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大约是在1999年5月，我收到了李南邮寄过来的那本《李南诗选》。那时我们差不多刚刚认识(我们一起参加了在山东聊城举办的第十五届青春诗会，同在梅绍静老师的那个组里)。那是一本薄薄的、黄颜色封面的小开本诗集，封面上饰有一幅女性画像，那位女性的眼神里透漏出一种安静而幽深的哀伤。
读完诗集，我给李南写过一封信，信中谈了对她的诗的阅读感受，也谈到对她的直觉印象。那本诗集里，开篇之作《在人间》，短短只有五句，我却印象深刻：
――每每想到你那稚嫩的双脚
就要涉足这沧桑的人世
我总是
在初夏的风中，止不住
伤感地落泪
依我看，这五句诗预示着李南诗歌写作的一种方向，一种氛围，甚至一种命定。在诗中，李南总是试图直接写出各种各样的心痛！心怎么痛就怎么写，写得坦然，写得直接，毫无掩饰，好像只是写给自己的内心看。在后来我读到的李南的诗中，一直一直都能读到“孩子”的形象。 “孩子”成了她倾注母爱的最佳对象。这母爱是母性之爱，像泥土一样厚实湿润，又像天空一样涵盖一切。所以我说，李南是一位母性诗人。唯有她这么广阔、这么持久、这么无怨地，动用母性那特殊的感人力量，并且以受苦母亲的喑哑嗓音，唱出了一首首几乎被心痛浸透了每一个字眼的诗篇。听一听她的《呼唤》：
在一个繁花闪现的早晨，我听见
不远处一个清脆的童声
他喊――“妈妈!”
几个行路的女人，和我一样
微笑着回过头来
她们都认为这声鲜嫩的呼唤
与自己有关
这是青草呼唤春天的时候
孩子，如果你的呼唤没有回答
就把我眼中的灯盏取走
把我心中的温暖也取走
结尾两句使美和爱在诗人内心中融为一种人性之善。我相信，爱、美、善，这三个字将贯穿李南的生命和生活；甚至可以说，这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的三个字就是李南诗歌的源泉和土壤。它们有力地支撑着她的生存信念。她生存着，日常而艰难；她奔波着，常常看见什么；她承受着，有时几乎垮了；她啜泣着，因为除了诗无处可诉说。
如果说在《李南诗选》的那些篇什中，爱更多地是和美结为伴侣，那么在近些年的诗作中，爱已经同善牢牢凝结在一起，因为善更是李南幽深的本性。现在，她不管走到哪里，都在“看”，都在“想”。当然，“看”和“想”在她眼睛里和大脑中是同时发生的。对周围景物的这种长久而自觉的关注，赋予她一种奇特的转换能力。她看到的场景总是能迅速地从外界转人内心，然后再经过内心的发酵和过滤，最终缓慢地结晶为简练而凝重的诗篇。
如果说一个诗人的内在气质有着某种先天的生成性，那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略生存经历对这一总体气质的磨损和凸现作用。具体到李南，我觉得，她的诗歌写作完全受到她内在气质的推动，而生存经历正是凸现她的内在气质的最重大因素。内在气质决定了她必须是一位抒情诗人，纯粹意义上的抒情诗人。从她写第一首诗开始；她就看重心灵的纯洁和开阔。她对语言的态度与其说是友好的，不如说是信任的。她像信任内心一样信任一个个具体的词语。当她动用词汇的时候，总是暗含着一个先决条件：这些词汇必须经过她内心的浸染和打磨，必须符合她灵魂喘息的强度和声音。
她之所以写得少，是因为她的句子需要更多的发酵时间，是因为她相信过分地捏弄词语简直是对内心声音的一种冒犯。也可以说，她只有“心痛”时才会吐露词语。她忙碌地生活着，宽容地爱着一切，而生活也时时闪现给她一点点亮色，一点点美，这足以让她的眼睛发亮，让她的内心有所感动。
在李南的心目中，诗人形象同歌手形象仍然是合一的。她的手在写，她的内心在唱，两者是呼应的。她相信她的歌声从内心出发，也能抵达内心；她希望她的词语由灵魂分娩，也会感动另一些灵魂。这种近乎神圣的、总是期望过高的内心状态，本来可以让她像许多别的诗歌写作者那样，就止步在浪漫的抒情阶段。
但她的认真，她的坚韧，她的悟性，尤其是她对美和爱的信仰，使她既顶住了来自生存的日常压力，同时又把她的灵魂骨骼磨砺得足够结实。也许她的抒情气质本来就是从大地和人群中间升腾起来的。同现代诗人普遍的外在破坏欲和内心破碎感相反，李南更相信诗歌的建设性力量。在她的内心中，有一种可贵的完整性，在她的生活中，则有一种难得的朴素性。在她那里，诗歌的分量确实跟诗人的内心分量有关。至于未来的写作，正如她自己敏锐地道破的“诗歌不可能永远停滞在传统的审美状态中，它至少要涉及属于现代人的新的感情成分。”这句话让我相信，以后她一定会更重视对作为现代诗歌本质之一的言语活动的自发性的体察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