不愿从二程之说）”（见《关学编》）。由此可见，吕大临仍不失为关中学派的中坚人物。只可惜吕大临于元?七年（1092）英年谢世，年仅四十七岁。这不能不说是关中学派的损失和悲哀。现存其传世之作有《易章句》、《礼记解》、《大学解》、《论语解》，以及《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吕氏家礼》等等。
不二法门李复
李复（1052―1122），号渝水先生，陕西长安县人。他是张载的忠实门徒。熙宁十年（1077）考中进士，历任熙河（今宁夏中卫以西至甘肃境内的黄河、兆河流域）转运使、集贤院修撰（掌管秘书图籍事宜）、秦风路经略使（边关掌管军事行政的官员）等职。
关于李复，有文字记载的材料不多，但从他人材料的参见互证中，我们约略可见其概貌。一是他少年有“奇气”。面对当时西夏、金国的侵略，李复如为师张载一样，“喜言兵事”，大有以身许国，将兵驱敌的宏愿，因之对兵法有有较深地研究和独到的见地。二是他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师从张载，对“天文地理”、“易经”、“律吕”、“礼乐”、“郊社”等，均有深入钻研和考究，忠实地继承了张载的理学思想体系，坚持“气”一元论和“天地动静”、“相依不离”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张载的理学思想；三是在他考中进士的当年（1077），为师张载谢世。当时不少张载的学生如苏?、范育以及“蓝田诸吕”等纷纷投奔洛阳二程门下求学，而独李复固守关学，不二法门；四是他为人耿介，忝列朝廷命官，则精心致事，精忠报国。在转运使任上，曾多次整治边防，积极备战，独持己见，抗逆庸碌迂腐之辈，终因不合于上司而“作废”；五是李复文武双全，调任集贤殿修，入朝为官，则笔走龙蛇，先后撰写过不少涉及天文、地理、易理、律例、兵法的著作，如他有感于当时老百姓对“日食、月食”等自然现象的迷执和恐慌，便写了《论月食》、《震雷记》，以觉解诱导。晚年仍以抱病之躯，犹念念不忘国家安危，请缨赴命，远到边城秦州（今甘肃天水地区），坚守城池。只可惜他虽受命秦州经略使的头衔，而此时的秦州业已四面楚歌，差不多危如累卵，几成孤城。没坚持多久，最终因寡不敌众而沦陷。李复与众多百姓惨遭杀害，死于非命，为国捐躯。由于他死于战乱，身后其著述大多散失，现在所能看到的，仅有《渝水集》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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