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周期、后发优势、自增强机制的存在引致区域经济竞争中的“弯道超车”效应。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竞争中，浙江经济关键的三次赶超都发生在经济周期“U”型底部所形成的经济运行弯道。在后危机时代的“弯道”上，若能“机会窗口”关闭之前培植有效的“加速因子”，浙江经济再次“弯道超车”仍然可期。
关键词：弯道超越 机会窗口 加速因子 浙江实证
一、区域经济竞争中的“弯道超车”效应：理论解析
“弯道超车”效应来自赛车实践，目前还没有形成严谨系统的理论。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朱有志、朱向军等学者结合湖南、杭州经济发展实践，对区域竞争中“弯道超车”的存在及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竞技赛车中，由于直道上往往难分胜负，高水平车手更多选择在弯道对手减速之时，加速抢先胜出。引申到区域经济竞争中，借指处在“非常”时期的竞争对手采取“非常”之道，通过“危”中求“机”、“慢中求快”实现区域竞争中的赶超。从理论角度看，区域竞争中的“弯道超车”效应主要基于三方面：
一是经济周期理论。依据经济周期理论，经济运行会产生有规律的“枯荣交替”，相继经历上行期的复苏、繁荣，下行期的衰退、萧条。衰退和萧条阶段相当于赛车中的“弯道”。在这一“U”型底部阶段，经济增速会显著放慢，经济结构会发生重大的调整，发展格局会发生较大的变迁，为“弯道超越”打开“机会窗口”。那些适应性调整较快的经济体往往能够更早地走出危机，更快地重返经济增长、繁荣轨道，实现超越。
二是后发优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是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由于有大量先进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和利用，因此存在一种比先进国家增长更快、最终可赶上先进国家的可能性。先进国家则由于“路径依赖”、运行惯性导致的“锁定效应”进一步增强了落后国家“后来居上”的可能性。
三是自增强机制理论。经济学中的自增强理论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Ｗ?布雷恩?阿瑟（W.Brain Arthur）1988年提出的。自增强理论认为，在边际报酬递增的假设下，经济系统中能够产生一种局部正反馈的自增强机制，从而实现系统的良性循环。引申到“弯道效应”上类似于“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引发整个动力系统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可以解释为弯道初期的较小优势将在弯道及后程得以快速地积累放大，从而形成更大的竞争优势。
二、区域竞争中的“弯道超车”效应：浙江实证
基于以上界定，从国内外经济竞争实践看，“弯道超车”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国际上的例子无需赘述。
从全国区域竞争实践看，除内蒙古等个别省份外（图略），区域经济的赶超基本上发生在经济下行期的底部区域。浙江经济得以跃升到全国第四的三次关键性赶超更是如此。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浙江经济的第一次弯道超越：“弯道超越”的“机会窗口”主要是1982―1984年3年。浙江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契机，初步形成了先行者优势，缩小了与河南、河北等省的GDP差距（见表1）。
1988―1990年间浙江经济的第二次弯道超越：在这一全国经济“硬着陆”的弯道上，浙江以全国领先的出口增速相对优势实现了新的赶超，GDP总量成功赶超河北，接近河南、辽宁两个大省。这一次弯道超车的加速效应最为明显，进入直道期间（1992―1993年），浙江投资、消费实现了全国遥遥领先的超高速增长（见图2、图3）。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浙江经济的第三次弯道超越：1998、1999、2000年为这一时期的“机会窗口”，浙江出口回升速度再次全国领先（见图4），被誉为“一枝红杏出墙来”。而且这一弯道上投资的作用有所增强，也成为重要的加速因子。至“机会窗口”关闭的2000年，浙江GDP超出河南、河北、辽宁达1000多亿元，稳居全国第四（见表1）。
三、后危机时代浙江经济“弯道超车”的“加速因子”
在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第四个经济运行大弯道上，由于加入世贸之后浙江外贸的连续超高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确实“伤筋动骨”，但从出口量及市场份额看浙江外贸出口的竞争优势仍在。江苏人均GDP超越浙江省的加速因子主要体现在投资、内需利用上。尽管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已经历3个年头，但从当前发展态势看，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道路仍很漫长。必须做好“持久战”准备，借鉴以前弯道超越经验，重视研究更为有效的弯道“加速因子”。
首先，必须进一步加快适应性调整的步伐。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全省已经“忧虑过”两个五年规划了。从国内外发展环境看这次“狼”真的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环节优势的丧失并不足虑，因为这个“减法”迟早都得做。大家都处于后危机“弯道”上，家家都会有本“难念的经”，此时比拼的反而是调整的决心是否足够地大、调整的步子是否足够地快。
其次，找准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保持相对更高的投资增速。从以往经验看，“弯道”的投资弥足珍贵。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投资的效应最为直接。少花钱，可以多办事，但不“烧钱”肯定办不了事，不投资肯定无增长、无后劲。考察美国，其重大科技创新固然跟体制机制优势有关，但更是靠大量地“圈钱”、“烧钱”堆出来的。从国内外实践看，应对“弯道”，最有效的是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饱受诟病，但一遇经济危机，一定是首选。从主体看，增加投资可从政府、企业和外资三方面下功夫。由于后危机时代的“弯道”更为漫长，可以考虑在符合国家发展导向的前提下，一是抓好财政投资，目前发展阶段还是要集中财力办大事，加大对新增长极以及人才、科技、发展软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投资，助推经济转型升级。二是加大优质产业投资的引进，积极抓住世界经济后危机“弯道”时代世界产业转移加快的战略机遇，瞄准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招商选资，带动经济转型升级。三是调动企业投资，出台激励性措施，鼓励企业新上转型升级项目。要看到跟发达地区相比浙江投资还有很大空间。如果“弯道”的投资能够有效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优质资产和超越性优势，投资增速应该是“患低”而非“患高”。
第三，国内内需市场的再开拓。以往的超越经验表明，傍着高增长（或傍大款）才能高增长。尽管在2010年弯道上GDP总量超越日本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但中国崛起已势不可挡。中国将次高增长的说法叫了许多年，但世界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上还从未有过像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国内发展梯度分明的经济体，后发优势等因素的集中爆发，未来经济增速继续傲视全球的可能性更大。“十一五”浙江外贸出口增速高居全国首位。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外贸出口“东方不亮西方亮”，现在的弯道特征则是“外需不亮内需亮”。历史上浙江经济第一次弯道超越就是紧紧抓住了国内西北、华北、东北“三北”市场。出口转内需、东中西“合纵连横”，省内区域城乡均衡发展值得花更大的手笔。
第四，尽快培植新的竞争优势。主要途径是把相对的“短板”拉长，并引入新的增量。“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从长远可持续发展以及自身角色定位考虑，政府作为的重点是“四源开掘”：一是开掘新的能源，抓住21世纪世界经济绿色跃进契机，早日实现从零能源资源省迈向新能源大省甚至新能源输出省的历史性转变。二是开掘新的财源，除引入更多的服务业外资、引导民间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外，顺应金融深化，发展更多的本地金融机构，为基层政府找到更可持续的税收。三是开掘新的才源，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创业创新人才到浙江发展。四是开掘更多的资源，借鉴日本等国做法，在后危机时代通过更大力度的对外投资、区域合作、循环经济、海水淡化等途径，提高浙江的矿产资源、粮食资源、水资源的保障程度。
四、主要结论
区域竞争中的“弯道超车”具有放大效应，赶超的可信度很高。从前三次经济弯道看，尽管最初的下滑幅度更大，但浙江经济适应性调整极为灵敏。从三大需求动力看，投资与消费动力的差距（或者优势）向来不大，浙江经济“弯道超车”的主要加速因子是出口。此次经济弯道的不同之处是时间更长，浙江投资动力、内需拉力与其他省份相比差距拉大，因而超越的难度更大。目前仍处于后危机时代区域经济竞争的“胶着期”。时不我待，必须在“弯道超越”的“机会窗口”完全关闭之前，更加关注新的弯道加速因子的培植并充分发挥其“超车效应”。
参考文献：
①宋玉华. 世界经济周期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②朱有志，周小毛，贺培育等．“弯道超车”――湖南跨越发展的机遇与挑战［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③朱向军. 后危机时期的弯道超越［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孟晋霞，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经济管理。江振林，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发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