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是中国的标志性建筑，造型威严庄重，气势宏大，雄伟壮丽。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从此，天安门城楼成为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外交舞台。
在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或重要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国人欢聚的毛泽东身旁，常有应邀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度、不同肤色的外宾身影。毛泽东借此昭示中国的外交政策，受邀登上城楼的外宾视此为最高荣耀，敏感的西方外交家据此观测中国外交的走向。毛泽东在这个外国人眼中神秘的城楼上，彻底洗刷了旧中国屈辱的外交历史，尽显新中国的外交风采。
一、毛泽东邀请来自46个国家的429位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1952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周年的庆祝典礼正在进行，天安门广场50万人聚集，毛泽东、朱德出席了阅兵仪式并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除了来我国访问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及政府代表团，各国驻华使节、各国使馆外交人员、谈判代表和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苏联专家，还有一个庞大的外宾团队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服饰各异、肤色各异、语言不同，彼此似乎也不熟谙，但表情却比较一致，惊讶中带着欢欣，不时交换着喜悦的神色。
这一特殊的人群，是来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会)的代表。
亚太和会将于10月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和平而召开的一次国际盛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有国家30多个，人口16亿人(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3)。这一区域战争从未止息。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1949年10月2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成立。此后，中国便积极参与世界和平运动。然而，通往和平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干涉朝鲜内政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我国的台湾海峡，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和远东的和平。毛泽东经过十几个昼夜的思考，作出了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决策。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郭沫若任主席，彭真、陈叔通任副主席。中国政府因此考虑广泛动员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人民开展和平运动，作为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的第二战场。1951年2月21日至26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举行会议，郭沫若在会上建议召开一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赞同。
1952年3月21日，宋庆龄、郭沫若等11位知名人士，联名发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发起书》，得到亚太区域各国爱好和平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推定本国对和平有贡献、有声望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士参加联名发起，并组织本国的筹备委员会，展开参加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6月3日至6日，亚太和会筹备会举行。毛泽东指出，按照国际统一战线的原则，亚太和会对参会代表范围力求广泛，不分种族、阶层、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凡是赞成和平、反对侵略的人士都表示欢迎。筹备会确定亚太和会于1952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北京举行。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十分广阔，交通相当困难，敌人又进行封锁、阻挠、破坏，如美洲的代表们，就由于美国在海上的封锁，不能够直接从太平洋来，而需要绕道欧洲才能来到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政府表现了号召力和组织力：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国家中，除阿富汗没有得到联系，尼泊尔代表团没有得到出国护照，高棉代表在途中生病未能到会之外，一共有37个国家派遣了代表团参加大会。此外还有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南美洲的巴西、欧洲的英国和法国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等9个国际团体的特邀代表到会。按代表的国籍计算，共有46个国家、429位代表，为了人类的和平事业，云集北京。
为了欢迎他们的到来，无论是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的代表，还是列席代表、特邀代表，毛泽东一并邀请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与中国人民一起欢度节日，向和平的敌人显示世界爱好和平队伍的浩大阵容。
10月1日，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蒙塔古、世界工会联合会书记葛拉西、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委员桑顿、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处副总书记桑蒂、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司库布非郁夫人、国际学生联合会副主席艾切伐里亚，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达波赛、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获得者费尔顿夫人等400余位代表，聚集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与其他外宾一起组成了一个盛况空前的国际团队。
11天的会议始终在和谐友好、热烈紧张的气氛中进行，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亚太和会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保卫和平运动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增强了和平事业中的国际团结。
二、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向群众挥手致意――昭示中苏兄弟般的友谊
1954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5周年的纪念日。国庆逢五逢十是大庆。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40多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并肩站在观礼台中间，不断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旁边是苏联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和波兰、朝鲜、罗马尼亚、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府代表团的人员。
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于9月29日抵达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苏联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个最高级别代表团。9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了赫鲁晓夫及苏联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气氛友好而热烈。当晚，赫鲁晓夫应邀参加了在怀仁堂举行的国庆5周年庆祝大会。
10月1日，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同中国领导人一起观看了阅兵和群众游行。宾主态度真诚，心情喜悦，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兄弟情谊洋溢。
毛泽东的喜悦是发自内心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国际舞台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严峻对峙，美国坚持反共、反华政策，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要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积贫积弱的中国要发展，必须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成为苏联东线最安全、最坚定的盟友，因此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战略思想。
1949年10月1日，作为苏联驻华总领事、苏联驻华最高长官齐赫文斯基受邀观看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后仅2个小时，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发到了中南海。10月2日，中国收到了苏联方面的相关文件，并决定互派大使。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
为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的友谊和合作，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结盟载入史册。
在斯大林时代，中苏虽然在1950年就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但是由于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残余，毛泽东心情并不顺畅，两国之间的蜜月期姗姗来迟。
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9月，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非常重视同中国的关系。1954年8月，赫鲁晓夫决定利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的机会，亲自率团访问中国，以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赫鲁晓夫认为，除参加庆祝活动外，代表团的任务应当有两个：一是解决斯大林执政时期中苏两国关系中的遗留问题；二是加快大规模援助中国的步伐。赫鲁晓夫说：这次北京之行，不能仅限于发表政治宣言、声明和外交议定书，需要的是经济基础。
对中国而言，一直到此前的日内瓦会议，美国仍然逢中必反。因而巩固和发展中苏友谊和合作，是毛泽东相当一段时间的外交主题。
10月3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开始举行会谈。
毛泽东说：“……国际形势总的来说对我们是有利的，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好多，不像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轻举妄动了。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赫鲁晓夫接着说：“帝国主义却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在活动着。”
毛泽东指出：“十根指头被切去了两根，而且切去的是大拇指，手力毕竟不如以前了，大大削弱了，甚至减去了一半力量。总之，形势是好的，对我们是有利的。”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自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我们现在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应充分利用它，进行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
赫鲁晓夫问道：“你们对苏方还有什么要求?”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请毛泽东看过一部苏联试验原子弹的纪录片，此事引发了毛泽东在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决心，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核大国的保护，他要的是自己拥有生产能力。
既然赫鲁晓夫问，毛泽东就说，我们对原子能、原子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赫鲁晓夫没有思想准备，没有料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以“搞那个东西太昂贵了”，苏联可对中国提供核保护为由没有立即答应，但到最后，还是同意援建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培养中国原子物理科学研究的技术力量。
毛泽东坦率地表示：“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和国际活动中，多进行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和生产建设上，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这不很好么?”
在谈到实际问题时，双方轻松愉快地达成了许多协议。
在谈到追加15个援助项目时，毛泽东表示感谢，感谢苏联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无私援助。赫鲁晓夫回答说：不，不能说是无私援助，而应当说是有私的，因为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你第一次到中国来，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看，去走。特别是到我们的南方，那里是另一种情景。”
赫鲁晓夫欣然接受，一行人先在北京的街头看了古城的风貌，又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黄浦江边漫步；然后他又在杭州西湖品尝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到广州吃了中国的另一菜系粤菜。途经长江时，他领略了中国第一江“江涛拍岸”的情景；到旅顺时，也看到了与黑海不同的中国内海。
10月11日晚上，中苏两国举行了一系列文件的签字仪式。第二天，中苏双方同时发表了《关于中苏会谈的公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政府将把从苏联运来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的80多件样机赠给中国。
这是中苏关系蜜月期的真正开始。这种良好格局在5年后，即1959年9月赫鲁晓夫出访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后结束。赫鲁晓夫归国途中于9月30日到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他把“戴维营精神”当作资本，板着面孔教训人：“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10月1日，同样是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盛大阅兵式，站在毛泽东身旁的赫鲁晓夫已经态度迥然不同，开始苦思冥想对付毛泽东的办法。宾主不欢而散。
三、毛泽东邀请西哈努克亲王三登天安门城楼――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帝斗争
1970年，毛泽东接连三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预定的放焰火计划为此而推迟；5月2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再次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这一连锁的举动，表达的是中国人民支持弱小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与团结的大国风范。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毛泽东主张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重视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发展，支持反侵略战争，始终谨守捍卫国家独立主权的职责，重视发展与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友谊，赢得了国际的尊重。
西哈努克是柬埔寨国家元首。他于1941年继任柬埔寨王国国王，1955年3月放弃王位，让位给自己的父亲，同时宣布“永远不重新登基”。4月，他组织了自己的政党人民社会同盟。同年9月，他在柬埔寨大选后出任首相。他几十年来不屈不挠地斗争，为柬埔寨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他为此赢得了柬埔寨人民的爱戴，并被称为“民族英雄”。
柬埔寨独立后，奉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致力于国家和平发展，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1955年，西哈努克在万隆会议上，以第三世界小国首倡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闻名于世，后来又与铁托等5位领导人一起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当时的柬埔寨被誉为东南亚“和平的绿洲”。西哈努克亲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万隆会议上与周恩来初次相识，并进行很好地合作。1956年至1958年，西哈努克两次访华，都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1958年8月，中国和柬埔寨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柬两国建交后，中国首任驻柬大使王幼平得到的特别指示是“一定要交好西哈努克这个朋友”。西哈努克亲王率代表团访华期间，周恩来陪同他到东北、天津、河北等地参观访问。中国政府对柬的援建项目也于此时启动。
1960年4月，西哈努克的父亲苏拉马里特国王病逝，西哈努克被选为国家元首。同年12月，中柬双方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出于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情感，西哈努克在20世纪60年代初将他的3个儿子送到中国学习。
西哈努克多年来敢于抗衡美国的摆布，不与美国签订军事条约，不加入“东南亚集体防务体系”，并于1963年下令拒绝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反对美军入侵越南，1965至1969年曾一度中断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美国对西哈努克的态度深为不满，不断指使南越当局对柬埔寨实施战争威胁，向西哈努克施加压力，终于在1970年3月18日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机，策动柬政府中的右翼势力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建立了以朗诺为首的政权。
得到国内政变的消息，在由莫斯科飞往北京的飞机上，遥望自己多难的祖国，西哈努克不禁放声恸哭。
毛泽东伸出了友谊之手。3月18日，中国政府率先公开表明了支持亲王斗争到底的立场。3月19日上午，西哈努克和夫人一行17人由莫斯科飞抵北京时，中国仍以国家元首的规格予以欢迎，周恩来、李先念等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还与西哈努克亲王同乘一辆汽车，一路陪送至钓鱼台国宾馆，并专门对他们下榻的5号楼，从陈设、布置到起居、安全等等，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举行会议，专门商讨柬埔寨问题。毛泽东批准了会议关于协助西哈努克在京进行各项活动的决定。
中国的立场和态度给西哈努克以极大的鼓舞，3月20日，西哈努克即在北京向中外新闻界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此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着手协助西哈努克筹备召开柬、越、老印支三国四方会议。4月24至25日，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印度支那当前局势及印支三国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联合声明》。
4月30日，美国政府以柬埔寨有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的“庇护所”为借口，宣布派遣美国军队和南越雇佣军入侵柬埔寨。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西哈努克和夫人。当西哈努克感谢中国政府在他最困难之际给他以支持时，毛泽东表示：柬埔寨需要什么，只要中国有就给。中国所给的东西，同西哈努克亲王领导柬人民斗争给予中国的东西，是无法相比的。
毛泽东支持西哈努克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和联合政府，要求团结国内和印度支那三国。该主张得到中国、越南、老挝等国的支持外，柬国内各派也十分赞赏，一些重要人物和流亡国外的人士纷纷来到北京。1970年5月4日，民族统一阵线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团结政府，让西哈努克继任国家主席。为了避免外国媒体指责他们是流亡政府，会议决定将团结政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设立在北京，负责外交事务，争取外国支援，配合国内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另一部分设在柬国内解放区，负责国内的战略和军事斗争。
5月5日，西哈努克对外宣布新政府成立。中国政府第一个承认并宣布正式断绝同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一切外交关系。
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明强调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败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21日上午9时，毛泽东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会见结束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与西哈努克亲王等人前往天安门城楼参加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观礼台上，毛泽东安排西哈努克站在他的右边，在众多外交官与外国记者面前表示对其事业的支持。会上，西哈努克情绪高昂，先后用汉语喊了十几次“毛主席万岁”。在城楼上休息时，毛泽东又和西哈努克进行了友好交谈。当西哈努克谈到柬埔寨有中国作可靠后方，一定会胜利时，毛泽东表示：没有中国，你们也行。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只有8万党员。你与美国的敌人站在一起，旗帜鲜明了。毛泽东还说：我们东方国家，亚洲国家，100多年来是受气的，现在逐步联合起来，要翻身。
由于美国攻占越南受到国际和国内的反对，处境困难，美国开始改变对外政策。1973年1月，美国和越南在法国巴黎进行谈判，最后签署了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议，从此美国军队从印支三国全部撤出。1975年4月17日，民族解放军打败了朗诺伪政权，解放了金边，取得了完全胜利。同年8月，柬埔寨国内领导人波尔布特派乔森潘到北京迎接西哈努克元首回国。
与中国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的立场。朗诺集团发动政变后，苏联仍与朗诺政权维持外交关系，不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仅表示予以支持，但同时又继续向朗诺集团提供政变前答应给柬的军事援助。直至1975年3月18日，柬人民斗争即将取得胜利时，苏联才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柬的唯一合法政府。
西哈努克和柬埔寨其他重要人员在中国居住5年半，与中国结下了深情厚谊。在回归祖国之前，他特意写了一首歌曲《我亲爱的第二祖国》，歌词是：啊！中国是我亲爱的第二祖国/正当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得到你们珍贵的友情。/亲爱的中国全力支持我们/我们的前途充满光明。/啊！亲爱的中国人民/你们毫不自私自利/对待我们亲如一家/紧密团结/共同反敌/啊！光荣伟大的中国/我向你致敬/我衷心热爱你/把你当作我的第二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美苏冷战这样一个世界舞台，毛泽东利用天安门城楼这一特殊的舞台，纵横捭阖，发挥他的才能，施展他的魅力：对待弱国、小国，一律平等，在他们遇到困难，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积极支持，表现大国的道义；与大国交往，既热情相待，又不亢不卑；面对强权，无所畏惧，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他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自尊，奠定了或者说构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外交的伦理，这些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的外交进程，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地位，使中华民族赢得了国际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