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黑结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人民艺术家、人民作家和著名小说家”之美誉的赵树理的成名大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经典的短篇小说之一。作品通过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农村青年小二黑和小芹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描写了农村中新生的进步力量同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及封建反动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主人公在新生人民政权的支持下，冲破阻碍，获得幸福婚烟，显示出了民主政权的力量和新思想的胜利。
《小二黑结婚》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农民反对封建压迫、追求自由解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弘扬了我国优秀民族文艺的传统，促进了革命文艺的大众化，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新文艺运动的发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然而，就是这么一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通俗小说，却曾经饱受争议，甚至差一点胎死腹中，险些成为文学史上永远的遗憾。
一、一桩命案
小说《小二黑结婚》创作出版于1943年。
194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难的时期。这年4月，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又一次大“扫荡”，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调查研究室工作的赵树理随机关转移到了山西省左权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芹泉镇西黄漳村。
左权县是我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所辖县，原名辽县，在1942年5月的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牺牲在这里的十字岭，为纪念左权将军，同年9月即将辽县更名为左权县，并在西黄漳村举行了隆重的更改县名典礼大会。
赵树理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开始了自己的调查研究工作。一天，房东家突然来了一位上了年纪的亲戚，这亲戚是个老汉，看上去年岁已经很大，一张皱纹纵横的脸上总是愁眉锁眼，常常一出去就是半天甚至一天，回到屋里和谁也不说话，总爱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唉声叹气。老汉经常发呆和满腹心事的样子，立刻引起了喜爱观察生活和人物的作家赵树理的好奇，他就主动上去和老汉搭话。
赵树理来到老汉住的屋里，与他盘膝坐在炕上，交换烟袋抽了两袋烟，两人一下子亲近了许多，老汉向赵树理吐露了隐情：他是来县政府告状的，他的侄儿被人暗害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老汉家住在离这里不远的芹泉镇横岭村，他的侄儿名叫岳冬至，因其出生在冬至日而得名，今年19岁，是个积极上进的好青年，年初刚当选为本村的民兵小队长，非常勇敢，曾在一次反“扫荡”中击毙过两个日本人，荣获过“特等射手”称号。大约半个月前的一天晚上，他的侄儿岳冬至被村干部叫去开会，结果一宿没回来。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汉就急忙起来想上村公所去问问情况，刚走出门外十几步就发现自家牛棚的门用铁搭扣着，且还插了根小木棍子，与他平时关门的方式不一样，顿时感到很奇怪，便随手打开门进去查看。他一进去就看见牛棚横梁上吊着一个人，吓得他大叫起来，上前一看竟是自己的侄儿岳冬至。再仔细一看，因牛棚太低、还没有正常人的个子高，岳冬至的脖子上虽然套着根麻绳，但身体还没有完全离地，双腿还半跪在一堆牛粪上。岳冬至身上伤痕累累，早已断了气，浑身冰凉僵硬，老汉认定他侄儿是被人先打死后再吊上去的，是个冤死鬼。一家人哭哭啼啼，赶忙将他的尸体放了下来。
岳家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惊呆了，他们赶忙去找村干部，询问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几个村干部异口同声地说：“岳冬至昨晚开完会就回去了，我们也都各自回了家，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上吊死的。”顿时，全家上下都被气傻了，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痛定思痛，待岳家人的头脑稍稍冷静下来以后，他们都认为岳冬至的死肯定跟昨天晚上叫他去开会的那些村干部有关。全家人经过初步商量后作出了决定，把岳冬至的尸体抬到了村长石献瑛家，但是石村长坚决否认与自己有任何关系，拒不与岳家人照面。
岳家人认为想要让村干部们主持公道来破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村里无法申冤，岳冬至的叔叔岳老汉就下定决心要越级到县政府来告状，他坚信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县政府一定会给他们讨回公道！
赵树理听到这里插嘴问道：“这个事情谋财害命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岳冬至在村里有没有仇人？”老汉说：“有，几个村干部就是他的仇人。”老汉说，他们村有一个名叫智英祥的姑娘，容貌出众，性格开朗活泼，惹人喜爱。智英祥的俊秀在整个横岭村是出了名的，村里无论年轻后生还是已经结婚的小伙子，有事没事都喜欢到她家聊天。智英祥喜欢积极上进、热情大方、比自己大两岁的岳冬至。自从大家发现智英祥和岳冬至相好之后，村里对智英祥有意思的后生们都非常嫉妒，开始对岳冬至不友好起来，特别是已婚的村长石献瑛和青救会秘书史虎山等村干部，他们对岳冬至有事没事都爱找茬儿。直觉告诉赵树理，这很有可能是一桩情杀案。
当时，根据地正在大力宣传、贯彻实施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941年就颁布的《婚姻暂行条例》和当年1月份公布的《妨害婚姻治罪法》，赵树理敏锐地认识到这个案子恰好可以配合这项工作，他就积极帮助老汉到县司法和公安部门报了案。接到报案，县公安部门指派侦查员赵晋鏖负责办理此案，赵树理就和赵晋鏖一起，带着法医赶到横岭村。检验尸体时发现，岳冬至全身出现尸斑，头部无伤，两眼闭合，嘴唇微开，牙关紧咬，颈部索沟没有充血现象，其它部位也未见异常，据此分析得出结论：完全可以排除岳冬至是上吊自杀而死的，他是被人害死的。
赵树理和公安人员一起，在村里作了深入调查。他首先找来智英祥，通过她的述说，证实老汉所言不虚。真是深山出俊鸟，这个姑娘虽然穿得破破烂烂，却掩不住她的天生丽质。智英祥哭着向赵树理诉说了自己不幸的身世。这个漂亮而苦命的姑娘原本有个安宁舒适的家，父母亲和两个哥哥都把她视为掌上明珠，宠爱备至。不幸的是几年前母亲鬼迷心窍，加入了当地的三圣教道会，该道会规定男女不得同居，故此父亲被母亲逼得外出流浪，安宁舒适的家庭从此破裂。她母亲虽然逼走了丈夫，但却不希望女儿终生独身，自作主张，硬要认一个偶然路过这里的外地富商做智家的乘龙快婿。此人已40多岁，且已有家室，智英祥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她把富商送来的聘礼扔了一地，并对母亲说：“谁拿人家的财礼，谁就跟人家去！”她的两个哥哥对母亲的做法也十分反感，极力反对。母亲感到很委屈，就在一棵核桃树上上吊自杀了。
智家破裂了，那个富商也不敢再来提婚事了。父亲在外流浪，两个哥哥整天忙于农活，追求智英祥的青年男子纷纷聚到了智家。岳冬至是个美男子，中等个头，仪表堂堂，神枪射手，武艺高强，他不论走到哪里，年轻女子也都要多看他几眼。就在前两年，岳冬至的父亲给他找了个八、九岁的童养媳养着，他坚决反对父亲的做法，只把童养媳当成自己的小妹妹看待，死活不予承认父亲定的“婚事”。岳冬至与智英祥十分般配、情投意合，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已结婚的村长石献瑛是个地痞流氓，千方百计想占有智英祥，却在智英祥那里屡屡碰壁、捞不到便宜，多次吃闭门羹后，他便迁怒于岳冬至，经常找岳冬至的岔子。青救会秘书史虎山在智英祥那里的遭遇也和村长一样狼狈，他们两人便对岳冬至怀恨在心，仿佛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俩的妻子不管自己的丈夫，反而怒火中烧，常常找智英祥的岔子。由此，智英祥基本断定，害死岳冬至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两个村干部。
调访了智英祥姑娘后，就在公安人员赵晋鏖思考岳冬至到底是因何而死的时候，村长石献瑛托人前来说合，想私了此事，他提出由村干部负责买棺木、衣服，并负担一切丧葬费用，由村里出面操办岳冬至的丧事。为了尽早破案，赵晋鏖假意应允，他对来人说：“私了可以，但事情得说清楚。”经过对石献瑛、史虎山等人的多次审讯，终于使他们认了罪。石献瑛讲述了他们的犯罪经过：4月20日下午，因有敌情，上级通知村干部们去芹泉镇高峪村开会，而岳冬至没去。我们村干部们怀疑他是乘大家不在时又去了智英祥家，所以在返村的路上，我们就商量要开岳冬至的斗争会，给他定了个“生活腐化”和“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回到横岭村，晚上就叫岳冬至来村公所开会，来开会的村干部有我、青联会秘书史虎山、救联会主席石羊锁和副主席王天保等人。原只想斗争他一顿，捆他一绳子也就算了，可他在会上始终不承认乱搞男女关系，说自己的恋爱是正当合法的，坚决不接受对他的斗争。我和石羊锁让史虎山、王天保上去捆他时，他不让捆，三人就厮打了起来。王天保拿起木棍殴打岳冬至的脊背，史虎山拿木棍殴打其屁股等处，厮打中史虎山朝岳冬至的裤裆踢了两脚，大概是踢到了肾囊上，岳冬至躺下不动了。我们原以为他在装假，过了一会儿上前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人已经断气了，我们都害怕了。后来我就让他们把岳冬至的尸体吊到他家的牛圈里，说他是上吊死的。
石献瑛的这个说法正好和法医做尸检时发现的死者身上“脊背、屁股、腰部和肾囊上有严重的黑青伤痕且踢伤肾囊是致命原因”之尸检结果相吻合，岳冬至的冤情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左权县政府司法部门经过审理认为，史虎山踢死岳冬至本应偿命，但因为踢死岳冬至是初而殴打、继而不防踢死，并非立意要致岳冬至于死地，且该犯未满18周岁，尚未成年，故从宽处理免于判处死刑，以冀自新。王天保伤害他人身体应以伤害论罪，石献瑛、石羊锁滥用职权命令史虎山、王天保捆打岳冬至应以渎职论罪。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史虎山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公权（即现在所说的剥夺政治权利）5年；王天保殴伤岳冬至身体，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剥夺公权权1年零6个月；石献瑛、石羊锁滥用职权命令史虎山、王天保殴打岳冬至，各判处有期徒刑1年，剥夺公权1年。岳冬至死后所用棺材大洋160元，葬埋时食用小米63斤、炒面45斤，由史虎山、王天保、石献瑛、石羊锁共同负担。
二、当赵树理前去听取岳、智两家的反应时，不料这两家都不同情岳冬至和智英祥的“自由恋爱”，反而认为打死岳冬至固然不该，但教训教训他则是理所当然的
案件告破，作恶者得到了应有的惩处，赵树理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原本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接下来令赵树理难以理解和愤愤不平的事情还在后头。
结案后，当赵树理前去听取岳、智两家的反应时，不料这两家都不同情岳冬至和智英祥的“自由恋爱”，反而认为打死岳冬至固然不该，但教训教训他则是理所当然的，而村里其他人竟然也都持同样的论调。
这对赵树理犹如当头一棒。他非常痛苦地发现，尽管边区政府早在两年前就颁布了《婚姻暂行条例》，规定订婚、结婚都必须男女双方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禁止重婚、早婚、纳妾、蓄婢、童养媳、买卖婚姻、租妻及伙同娶妻；尽管边区政府今年初又颁布了《妨害婚姻治罪法》，明令如有买卖婚姻者、勒索财物损害他人婚姻者、强迫不到结婚年龄之男女结婚者、不经本人同意而强迫其结婚或订婚者、妨害成年男女自愿结婚或订婚者，凡有以上行为之一者，处以1年以下徒刑或300元以下罚金。但抗日根据地的人们却置若罔闻，依然恪守着封建包办婚姻的传统习惯，遵循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横岭村位于左权县东部，太行山中段西侧，往东几十里，就是河北省的邢台和武安，薄地深山，封闭而贫穷，当地人们的思想观念十分落后又带有一股野性。当地还有买妻、虐妻乃至“一妻多夫”现象，即有的光棍汉打工挣了钱，买点面粉到相好家里改善生活，她的丈夫和孩子也一起来享用，大家都得到了好处。久而久之，丈夫和孩子们对女人的这种不正当行为也并不反对。对这样的陋习当地人们习以为常，男女双方自由交往或自主结合却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岳冬至竟然敢向这不成文的法令和传统习俗公然挑战，自作主张、光明正大地同智英祥公开搞自由恋爱、谈自主婚姻，这令他们感到不能容忍，相反，他们倒是能容忍村长和青救会秘书之流的丑陋行为，因为这在农村长期以来已是司空见惯，村民们已经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了。这样一来，追求恋爱自由的岳冬至的悲剧便不可避免。
这件事也使赵树理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他本家一个寡嫂的境遇。这个寡嫂在其丈夫去世后，一个40多岁的女人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绣花鞋、镶边裤子，脑门上还顶着一块黑手帕，用来遮盖脱掉的头发。后来，这个寡嫂又招了个倒插门的丈夫，她这个新招来的丈夫只是寡嫂的一个幌子，光知道爬在地里死受，连人类天生的嫉妒心都没有，听任她与别的男人厮混。赵树理老家还有一对儿与智英祥家极其相似的母女，母亲是个装扮天神的巫婆，对女儿的正当恋爱横加干涉，自己却整天顶着块红布招摇过市，走东家、串西家，勾引一些善男信徒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使他们连吃饭时也要端上碗跑半里路来她家门前坐一坐。山里人穷，女人象雨季暴发的山洪一样向平川流去，留下的穷汉们只能在饥渴中煎熬。村民们见怪不怪、麻木不仁、是非不分、好歹不辨的态度，令赵树理伤透了脑筋，他不禁为岳冬至的死扼腕痛惜，更为边区群众的愚昧不胜感慨。
赵树理觉得岳冬至事件是一个教育群众、宣传新的婚姻观念和新思想的极好典型，他决定以岳冬至、智英祥为原型，结合自己30多年来深厚的农村生活经历，写一篇反映封建压迫与反压迫的小说，来唤醒人们的良知，把他们从血腥的社会偏见和封建旧势力的束缚中拯救出来。
赵树理经过精心构思，以其鲜活、纯净、幽默风趣的语言，环环相扣的写作故事的结构手法，沿用他所擅长的、为群众易于接受的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式展开来讲述，在5月份就写出了近万言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不过，在小说中作家改变了事实上的悲剧结局，让一对儿有情人在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喜结伉俪。
赵树理以岳冬至和智英祥二人为原型，分别塑造了小说的男女主人公――自由恋爱的小二黑和小芹，只不过与现实生活中岳冬至被害、两人恋爱成悲剧不一样，小二黑虽然也被金旺、兴旺兄弟绑起来私自斗争，但却接二连三地被县政府派来的村长和区长主持公道解救了；不仅如此，小二黑和小芹还在区长主持下订了婚，区长教育了两个阻拦年轻人自由恋爱结合的家长二诸葛和三仙姑，金旺、兴旺兄弟也被开了斗争大会，判了刑。
变悲剧为喜剧，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意义，在抗日边区的天空下，这样的结局处理更富有时代气息，使得农村千千万万个象小二黑和小芹一样自由恋爱，却遭受旧的婚姻恋爱观念阻挠的青年男女们，好象从暗无天日的洞穴里突然发现了一片投射到眼前的阳光，豁然开朗，他们以小二黑和小芹为榜样，满怀信心地站起来争取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与传统的封建旧观念、旧习俗展开斗争。
小说中另外两个重要人物小二黑的父亲二诸葛和小芹的母亲三仙姑则来自于赵树理所熟悉的亲人和乡亲们。善良、胆小、迷信，还有些家长制作风的二诸葛主要改编自他的父亲。赵树理的父亲名叫赵和清，会打卦算命看风水，人称“小孔明”，后因给自己算卦没能算准而丧了性命，成了村里人流传的笑料。作家本家的那个寡嫂，再加上智英祥母亲的一些表现，综合构成了三仙姑的人物形象。作者在小说中也辛辣地讽刺了二诸葛、三仙姑这些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落后群众的思想行为。
三、太行新华书店负责人认为，《小二黑结婚》将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干部写成了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新恶霸，担心出版后会导致不好的社会影响
小说《小二黑结婚》刚一杀青，人们就互相传抄、争相传阅，迅速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小范围里流传开来。
赵树理最先把写好的《小二黑结婚》手稿送给支持、器重自己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兼北方局党校教务主任的杨献珍审阅，想请他提点意见。杨献珍读后，认为这是一篇通俗活泼、格调清新的好作品，又将它推荐给了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出身书香门第的浦安修文化底蕴深厚，政治水平也高，在文艺上也很内行。她看了小说稿后，对杨献珍和其他一些同志说：“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许多作家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作过很多生动的描写，在那些故事里，他们或者是相爱而不能结合，或者是结合后还是终生不幸，主人公的命运总是悲惨的，作品的情调总是阴郁的。而在《小二黑结婚》里，我们看到了一对健壮的男女青年，在光明的天地里为了自身的幸福，在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尽管阻挠他们结合的势力一时还很强大，但是他们毫不软弱，毫不动摇。在最关键的时刻，人民政权保障了他们的正当权利和要求。受封建传统思想毒害的老一辈人转变了，破坏青年们幸福的封建势力受到了应有的处罚。看了作品，谁都会为小二黑、小芹的幸福而高兴。”
她认为《小二黑结婚》是别开生面的一个杰作，是不可多得的一篇好作品。浦安修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兼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书记彭德怀的夫人，在工作之余还有一项为丈夫搜集、提供好书的特殊任务。在那个好书匮乏的年代，彭德怀一见到《小二黑结婚》，便喜不自禁地连夜阅读，拍案叫绝，大为赞赏。根据彭德怀的意见，浦安修立即向太行新华书店负责人建议尽快出版该书，并特别强调彭德怀和杨献珍非常欣赏、重视该书。
但浦安修的建议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原来，太行新华书店负责人认为，《小二黑结婚》将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干部写成了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新恶霸，担心出版后会导致不好的社会影响，因此建议赵树理将小说中那两个村干部金旺、兴旺的形象删掉。赵树理坚持认为，这是很真实的，不能抹。金旺、兴旺是混进基层政权的坏分子，小二黑、小芹是在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他们之所以敢跟村子里的这两只“老虎”进行斗争，是他们确信边区政府一定会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而新华书店负责人则认为，即便是真实的也不能这样写，这么写就暴露了解放区的阴暗面，是在给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抹黑，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一些文化领导人认为，这部小说是一本庸俗化的小故事，不值得出版，当前的大事是抗日，应当高歌边区军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而不是儿女婚事。且现在纸张很紧张，出这样的书，没有多大价值。
三个月过去了，《小二黑结婚》迟迟不能出版，赵树理又将书稿取回，再次交到杨献珍手中。于是，杨献珍就亲自去找彭德怀反映这一情况。彭德怀听后很生气，表示要坚决支持小说的出版，他略一沉吟，挥毫在一张纸上为该书写下了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作品还不多见”，并特别解释说他这个着眼于“调查研究”的题词或许能起点作用，对于不懂文艺的自己来说，这是头一次“班门弄斧”，但愿也是最后一次。尔后，彭总又专门请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将自己的题词转交给太行新华书店。于是，1943年9月，扉页上印着彭德怀题词的薄薄22页、土纸铅印本《小二黑结婚》就顺利地出版了。
四、《小二黑结婚》出版后的盛况，真是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作为一篇雅俗共赏、风格独特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刚一问世便受到老百姓的空前欢迎，它不胫而走，农夫村妇争相传阅。太行新华书店的文艺作品一般印刷2000册就已经达到饱和点了，这本封面上印着“通俗故事”的不起眼的小册子第一版连印了2万册还仍是供不应求。翌年3月，新华书店决定重新排印，再版2万册，并特加以说明：“这本为老少爱读爱听的自由结婚的通俗故事，自去年9月出版以来，风行一时，不几日就卖完了，本店为满足各地读者的需要，特再版发行。这次是用大号字排印，并附有趣的插图。”与此相伴随的是老百姓在田间地头、饭桌炕头念叨《小二黑结婚》的生动情景。农民们宁可省吃俭用从牙缝里节约出来点钱，也要去买本《小二黑结婚》来看，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
与此同时，由武乡光明剧团等根据地文艺团体带头，数以百计的大、小剧团纷纷用武乡秧歌、襄垣秧歌、中路梆子、上党落子、蒲剧等形形色色的地方戏曲形式，将《小二黑结婚》的故事搬上舞台，到处演唱，边区老百姓如痴如醉，总也看不够。每逢有演出，就连一、二十里外的老头子、老太婆、大闺女和抱着孩子的小媳妇，也总要打着火把，翻山越岭，来一睹小二黑和小芹的风采。
除了太行山区，这部小说还在冀中、山东、晋绥、淮北根据地等地出版发行，还流传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敌占区。据初步统计，光解放前的版本就有十多种，如新华书店1946年版，东北画报社1947年版，东北大学1947年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7年版，山西吕梁教育出版社1947年版，东北书店1948年版，华北大学1948年版等等，解放后出版印行的次数就更多了。此书还被译为俄、日、法、捷、罗马尼亚、越南、挪威、印尼等多国文字，先后在国外出版了50余种版本。再后来，它还被搬上银幕，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同小说受到人民群众狂热追捧相反，太行山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同行则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冷淡，众多的报刊杂志也都在一段时期内一律莫名其妙地保持沉默。有人摇头说那只不过是“通俗文艺”，还有人冷嘲热讽，说这是“海派文艺”。在《华北文艺》1943年10月号上，一位刚从外地来太行文联工作的同志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写了一篇肯定小说的评论，立即招来了文艺界有些领导的批评，他们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针锋相对地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恋爱的爱情婚姻琐事没有什么意义。
杨献珍看了这篇文章，气不打一处来，要写文章进行批驳，浦安修也表示支持。但彭德怀却不紧不慢的对他俩说：“你们不必为此事急于去打笔仗，老百姓心里自然有杆秤，总会有人站出来讲公道话的。”彭德怀既有此话，杨献珍也只好暂时作罢。然而，当听到有人说《小二黑结婚》是“海派货色”时，他还是禁不住拍案而起：“抗日英雄小二黑和妇救会积极分子小芹竟被污蔑成十里洋场的蝴蝶鸳鸯，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当即上书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请求主持公道。邓小平为此在好几次会议上针对《小二黑结婚》的遭遇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错误的文艺观点，但这并没有消弭一些人对《小二黑结婚》的批评和攻击。倒是彭德怀一副颇有信心的样子，依然要杨献珍耐着性子等待“公论”。
1943年年底，彭德怀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他的另一部小说《李有才板话》送给了在延安的毛泽东。赵树理的小说以通俗见长，面向工农兵大众，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毛泽东特意向延安文艺界推荐了赵树理，并说：“太行山出了一个了不起的青年作家！”直到1962年，毛泽东在调看了评剧《小二黑结婚》的影片后，还称赞它“讲明理，通神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此同时，文艺界一些知名人士郭沫若、周扬、茅盾等也纷纷著文盛赞这两部小说的成功。著名作家孙犁也写专文评价赵树理，称赞“他的小说，突破了此前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在众多评论中，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于1946年8月26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格外引人注目，他在文中为“小二黑”正名，称《小二黑结婚》是“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接着他又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专论中写道：“作者是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讴歌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势力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称赞“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最后指出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这篇文章从此结束了文艺界对《小二黑结婚》的争议。
郭沫若、周扬、茅盾这三位“文坛巨头”的富有权威性的评价，尤其是周扬的评价，基本确立了赵树理在文坛的地位。在这个背景下，在1947年7月25日召开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主持文联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长陈荒煤在集中大家的意见后，作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响亮的总结发言，发言中说：“我们觉得，应该把赵树理同志的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为了更好的反映现实斗争，我们就必须更好的学习赵树理同志！大家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吧！”
《小二黑结婚》这部赵树理的成名作与赵树理稍后创作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随着“赵树理方向”的确立，成为了文学经典，被视作代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文学典范，成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争相学习的范本。赵树理成为解放区无人不知的“名人”。
赵树理成名后，许多国际友人慕名前来采访他。1947年2月，赵树理在河北武安县冶陶村接受了美国记者贝尔登的采访，这位外国记者在其后来写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这样写道：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以小说《小二黑结婚》为标志，中国新文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没有小说《小二黑结婚》，新文艺运动一时还找不到适当的形式来体现和展示；没有新文艺运动，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不会得到革命性的大转变和历史性的大发展。无论历史如何发展，无论新文艺运动如何评论，这一点是永远不能否定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时间已经证明，它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五、几个人物的归宿
《小二黑结婚》使“小二黑”闻名全国，但其原型岳冬至很快就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淡忘了。岳冬至死后，智英祥并没有得到村里人的同情，她在横岭村呆不下去了，事发几个月后就被她的哥哥智魁元送回了老家河北省武安县（今武安市）管陶乡盘根村，这里与左权县是邻县，地处晋、冀两省交界的山区，当时村里人都很穷。智英祥小时候在老家也订有“娃娃亲”，但此事很快就在老家传开了，她也没能与“娃娃亲”丈夫完婚，便在当地嫁了个当兵的，随后就远走黑龙江，一生再也没有回过横岭。
史虎山、王天保、石献瑛、石羊锁四人判刑后被押进了左权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西黄漳村的县公安局看守所。入狱后不久，日军又进攻根据地，四人被转押到邻近的武乡县一处煤矿的竖井中。一年后又因局势动荡，四人一并被释放回家。史虎山在狱中就已经得病，出狱后没多久就不治而亡了。他家里有媳妇，后来又多次改嫁，而后不知下落。
岳冬至父亲给他订亲的那个童养媳，则在他死后远嫁到了上百里地外的旗枝村。
当事人的后人也没因那件事而结怨，用村民们的话说，几家人的关系后来处得“都不赖”。
2005年，“横岭惨案”最后一位当事人石献瑛病故。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智英祥也曾给还住在横岭村的老父亲来过几封信，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封记载着智英祥病亡消息的来信给她的人生历程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