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来年我的写作没有类似于对自己推倒重来的变化。我使我的诗歌变得更直接，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直接到让人受不了。――我是从高蹈的、文学化的、带有象征意味的写作姿态变成今天这样一种写作的，而推动这种变化的酸甜苦辣、反感、厌倦、藐视、不痛快、不满足，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有时，我甚至写到了诗歌这种文体的边缘，也许已经越界了――这也就是说，我也许在写反诗歌了；也许我正在写一种既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的东西：它介乎诗歌与散文之间、文学和历史之间、历史和思想之间。我内心需要这样一种东西，能在智力上觉得过瘾。在这一过程中，我想我彻底告别了学徒期。我觉得我现在的写作比以前困难多了。这是因为首先，这个世界对我已经不像对一个青年人那么新鲜了，而我又不甘于简单怀旧；其次，我感到前面的榜样越来越少，我依附在别人(特别是那些现代主义大师们)身上偷懒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前我们习惯于向西方、东欧、俄罗斯、拉美既有的文学主义、文学流派、文学意识形态学习。而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创造思想其实应该来自我们的现实感。能够将一种现实感转化、提炼为一种语言、一种文学，这才是真正的创造。我要么写出自己的东西，要么搁笔――因为勉强写诗也没什么大意思。容我大言不惭地说一句：我现在多少理解了什么叫“如人无人之境”。我对自己的写作说不上满意或者不满意。能继续写就不错。因为将近30年来我没有长时间的写作停顿，所以有时我不得不顶着虚无感，与对自己的厌倦、对自己行文习惯的厌倦做斗争。好在我不仅写诗，还写批评文章，还做翻译，可以换换手――而翻译，我现在其实做得也不多，基本上只翻译我认识的外国诗人的作品。
这十年中我还是写了一些东西：像《曼哈顿乱想》《小老儿》《南疆笔记》《蚊子志》《思想练习》《皮肤颂》《试着从熬头的方面给“人群”下定义》《连阴雨》，以及组诗《镜花水月》《鉴史三十三章》等等。《鉴史》是我写的一些与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器物有关的诗――我现在依然在继续写它，所以它的总题目将来也许会变成《鉴史三十七章》或《鉴史四十二章》。它也许是我另外什么作品的演习之作。《鉴史》的某些章节已经发表了，但遗憾它们好像没有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其实那里面有我一些写法上的发明和完全属于我个人的想法。它们不被重视，也许是因为它们没有直接处理现实题材，与咱们诗歌界、网络文学界时不时流行一下的种种类现实主义的小诉求相抵牾，与人们一般模模糊糊理解的“诗歌”拉开了距离。但在那些非现实的题材背后其实是隐藏着现实的。像其中《一个写字的人》说到思想传播的曲折――谁关心这类问题呢?像《唐朝所没有的》说到唐人的处境与今人的处境之不同――更多的人只是起哄般地要回到唐朝；像《题王希孟青绿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说到免于侵略和污染的山水乌托邦――不是被消费的山水。这后一首诗被美国华裔诗人施家彰(Arthur Sze)翻译成英文发表于《波士顿评论》，后来又被诗人伊利亚?卡敏斯基(IlvaKaminsky)和苏珊?哈里斯(Susan Harris)收入了他们编选并在2010年由美国ECCO出版社出版的《ECCO版世界诗选》(The EccoAnthology of Internationol Po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