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从事诗歌翻译和介绍的对象国中，俄罗斯无疑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即便是普通的读者，对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名字也几乎达到了耳熟能详的程度。最近十年，伴随着反思与价值重估，白银时代的诗人和作品也有了较多的“引进”或“输入”，为中国现代诗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其中所隐含的知识分子独立精神之坚持和形式上的艺术探索引发了朦胧诗之后一大批中国年轻诗人的共鸣和效仿。不过，相对而言，人们对二十世纪俄语诗歌的另一个高峰――侨民诗歌则多有忽略，这其中或许确实还存在着意识形态或观念的不对应问题，但其远离本土的处境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无根的景况给批评家和文学史专家造成了归类上的困难，自然就程度不同地影响到了侨民诗人在俄国文学史席位上的排设。
作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二浪潮的代表诗人，伊万?叶拉金也是被专家和读者长期忽略的一分子。只是在近年，俄罗斯在对二十世纪的精神成果予以清点的时候，他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同时代的诗人勒热夫斯基认为，他的“诗歌对所见、所知的一切做出的一系列回应，所借助的是新发现的节奏和声响，是对印象、愤怒和嘲讽的转换。”俄国一位当代的批评家列昂尼多夫则认为：“在这位真正诗入的每一首诗中，甚至是那些最为恐怖的诗中，都始终存在着更多的东西――即一种能让人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一种能让人对那些熟视无睹的东西进行重新审视的力量。”由此，他被认定为“侨民文学”第二浪潮的头号诗人，得以跻身于与阿赫玛托娃、曼杰什坦姆、帕斯捷尔纳克等诗歌大师并肩的行列。
叶拉金原名伊万?维涅季克特维奇?马特维耶夫，1918年12月1日出生于海参崴。父亲维涅季克特?马特维耶夫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未来派诗人。据说，他“有一颗孩子般、上帝般的心灵；对每个人，他都表现出了一种纯洁的态度，一种福音书般的无私，对尘世的幸福完全无动于衷。”就是这样一位与世无争的人，却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遭遇了被枪杀的厄运。父亲的死对叶拉金来说，是一个永远的创痛。在其后几十年的写作生涯里，叶拉金的创作始终贯穿着对人性被践踏现象的控诉和对暴虐时代的审判，以及对纯真和尊严的呼唤，偶或抒发着个人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所滋生的无助感。
1942年，叶拉金曾专程到列宁格勒探望过阿赫玛托娃；因为后者正着急去给狱中的儿子列夫送东西，没能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只是给了他一些忠告。不过，前辈诗人在精神上的楷模作用却不容小觑。正是这次见面让叶拉金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文学信念。在涅瓦河畔漫步时，他暗下决心：“我必将成为一名诗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俄罗斯的土地上曾发生过一场空前惨烈的卫国战争。与国家蒙受的巨大灾难相伴随，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承担了异乎寻常的压力，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甚至不幸落入了恐怖的纳粹集中营。更令人恐怖的是，战后，在“被俘”就意味着“投敌”的简单化思路中，大批俄罗斯公民和知识分子蒙受了莫须有的罪名，使得集中营的背景又添加了另一种难以挣脱的苦难。幸运的是，叶拉金所在的施莱斯海姆集中营。的俄国人没有像在其它纳粹集中营的囚犯那样被押解回苏联，而是被自由遣散了。这样，他途经德国慕尼黑辗转到了美国。起初，与许多北美的新移民一样，他在餐馆里洗刷盘子、擦过地板，在玻璃厂里当过工人。直到后来在一家名为《新俄罗斯语言》的报社找到了一份工作，才算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与此同时，他利用业余时间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学习。最后，因翻译斯蒂芬?文森特?贝内的长诗《约翰?布劳恩的躯体》获博士学位。
叶拉金最早的作品创作于集中营。在这些作品中，世界的悲剧、祖国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最后一名步兵栽倒在地上，
最后一名飞行员坠入大海……
拄着拐杖的建筑伫立……
那里城市正在疗治伤口。
那里将重新建设与拆除。
一个人沿着老路回家。
他叩击――开门的是母亲。
大门朝着头发花白的男孩敞开。
它们引起了俄罗斯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普宁的关注，他在给叶拉金的一封信中说道：“亲爱的诗人，你颇具天才。在读你那些可爱的小书时，我经常为你的勇敢和机智而感到高兴。”
虽然远离俄罗斯，叶拉金却希望能够穿越地理的隔断，倾诉对母语的眷念，在语言上维持与故乡的血缘。他渴望自己的诗歌有朝一日能在俄罗斯土地上被阅读，每一个单词都能像凯旋的军人似的走过莫斯科的红场，走过涅瓦大街。因此，他对英语作为“硬通货"式的流通语言有着极强的抵触情绪，其中寄寓着自己深刻的乡愁：“我至今都没有习惯，／诗句被译成生硬而简单的英文，／看起来是那样死气沉沉。”而在一首题为《这乡愁的痛苦我很陌生》的诗中，他绕到了现象的背后，以貌似平静的口吻表达了对祖国那种教徒式的信仰。
1981年，在回答爱荷华《现代俄苏文学百科全书》，编辑部的问卷时，诗人关于自己的创作特点进行了这样的概括：“1、公民性；2、流亡主题(战争)；3、阿赫玛托娃式的安魂曲主题；4、对机械文明的恐惧主题；5、部分的――超现实主义(荒诞)意味，城市幻想；6、避世主义；7、同一心灵在双重世界中的分裂主题；8、艺术的透射性主题；9、叙事情节向抒情结构的转换”。接下来，他说道：“我知道，我自己并不曾指出节奏、韵脚、词汇和形象的问题。不过，我觉得，这些不是主要的东西。”叶拉金自己的这段话为我们理解他的诗歌洞开了一扇曲径通幽的小门。
在叶拉金的作品中，“对机械文明的恐惧”是与他的“避世主义”密切相关的，他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表述：“我成了一群魔鬼的牺牲品”，他们摘下了自己的器官，拧上一些螺丝钉，换上另外的零件，上一个塑料的心脏，使他变成了一架“仪器”，眼睛变成了电视机的屏幕，再也看不到“林中空地、雪花和星星”。上述非自然的生活反而激发了他对美的追求、对艺术的钻研。叶拉金在一首诗中写道：“如今我因为美而失眠，正如从前我因为忧愁不能入睡”。他以在现实中的一种“逃亡”姿态，遁入语言的空间，在词语的节奏和韵律中为理想主义建造一个崭新的宿营地。除了对音乐性的关注以外，叶拉金还是一个超现实的写景高手，其诗歌中艳丽的色彩令人立即想到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因此，“那些多彩的风才会‘高更般’、‘塞尚般’地吹拂”。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他能轻松自如地用文字来绘画，他的诗歌是“看得见”的，文字虽然简洁，却“善于准确地描绘他想描绘的一切，将他的诗行的‘流星雨’投向读者，把读者变成了观众。”诚然，叶拉金的“绘画”绝不仅仅是普通的风景写生，而是寄寓着深刻的意蕴，目的在于唤醒人们对于苦难的记忆。
晚年，叶拉金在米德尔斯布勒学院和匹茨堡大学担任斯拉夫文学教授。1987年2月7日，叶拉金在美国匹兹堡去世。诗人留下了一首遗诗《这里一切都是奇迹》：
这里一切都是奇迹：人类和大地，
还有瞬息间星星的簌簌低语。
但不允许把死亡称作奇迹――
世界上再没什么比它更加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