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八十年代”，或许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风潮之一。它不仅遍及文学、艺术、日常生活等多个领域，兼有报刊文章、电视访谈、论文专著等各类形式，而且参与者人数众多，单单《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编，三联书店2006年版)、《追寻80年代》(新京报编，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这两本书，就辑录了全国各个领域数十位精英人士的珍贵记忆与思索，其舆论热度与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社会上一般性的怀旧热潮早已过去，有关“八十年代文学”的思考与探讨却仍在继续。之所以如此，首先当然是因为“80年代确实是这30年里最好的文学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其次，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现象背后，有着非常微妙的文化心理的推动作用――那是过来人的“怀旧”情绪与后来者的“憧憬”想象相互纠缠萦绕的结果。这两种心理动因使得人们在“重返八十年代”的运动时，往往倾向于“浪漫化”与“经典化”。可“盘点八十年代文学实绩”时最需要的，是真正“理性化”的严谨治学态度。
一
将“八十年代”“浪漫化”的主力是这一时段的过来人，尤其那些当年在中国文艺界、思想界叱咤风云的作家学者、文化英雄。对他们而言，“重返”其实就是回顾追忆自己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青春岁月。“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这种多少掺杂了怀旧心绪下的“重访八十年代”，觉得商业气息扑鼻的当下远不及理想主义色彩浓烈的当年，是再正常不过了。类似情绪其实由来已久，20世纪90年代初还曾引发学界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落幕后，这种情绪也并未就此消失，而是一直潜滋暗长、余响不绝。2006年，查建英巧妙定位于文化随笔与时尚读物之间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作者在与阿城、北岛、刘索拉、陈平原等20世纪80年代叱咤风云的文化英雄的热烈对谈中，将当年的人文激情与理想主义描述得辉煌无比，有意无意地迎合了人们的怀旧情绪以及对文化现状的不满，在雅俗共赏、一时洛阳纸贵的同时，成功地把这股文化怀旧热推向了全社会。流风所致，就连久疏文坛的吴亮、程德培、李陀等等都难以继续蛰居隐退，不甘任他人评说自己同样才气纵横、挥斥方道的光辉岁月，故而随后几年的《作家》、《书城》等杂志上，时常有他们“八十年代琐忆”之类的文章问世。
这些出自过来人笔下的追忆文字或平和散淡，或激越浓烈，多多少少有些《世说新语》中狂放不羁的名士风韵。虽然彼此对昔日文坛学界的看法不尽相同。有时甚至相互辩难攻讦，不过大多数人在对20世纪80年代进行整体评价时，近乎众口一词地将“八十年代”渲染成一个文学自觉的黄金时代、堪比魏晋和五四的创作高峰。“在20世纪的精神博弈中。八十年代文学……胜出了其他所有年代。”然而，恰恰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正如钱理群在一次访谈中指出的那样――“目前大家对于80年代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80年代过于理想化了。”们常常把20世纪80年代视为‘第二个‘五四’时代”。从同样倡导思想解放、启蒙大众的角度而言，这种比拟并不过分；但从纯粹文学成就而论，20世纪80年代还远远达不到可以称为“黄金时代”的程度。许多现在被视为经典列入当代文学史的作品，只是当时初出茅庐的青年艺术家们小试牛刀的文艺习作，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实验产物。20世纪80年代的阿城、北岛等人如果知道日后学者们会将其最初踏上文坛之际的试笔之作视为他们毕生的创作巅峰，多半一笑了之。年轻时，艺术家们往往心比天高，坚信还有无穷无尽的可能与高峰在未来等着自己去开拓。而且这种看法是有相当根据的――般而言，作家刚出道时灵气最足、原创意识最强，但要达到自己思想、艺术等各方面浑然一体的最高境界，总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探索运动的主力，这些先锋作家、诗人们确实惊才绝艳，堪称一时之选，可他们那时毕竟刚刚开始。而且历史留给他们尽情发展其激情与才华的时间最多不过五六年时间。
随后那场疾风暴雨般的社会运动搅乱甚至彻底破坏了许多作家、评论家对文学的信心与创作心境。这当然是他们人生境遇的巨大遗憾，然而文学史不会就此网开一面：20世纪80年代先锋运动再轰动，也不过是一群青年天才走上文艺创作之路的开始，终究无法与西方文学大师们穷尽毕生精力、智慧苦心孤诣铸就的辉煌高峰相比。如果不被社会运动粗暴地打断，他们极有可能取得比现在更高的成就。可如今永久定格在历史上的20世纪80年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仿，最主要的还是一次以文艺启蒙为号召的文艺复苏运动，而不是一个诞生世界名著的时代。即便那些当时影响最大的先锋文学作品，也是在社会“馆蒙”的旗帜下出现和壮大起来的。如今环绕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上的光辉与声誉，多少有些名实不符。余华、马原、莫言等人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声名鹊起的文化英雄，说到底是效仿西方现代大师，以冲破既往革命理性束缚的结果。在他们的作品中，至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他们所崇拜模仿的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福克纳等小说大师的风格余韵。如果从纵向的文学史视野来看，20世纪80年代作家们出色的模仿之作在国内被视为中国文学的高峰还可以说不无道理；一旦拿到世界文坛去横向比较，恐咱就没什么原创优势可言了。可在当下这个资讯往来高度发达的“地球村”里，文学研究者的目光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狭小圈子里。倘若误把这些与外国作品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作品，当做中国当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去竞争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国际文坛荣誉，那是非常不现实的。
更何况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文化真正的黄金时段并不长久，在寥寥数年内把几乎所有现代小说样式走马灯般演练一遍之后就无以为继。当年的文化英雄们一度“先锋”之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回归传统范畴或者商业领域，甚至因为种种原因彻底淡出文艺界。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文艺高峰的戛然而止与最终湮没，对20世纪90年代文艺界精神气质普遍犬儒化、世俗化有相当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这才是今天人们以无比炽热眷恋的眼光回望以理想主义色彩著称的“八十年代”的根本原因。过度揄扬20世纪80年代文艺这一思潮的大行其道，其实并不意味着人们真的对“八十年代”中国文艺多么满意；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人们潜意识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界的现实状况强烈不满的心理折射使然。
二
可这显然并未影响到后来者将其“经典化”的热情。“过来人”胜在心态平和，同样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精神洗礼的前辈学者能够自然而然地以清醒、平等的姿态眼光审视同世代作家的作品，是以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述，能够以理性客观的评判 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可。而作为后来者的年青一代学者，20世纪90年代进入学界文坛之后，评论20世纪80年代文学时，总不自觉地带有一丝仰视和羡慕的痕迹。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随之发生了微妙变化，重心开始由“作品点评”向“史学著述”过渡：20世纪80年代之初先锋作家群的“离经叛道”引起前辈保守派作家学者的强烈不满与批评，故而文学批评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当时激进叛逆的先锋文学呐喊助威，做学理性、合法性辩护的“作品点评”，属于雪中送炭；20世纪90年代后，先锋文学早已功成名就，而某些后起青年学者之所以选择“八十年代文学”作为研究课题，只是为了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这种“供需关系”的倒置转换，也使得文学评论所应持的“中立”态度越来越难以为继……故而具有真知灼见的批评意见相对较少，锦上添花的文字越来越多。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研究不再一味拘泥甲以往传统的文本分析，形式开始向多元化演变：一是作家及其创作过程研究升温，作家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开始日益频繁地从幕后走到台前，从默默写作到公开宣讲；二是评论家一改主要研读作品的“矜持保守”，而是与作家保持密切往来，频频组织各类座谈、对话，甚至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追忆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轶事；三是传媒出版界以其强大的舆论宣传力量，成为影响作家、评论界心态的一方势力。他们出于商业热情而生造出来的各类花样翻新的评奖、过分溢美的出版名目(诸如“走向诺贝尔”之类)，只是包装推销文化商品的一种手段，原本无伤大雅。不过“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臭”，作家久处其中，少数易为虚名所动的，不免有被“捧杀”之虞。现代消费文化的利益侵蚀与人情社会的传统陋习，又使得有些作品评论事实上沦为出版商的炒作工具，愈加等而下之……
简而言之，作家与评论界原本平等健康、清淡如水的文字之交，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或许是现代社会人文气息日冷，同样行走文坛的作家文人不得不紧紧靠拢相互取暖的必然。然而评论家与作家日益频繁的零距离接触与合作，对文学批评而言实则是一把双刃剑：优点在于容易知人论世，便于透过作品肌理窥得作家深层创作动因；缺点是“近侍眼中无英雄”，作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同样是充满各类本能、欲望的凡人。学者与自己选定的研究对象保持适当距离，有利于坚持不偏不倚的审美态度。过分依赖通过与作家的私交所获得的第一手印象、材料来解读作品，至少是对自身学术思辨与艺术感悟能力缺乏自信的表现。何况从接受美学的理论角度来看，作家并没有阐释作品的专利或权威，作品一旦发表，作家的工作即已完成，创作之外的说明不仅多余，而且可能带来额外的干扰甚至误导。在西方接受美学看来，优秀作品的视域大于作者的视域，读者和文本的关系是可以超越作者的。评论家和一般读者拥有根据个人理解接受甚至“误读”作品的自由。法国结构主义者罗兰?巴特甚至有“作者已死”的名言。
文学说到底是靠作品本身赢得读者，最终靠艺术魅力与知音心灵相通的事业。作家跟评论家之间的沟通交流、对谈讨论，这种双方合作的评论方式曾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非常盛行，也的确曾经取得过非常好的社会效应。但这种方式成功需要具备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评论家必须既有作为读者的身份定位，又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对作品的赏析。对话双方应该有境界相当而且平等坦率的相互交流。境界相当才有对话的基础，彼此观点相左甚至针锋相对才能产生“复调”效应，才有利于出现智慧的相互碰撞。现在常见的对话录大多是几个人圈定一个主题，各自寻找角度展开罢了，说来说去无非异口同声，而这个声音又基本是对所讨论作家作品不遗余力地推崇揄扬，何来对话，又何必对话?
“重返八十年代文学”时，学者们最需要的，当然不是“浪漫化”怀旧与“经典化”冲动，而是真正的“理性化”审视：冷静客观地剖析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优点及其缺憾，它与20世纪90年代之间的深层精神关联，然后才能具有针对性地鉴往知来，从而更好地促进当下文学创作的发展：
首先，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空前繁荣事出有因。那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几代人压抑已久的文学激情得以“集中喷发”(程德培语)的结果，没必要把它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被夸大了的理想主义”(吴亮语)。文坛收获同样有“大小年”之别，指望20世纪80年代之后，连续出现同样规模的创作高峰是不太现实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喷发之前有几代作家的沉潜积淀，焉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是又一轮沉淀积累的开始?创作高峰不是喊出来的，要想迎来下一个文学高峰，作家、评论家们都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自我磨砺与努力，“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
其次，20世纪90年代后文学丧失以往的社会效应，不是因为作家们创作水准跌入谷底，而是中国社会文化的重心、形式等诸方面转型的结果，不要过分厚此薄彼。社会文化转型与文学相关的，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中国社会由“政治”主导向“商业”主导转型。文学家当然不必如青灯古佛般安贫乐道，但毕竟以个人的内心境界为上。以往作为‘官家婢女”的风光固然不值得留恋，嫁作“商人小妾”(经济附庸)的荣耀其实也无甚光彩可言。既然置身浮躁喧嚣的现代社会而渴望以文学安身立命，就必须有大隐隐于市的慧眼与定力，不能因一时的荣辱得失迷失自我。二是指大众文化消费的主要形式，由纸质文本向影视网络等新媒体过渡。20世纪90年代后，刘恒、朱苏进等著名作家转而致力于影视剧创作，成就颇为可观。相形之下，固守文坛者就相对冷清寥落得多。但就此感慨文学渐趋死亡大可不必，文学或许不如以往红火，但它是一切新兴媒体艺术的基础与根本。并非所有成功的作家都能够转型成功，但不经过足够的文学训练，没有相当的文学功底绝对无法成为优秀编剧。许多大红大紫的影视作品都是由成功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成，改编热映之后反过来又会促进纸质文本的畅销。假以时日，文学或许会换种存在形式，但文学者视若生命的人文精神本身不会消亡，一味杞人忧天或愤世嫉俗大可不必。
再者，重返20世纪80年代，盘点文学遗产时需要引入真正的世界文学的比较视野。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文学受惠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良多。但以往研究者谈到此处往往轻飘飘一语带过，极少深入探讨。影响所至，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严格意义上的影响研究寥寥无几。其实比较研究未必一定降低作家作品的原创价值，任何作家都是在古今中外众多前辈作家丰厚的文学遗产的笼罩下呼吸成长起来的，创造性的模仿乃是走上文坛的第一步，讳莫如深既不现实也无意义。详细探讨研究对象如何从最初对前辈名家的亦步亦趋，到后来另辟蹊径确立自己的创作个性，比泛泛而论地列举作家的艺术特征更有意义，更具有文学史价值。人们谈论真正的文学大家时，很自然地就会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讨论其文学成就与艺术个性。当代文学批评对足够自信的成熟作家作细致深入的比较分析研究，对其日后走出“国门”，进人世界文学的学术视野是有相当益处的。
“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当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重返文学现场，更不是简单的浪漫化怀旧，而是为了理性化地认清和弥补那个年代的遗憾与不足，进而超越那个年代的精神，最终创造真正属于文学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