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悼念大厅里，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以及四百余名公安民警沉痛地送别一位九十八岁的公安老战士，他就是参加革命八十年，从事公安工作六十多年的原公安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姚艮。姚艮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几十年来，在国内外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隐蔽工作战线上，在保卫祖国和平建设的年代中，他始终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以顽强的毅力去应对和克服一切困难。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公安保卫事业。
送别人群散去之后，一位白发苍苍、仪态庄重的老人仍沉浸在悲痛之中。她深情地凝望着党旗覆盖下安详长眠的姚艮，久久不愿离去。她就是与丈夫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七十个春秋的张春燕。在姚艮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她始终与姚艮相伴相随，同生死共患难，不离不弃。张春燕也是一位公安战线的老战士，更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妻子和母亲。作为一个革命者，她和丈夫一样忠诚于党的事业。而作为从事特殊战线工作的革命者的妻子，她需要应对许多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几十年中，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她始终如一地为国、为家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一
20世纪40年代，抗战胜利后不久，姚艮抱着四岁的儿子列文，依依不舍地同他年轻的妻子瓦莉娅告别。他要到重庆寻找党组织。
瓦莉娅出生在苏联远东。她的生父隋西甫是山东黄县人，曾是一位抗联战士。他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后，被迫撤退到苏联境内，流落到西伯利亚布拉高坡当了煤矿工人。后来他与苏联女工妮娜结婚，生下了女儿瓦莉娅。隋西甫不久病故，后来妮娜和一位姓张的中国人结了婚，瓦莉娅也随了继父的姓，取名张春燕。
1938年，张春燕和妹妹随着继父和母亲回到了中国新疆。1940年6月，她与姚艮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结婚。从此，这位在俄罗斯出生的，具有中俄两个民族血统的女子，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位中国共产党员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姚艮早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北平市委通县党支部书记和通州区委书记，在北京潞河中学及附近的农村从事革命活动。不久，他的活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组织上考虑到他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便让他暂时离开通州，回东北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姚艮在双城看望双亲后，乘船到黑河探视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伯父姚介忱。正在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姚艮便留在当地和地方组织一起开展一系列的抗日活动。他们发表抗日演说，散发传单，并在姚介忱的帮助下，取得黑河盐仓缉私队的武器，协助绥滨县县长陈庸建立抗日武装。
1932年9月，姚艮受党组织的委派，渡过黑河到达对岸的苏联布洛高维申斯克市，希望接受军事指导并请求武器援助，以便回国后组建抗日游击队。然而由于当时远东局势紧张复杂，苏联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许多中国人都无故受到牵连。在这种情况下，姚艮难以取得苏联方面的信任，后来由于他对当局的某些政策发表了不同见解，遭到了所在地区苏维埃的怀疑，便将其诱捕并押解至伯力，关在远东政治保卫总局监狱的地下室里。虽然他进行了多次书面申诉，却始终没有回音。于是他进行了绝食斗争，四天后终于有两位军官来提审他。其中一位是建党初期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的中共党员嵇直（他也是一位公安保卫战线的老战士，上世纪50年代回国后曾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此时的嵇直已是苏联远东特种红旗军的军官。他虽知姚艮冤枉，但苦于无决定权，除了帮助姚艮申诉外，只有鼓励姚艮努力学习，锻炼身体，耐心等待审判，争取得到公正的判决。嵇直的关怀和鼓励，使姚艮树立了信心。尽管如此，姚艮最终还是无端获罪，于1933年9月5日，以莫须有的“间谍罪”被送进了劳改营。
此后六年多，姚艮在远东暴风雪的肆虐中，凿冰捕鱼，筑路运输，为建设远东共青城从事极其艰苦的劳动；在炎炎的中亚夏日，暴晒在炙热的阳光下，修筑铁路，种植蔬菜；在北极圈从事艰苦的挖煤劳动，曾因煤矿冒水而身陷暗无天日的地下……虽然几度命悬一线，但他凭着坚强的信念，年轻壮实的体魄，不屈的斗争精神，历经远东、中亚、北极等三个地区的四个劳改营难以想象的生死磨难，九死一生。
1938年，姚艮终于获得释放。
二
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日寇铁蹄践踏了祖国的大片土地。姚艮抱着抗日救国的理想，毅然离开苏联，于1938年4月回到祖国。他到达新疆后遇到了许多东北流亡青年，他们都劝他先在新疆落脚再找出路。于是姚艮通过报考和朋友介绍，先后在新疆塔城行政公署、迪化督办公署和库车军校工作，一边参加当地反帝、反封建、反分裂的斗争，一边寻找党组织。在此期间他还从事文艺创作，写了多部小说。
在库车时，姚艮夫妇结识了由延安派去的中共党员、时任县长的林基路。姚艮向林基路谈起自己的经历和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希望早日回到党的怀抱。张春燕和林基路的夫人陈茵素成了好朋友，在她们的交往中，张春燕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积极参加陈茵素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主政新疆的军阀盛世才撕下了亲苏亲共的假面具，投靠国民党，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有进步倾向的军政人员。一次张春燕带着儿子去市立医院看病，在走廊中碰到陈茵素抱着儿子库尔班也在看病，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张春燕悄悄问陈茵素现在住在哪里，陈茵素却有意回避了。张春燕回家后把此事告诉了丈夫。姚艮当即设法请医院中一位中俄混血女护士给陈茵素转去一些现钞和一封给狱中人员的信。不久，陈茵素托人带信告诉姚艮夫妇，他们在狱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林基路、周彬（即毛泽民）和陈潭秋已经牺牲了，并随信附来林基路的遗作《新囚徒歌》和她的《思夫曲》。
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姚艮决定到陕北去找党组织。他和妻子商量，如果全家一起走，路途遥遥，很难平安到达延安。而且当时姚艮参加的一些进步活动已经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全家一起走肯定会困难重重。那就只有他自己先走。但是，在当时局势动荡的情况下，让年轻的妻子带着两个幼儿留在新疆，处境将十分危险。姚艮心里非常矛盾。张春燕深深理解丈夫希望找到党组织的急迫心情，她对姚艮说：“这样吧，你把儿子先带走，我和女儿留下。你放心，我会把女儿带好，我们一定等着你。如果这里实在住不下去，我就带女儿去苏联找孩子的外婆。到时你给外婆写信和我们联系吧。”
冬日的一个清晨，姚艮找了个借口到哈密出差，趁机去了兰州。在兰州逗留期间，他到处打听去延安的门路，却茫无头绪。这时他意外地从一本上海出版的进步杂志上看到一位署名岳光的作者写的文章。从内容判断，姚艮确定这是他在苏联北极劳改营中结识的挚友李正文。姚艮知道李正文是共产党员，立即写了封航空信请编辑部转交作者。信中他详细介绍了自己回国后的情况以及现在迫切寻找党组织的心情。不久，李正文回信，还寄来一笔路费，要姚艮赶紧带着全家人去重庆，说他已和著名的进步人士阎宝航联系过，姚艮到重庆后可以在阎家住宿，并联系党组织。
阎宝航是辽宁海城人，是一位爱国的政治活动家，和张学良关系很好。“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曾先后担任蒋介石、宋美龄等人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兼干事、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以及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等职务。在重庆时，他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如宋美龄、孙科、于右任、戴笠等交往都很密切，但实际上他早在193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隐蔽战线上的领导人。他领导着一个情报小组，专门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收集情报。李正文正是该情报小组的一员。阎宝航利用自己的身份作掩护，帮助了许多流亡到大后方的革命志士。
这样，姚艮便带着儿子列文由兰州乘长途汽车到达重庆，找到了阎宝航的家，即著名的“阎家老店”。他们受到阎宝航和夫人高素桐的热情接待。姚艮向阎宝航谈了自己的经历，特别是在苏联劳改营的情况，以及在新疆进行的革命活动，表达了迫切寻找党组织的心情。他连夜写了简历，请求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并列出了自己知道的身陷新疆监狱里的其他革命同志的名单，请求党组织尽快设法营救。
第二天，阎宝航将姚艮的信直接带给了周恩来同志。当日下午，周恩来同志派宋黎看望姚艮，宋黎对他说：“恩来同志让我转告你，组织希望你和那些还流落在新疆的爱国青年能早些回到东北去，借助东北的关系做地下工作。你要有长期干地下工作的思想准备，干上十年、二十年，直到革命胜利。党决定承认并恢复你的组织关系，你努力干吧！”
这么快就联系上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注，姚艮十分激动。他表示一定要按党的指示尽快去东北。宋黎同志关切地问：“就你自己带着一个小男孩儿去东北敌占区工作，行吗？”
阎夫人说：“我早就开导过他了，他怕老婆孩子拖累他，把她们扔在新疆了。”
这时阎宝航说：“这个问题恩来同志已有指示，他说，现在准备把姚艮安排到中长铁路工作，一个单身男人带着一个有外国相貌的孩子，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孩子妈妈有俄罗斯血统，带着妻子孩子，那是最好的掩护，应当把妻子和孩子接来一起去东北。”
于是姚艮连忙往新疆发电报，让张春燕立刻带着女儿立文去兰州。同时阎宝航给兰州的朋友发电报，请他们帮助接待张春燕，并买好机票。这样，在周恩来和阎宝航的关怀下，张春燕很快带着女儿乘飞机到了重庆。
张春燕母女的到来使阎夫人非常高兴。她告诉张春燕，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妻子是不容易的，一定要有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她还认了张春燕做干女儿。
四
不久，姚艮通过伯父姚介忱的好友、国民党元老、曾任中东铁路督办的莫德惠，找到东北行辕经委会主任兼中长铁路理事长张家鳌。张家鳌同意安排姚艮到中长铁路工作。就这样，5月中旬，姚艮一家乘坐一架东北经济委员会包机飞抵北平，和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徐冰接上头，接受了搜集军事运输情报等任务，再转乘火车到达沈阳。
在东北，姚艮很快和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先后任中长路长春分局车务科副科长兼中长路长春分局调度所主任、中长路总局行车安全室主任以及沈阳南站站长等职，其辖区正是国民党军队运输调动最繁忙的铁岭到松花江站地段。在这些关键的工作岗位上，姚艮准确地掌握了国民党部队的调动情况，向我军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并利用当时物资缺乏、缺少优质煤、列车运行困难的情况，巧妙地调度安排，使国民党军队的运兵列车阻塞，无法准时到达前线，扰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
当时哈尔滨以北已经是解放区。这段时间，姚艮家中来往的人很多，许多党的重要干部都是通过这里转道去解放区的，接待他们要担负很大的风险。但张春燕总是精心安排，不但管吃管住，还要确保安全。例如，高崇民的夫人和他们的三个孩子，阎宝航的夫人高素桐和孩子明光、明复、东东、玲玲，从关内到长春，都是由张春燕接待、掩护，由姚艮亲自送上去德惠的列车，使他们安全通过封锁线来到解放区。
正在这时，地下电台被敌人发现，有的人经不住敌人的严刑逼供，叛变了。幸好姚艮事先得到内线通知，迅即组织同志们撤离。他自己也利用站长身份，假称路局派他到开原办事，上了北去的列车，离开了沈阳。张春燕根据姚艮的嘱托，不顾怀孕临产、行动不便的困难，迅速通知其他可能会暴露身份但还没有得到消息的同志转移，从而避免了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
张春燕在丈夫离开后，立刻对家中进行了彻底清理。姚艮走后第二天，特务赶到家中搜捕，但为时已晚，一无所获。特务恼羞成怒，不顾张春燕此时已近临产，对她软硬兼施，在寓所进行审讯。张春燕经历过新疆时期的锻炼，特别是随姚艮到东北以来，为了保证姚艮顺利地完成党指派的任务，在照顾好家庭的同时，经常配合姚艮传递情报，做联络工作，有了一定的对敌斗争经验。面对敌人的审问，张春燕坚持说：“我丈夫是奉路局之命出差，现在他没有回来，我也非常着急，局里应当负责找人才是，怎么能来逼问我？”敌人抓不住把柄，便派了两个特务在家中住下来监视，企图通过蹲守抓住姚艮或其他同志。过了两个月，终无所获，敌人又将在中长路总局办公室工作的“军统”特务许某一家搬来监视张春燕。
五
姚艮走后，张春燕生活十分困难，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因为有特务监视，不能公开到熟人家筹借，只有变卖家产。最初是卖家具，家具卖得差不多了，只好卖衣服，连当时御寒的皮大衣也卖了。正在为难，有人趁寒冬清晨没人注意之时，偷偷送来两袋大米和一车煤，说是钱已经付了。原来，党组织没有忘记张春燕，一些过去受到姚艮夫妇照顾的工人也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知道张春燕的困难处境后，就采取各种方式暗中帮助。一个冬天总算熬过去了。
二儿子大文出生后，日子更难过了。张春燕便对特务说：“你们在这里这么久了，我丈夫至今没有下落，我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这样下去怎么生活？我得请人帮忙。”敌人考虑，几个月的监视毫无结果，看来也没什么油水了，便逐渐放松了戒备。终于，在沈阳南站张副站长夫妇的帮助下，张春燕带着孩子住到了他们家中。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张春燕便决定，不管局势多么混乱和危险，也要到解放区去。她找到在中长路工作的熟人商量，最后决定从北路绕道去解放区，因为那条路经过煤矿区，认识她的人少，比较隐蔽。
一天早晨，张春燕带着三个孩子乘上铁路班车，经过几次中转，来到接近安东（现为丹东）的一个煤区小站，在一个熟人家中住下。第二天，张春燕带着孩子启程了。经过国民党部队驻守的一个哨卡时，正好下起了毛毛雨，哨卡中没有当官的，可能是躲雨去了，只有三四个士兵把守。张春燕便对他们讲，孩子爸爸在长春很久没有消息，生死不明，只好带孩子去爷爷奶奶家。国民党士兵检查了包裹，扣了几件东西和一个被里，便放行了。刚走没有多远，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两个便衣特务对他们进行盘查，张春燕带着三个孩子，一副家庭妇女的打扮，便衣没有查出可疑之处，便让他们通过了。此后，又经过了几个哨卡，都是有惊无险。
又经过几天艰苦的行程，张春燕带着孩子终于到了一大片几乎没有人烟的荒野，前面有一条小河，河的对面就是解放区。河这边的敌人哨卡已空无一人。张春燕便抱着小儿子，背着女儿，领着大儿子，涉水向对岸走去。对岸有人高喊：“不许过来，不然就开枪了！”张春燕仍不管不顾地朝前走。对岸的人看到只是一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便让他们上了岸。一位地方干部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盘问，了解到他们是要到解放区找人，便安排他们先在一户贫苦人家住下。第二天一早，附近断断续续地响起了枪声。当地干部连忙派人带领张春燕母子紧急上路，最终送他们安全到达了解放区。此后两天中，解放区干部对张春燕进行反复盘问，最后张春燕急了，就说：“我带着孩子跑了几天，冷得要死，累得要命，肚子也吃不饱，一个个都病了。你们要是不相信，那就把我送到上级部门审查！”
后来解放区干部找来一辆大车，日夜兼程把张春燕母子送到安东。省政府的同志了解到张春燕不顾生命危险，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长途跋涉来解放区找丈夫，非常热情，立即找来护士给他们母子检查。因为张春燕不知道丈夫在哪儿，也不知道他所在的机关，那位同志有些犯难，于是问张春燕还认识哪些人。张春燕说：“我认识阎宝航，阎夫人是我的干妈。”此时阎宝航已就任辽北省政府主席，自然是最有力的证明人。省政府的同志立即给阎宝航发电报，很快接到回电，证实了张春燕的身份，并告知姚艮现在在吉林东北大学。
在省政府的安排下，张春燕母子被送到吉林。到了东北大学后，一位负责的女同志说，这里只有一位姓姚的，叫姚冬麦，但他已经调到哈尔滨了。张春燕激动得连连点头，因为姚冬麦就是丈夫姚艮啊！这时校长吕骥来了，他惊讶地问张春燕：“兵荒马乱的，你带了三个孩子，是怎么过来的？”当他了解到张春燕为了寻找共产党员丈夫，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幼子，历尽千难万险，穿过层层封锁线来到解放区的情况时，十分感动。他召集全体学员在操场列队，向大家介绍了张春燕的故事。最后，他深有感触地说：“有这些既普通又伟大的母亲和妻子的支持，我们的革命怎么能不胜利？”
在吕骥的安排下，张春燕母子被送上了去哈尔滨的列车。1947年12月底，张春燕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终于到达哈尔滨市公安总局，找到了姚艮。一家人团聚了。
1948年1月，姚艮通过组织审查，调到东北局社会部侦讯处工作。他在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打击刑事犯罪等一系列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姚艮和张春燕一起被调到北京，从此一直在公安部工作，直到离休。几十年中，姚艮历任编译处秘书、科长、办公厅编译处处长兼群众出版社总编辑等职务，1978年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1991年6月，他获得了公安部颁发的“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章”。
姚艮热爱文学创作。在苏联劳改营中他就创作了许多诗歌，在新疆时发表过《阿尔泰的故事》等多部长篇小说。新中国成立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翻译出版了多部外国文学作品，如《金星英雄》、《丰收的故事》等长篇小说，以及《红色保险箱》等电影剧本。其中《金星英雄》是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这些译作出版后风靡全国，一版再版，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姚艮在1995年年届八旬之时，还以自己在苏联劳改营的亲身经历，写作出版了《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1932~1939年在苏联的遭遇》。他曾谈过他对于在苏联劳改营中的那一段生活的评价，以及写这部作品的思考。
姚老说：对于遭受无端迫害的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死在敌人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的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件憾事。至于我这个幸存者，反思这一段经历，我以为还是有所得的。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接触了数以千计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上至劳改营的各级领导，其中有教授、学者、军官、革命家和政治家，下至包括苏联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内的一般囚徒，自然也有许多真正的罪犯、反革命分子。此外，还有难以计数的被当作间谍、嫌疑分子、奸细、越境犯、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的中国囚徒。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在苏联长期居住的无辜居民，也有不少是由我党派去学习革命理论的党的早期干部，但在苏联不断扩大化的清党和“肃反”运动中，却变成了囚徒。即使在那样的劣境下，许多革命者仍然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间真善美与假恶丑、高尚与卑鄙、纯真的人性与扭曲的兽性之间的斗争。这些生活经验都是人生难得的宝贵财富，是一辈子可以享用的……革命是一场社会的大变革，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革命会有牺牲，除了在对敌斗争中会死人外，死于“自己人”手中的也不在少数，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证实，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的那段经历应当说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便要汲取经验教训，不让或少让那些不该发生的事重演。比方说，当初在苏联发生过的事，许多竟然在几十年后的中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甚至变本加厉地重演，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值得研究了。我们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应当正视历史，要研究这些事情发生的根源和克服的方法，从而让这样的事在中国不再发生。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党全民，同心同德地完成我们的革命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张春燕在公安部编译科任职。凭着熟练的俄语，她完成了许多重要的文字翻译工作。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她和丈夫在苏联、在新疆、在重庆和东北的隐蔽战线上冒死为革命工作的经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和平时期在公安部的工作，到了“文化大革命”时竟然都成了里通“苏修”，以及“为公检法黑线卖命”的“罪证”。姚艮被戴上“罗瑞卿的黑干将”的帽子，被捕坐了八年多牢。张春燕则被扣上“苏修特嫌”的帽子，送到干校审查。而在这个时期，姚艮夫妇的子女也受到许多无端的迫害，儿子东文因发表反对“四人帮”的言论被捕。
姚艮入狱后，好几年音信全无。造反派多次逼迫张春燕和姚艮离婚，要她揭露姚艮的“罪行”，交代她是如何受姚艮的指使“里通外国”的。然而这一切都被张春燕严词驳斥和拒绝。她坚信患难与共几十年的丈夫是坚定的革命者。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夫妻离散、自己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张春燕始终没有屈服，她靠自己七十六元的工资，带着五个孩子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表现出一个中国母亲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伟大的爱心。
几年前，张春燕曾两次回到阔别了六十多年的俄罗斯，探望在异国的亲人，了却多年的心愿。
岁月蹉跎，往事如烟。张春燕现已年近九旬，相濡以沫七十年的老伴的离去，是对她的重大打击。然而作为一个饱经风霜、久经人生风雨锤炼的革命者，她为自己和丈夫曾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感到骄傲，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她坚信，他们曾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终将实现。
责任编辑/季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