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大钊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他看来，图书馆不是简单的借书和藏书之地，而是研究机构，是与教学研究紧密关联的部门，图书馆工作人员必须经过严格训练，具备专业知识。现代大学图书馆在因特网的冲击下职员的心态、图书馆的功能都在变化，借此，转型图书馆文化，加强管理员新型职业培训，是建设现代型图书馆之必须。
【关键词】李大钊 图书馆管理 服务性态度 新型图书馆文化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工作时长期担任图书馆主任一职。任职期间，李大钊参与图书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包括制订规章制度，聘请工作人员，管理日常事务，帮助学生取得学业上的进步。由于其出色的管理工作，使得他在北京高校界有“图书管理专家”之称。他曾经受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专门就图书馆建设和管理做专题讲座，介绍欧美国家图书馆的发展史，同时介绍自己管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成功经验。他还专门研究美国图书馆专门学校的建设情况，对美国图书管理学的训练非常熟悉，并积极在中国推广。李大钊可以说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引路人，他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实践及其形成的图书馆管理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图书馆与教育关系密切，从业者须具专业知识
据《李大钊全集》收录的文章表明，李大钊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共发布47条“图书馆主任公（布）告”，或者“图书馆主任告白”，内容涉及书籍借阅规则的改订、开闭馆时间的调整、图书馆阅览室地点的变更等。从这些布告、公告可以看出，李大钊特别重视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运行细节的管理。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李大钊发现了图书馆对于教育事业，乃至社会进步的重要性。1919年12月13日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他受邀发表演讲，阐述了图书馆对于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但是想达到这种完美教育的方阵，不是依赖图书馆不可。”在李大钊所在的时代，大学教学在中国并不发达，图书馆事业更是惨淡。但是李大钊敏锐地认识到图书馆建设对于知识普及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甚至认为需要在中国开设图书馆专门训练班。他说：“在今日中国，管理图书馆者，多无专门知识，女界于此，若能先事研究，养成图书馆人才，他日此种事业，自能得优先权利。”基于这一认识，他极力主张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办图书馆教育传习所。李大钊之所以有此远见，跟他对欧美乃至日本的图书馆事业深有研究分不开。他曾经专门多次撰文谈论美国在设立图书馆学校方面的悠久历史及其取得的成绩。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一文中李大钊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图书馆学校的开办及其迅速发展的盛况。对于美国开办的图书馆学校，他指出：“后来大家渐知图书馆学校的利益，图书馆学校亦渐次增加。一九一三年增至十一处，到一九一八年共计有十七处。”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现在各个高校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大都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性培训，为数不少的从业人员对于图书馆管理一无所知，也谈不到对图书馆工作的职业意识。更加让人忧虑的是，很多大学的图书馆变成了安置引进人才之家属的方便处所。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对大学图书馆的运行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大学图书馆的专职人员似乎变成了让书本进出图书馆的机械一环。但是，在李大钊看来，图书馆管理员其实是大学教育重要的一环。
二、图书馆不唯为藏书之处，也是教育机关
一般人认为，图书馆只是藏书之所，如果还有别的功能，那也只是学生自习的地方。根据这种看法，图书馆中的工作人员类似中国古代的老子，老子只是当时楚国的柱下史。柱下史做什么的呢，就是守书的人。李大钊认为：“古代图书馆和现在的性质完全不同。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在的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要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如果图书馆只是藏书之所，那么，图书馆与教育活动就是脱节的。图书馆必须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图书馆的运营活动必须时刻紧跟教学教育而进行。一般而言，现在的大学图书馆与教员的教学活动出现了分离的趋势。大学教师不知道图书馆藏书情况，而图书馆也没有教员所需教学资料的信息，更无法紧跟科研的前沿及时更新图书资料。在李大钊看来，日本人的经验值得借鉴：“闻日人在中国所设之东亚同文学院，即用此法搜集关于中国政治、经济之材料，日刊新闻则剪裁之，所得因甚丰厚。”
李大钊认为，要做到教学研究活动与图书馆紧密结合，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是设立专门性的助教职位，其二，加强图书馆借书规则的激励机制，增强书籍的流动性。对于第一种措施，李大钊提到美国某大学的成功经验：“从前只有一个教师的，现在添了许多助教，这帮助教不必上讲堂授课，只在图书馆搜罗书籍供学生参考。这种制度有两层利益：一层可以消除师生间的隔阂，一层可以鼓励研究的兴趣。”在李大钊看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减少那些办理借书还书手续的工作人员的数量，增加助教式的学生的数量。借书和还书不需要更多的知识技术含量，只是机械性的活动，这部分人员可以接受培训，成为帮助师生更加有效利用图书馆资料、增强科研能力的新型图书馆从业人员。而助教数量的增加可以进一步加强教学与科研活动的联系，从而更大地发挥图书馆的教育功能。第二个措施就是如何激励利用图书，加强图书在不同读者手中流转，即增强书籍的流动性。李大钊认为：“藏书贵活用。”藏书如果只是积满灰尘地躺在书库中，那只是一种知识资源的极大浪费。流动性的增加固然可能因为何种原因导致遗失，但是其造成的损失其实相比图书资料被尘封书库造成的危害要少得多。开架式是提高图书利用率的好办法，虽然这种办法造成的损耗率会随之增加，但是据美国的统计，开架式所得的利益比损失大得多。李大钊鼓励这种能够使图书被阅读率急剧增加的开架式。他说：“因为图书馆就是研究室，阅览的人能随时翻阅才好，若是用字典式，那就太不方便了。”为了增强书籍的利用率，李大钊甚至不惜牺牲书籍的损耗率。
三、李大钊图书馆管理思想的启示
李大钊所在的时代离现在已有90多年了，而现在图书馆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由于因特网的冲击而有所下降。因特网的普及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学生和教师都不上图书馆了，图书馆变成了学生准备各种考试的自习场所，这样一来，教学和图书馆之间的脱节当然就日趋严重。因特网可以提供替代甚至超越传统图书馆的功能，因为因特网上的资料多如牛毛，学生和老师可以下载所需书籍、数据，查看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翻阅电子书籍和期刊、报纸。图书馆似乎越来越淡出了教育者和学习者的视线！
根据李大钊的观点，图书馆本身就是教育机关。现在的图书馆还能发挥与以前同样功能吗？答案显然并不简单。如果图书馆管理不进行转型，那么，图书馆在现代教育中的地位还将继续恶化。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转型？李大钊的图书馆管理思想在转型的政策设计中还能扮演什么积极的角色呢？
第一，图书馆必须坚信一个宗旨，那就是作为教育有机部分的角色定位不可弱化，相反还应该加强。一般而言，图书馆作为知识储藏和转换枢纽的象征性意义仍然没有在人们的意识中淡化。进入图书馆就意味着一种心境和身份的获得，图书馆管理者应该在强化这种符号和象征意义上做足文章。譬如，可以举办各种各样的读书文化月活动，还可以评选年度最佳读者，当然邀请知名作家、思想家、科学家在图书馆举办讲座也是培育图书馆文化的重要途径。这些活动的开展，让教师和学生读者能够感受到图书馆对自己知识更新、研究取得进步的不可或缺性。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加强教学教育活动与图书馆相互渗透的不二法门。图书馆不同于教室和实验室的地方在于其提供系统性、专业性、前沿性知识的能力，如果图书馆准备的资料、举办的活动能够满足师生的各层次的要求，那么图书馆及其功能就不会弱化，相反还会加强。
第二，提升图书馆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从消极的管理者变成积极的服务者，即服务性态度的培育成为关键。当前很多图书馆工作人员意识到因特网的冲击，自动地放弃了对自己的业务素质提升的要求，逐渐地变成了图书馆中跟书架一样的器具。他们逐渐对图书整理和编排失去了工作的热情，任凭书籍被那些不怎么遵守规章制度的学生弄得失去了秩序。如此一来，当工作上有需要时，他们经常非常不适应。譬如，当有读者请求告知所找的书籍的大体位置时，有些图书管理员居然无法说准具体的方向，有时还出现不耐烦的消极情绪。根据李大钊的思想，图书馆中的助教应该对相关领域有非常精深的研究，而且还能帮助整理、保存专题性的资料。很显然现在很多图书管理员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达不到要求的结果是弱化了自身的地位和功能，最终的结果是，图书馆管理工作变成了一种苦役，一种类似坐班房的机械性异化劳动。书库中的书似乎与自己是不相干的，借书的人似乎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因为后者很可能妨碍了自己上班时间从事私人活计。显而易见，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价值和自尊在这种情况下是得不到保证的。要改变这种情况，继续培训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培训包括图书管理专业的培训和职业道德的培训，其中重要的内容是现代服务行业所要求的专业标准的习得。
当然这些改进措施需要在图书馆整体改革的背景下才能进行，而整体性改革又离不开社会价值观的正确培育和各项制度性设计的优化调整。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图书馆是大学文化的积淀之所，一个大学的好坏关键之一就是图书馆建设的好坏。李大钊的图书馆管理思想可资借鉴。
【参考文献】
［1］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M]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M]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