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泾源县处在巍峨的六盘山下，是一个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在外人看来，这里俨然是一块不错的风水宝地。可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不这样想，由于这里也是“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贫瘠落后的物质生活影响和制约着这块土地现代文明的进程，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一起并存于这片神奇的土地，在稍显封闭地理环境中，我们看见的并非是让人神往的桃花园式的乡土世界，更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民间社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乏冷漠与麻木，愚昧与落后，仍然在延续着国民劣根性的常态表现。在这里，启蒙不但没有过时，没有成为明日黄花。相反，这片土地上更需要启蒙精神的注入，更需要一位像五四先哲一样的人物来为这片土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杨友桐，自觉地肩负其启蒙的重任，他既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者，同样又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理想主义者。他用他那只犀利的笔去触及与剖析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复杂，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去透视人性的善与美，恶与丑。同时，他用一种温柔的同情心与深刻的悲剧意识对人的命运进行着热情的关注，对未来的生活表现出美好的向往。正如有论者如此评价他的小说“对历史与现实的审视与批判，对人性劣根性的无情揭示与鞭笞，使杨友桐的作品始终充满一种严肃与庄重，理性与圣洁，深刻与思索。对乡民风俗的稔熟，和对人情世故的练达，使杨友桐的作品具有了一层民间底色，而批判精神的注入，又使其绘就了一幅乡村版的‘官场现形图’”。
近几年来，我们在审视西海固地区的文学创作时，经常听到种种的不满，人们深切地期望西海固的文学能够摆脱“苦难美学”和“虚假诗意”的阴影去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去还原一个真实的“西海固”。这种殷切地期盼在杨友桐那里得到了实现。当读了杨友桐的小说后，很欣慰地感受到他正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写作立场对社会现实进行重新逼近并进行了严肃地审视。在杨友桐的笔下，社会责任感与问题意识应运而生，注入民间社会的批判精神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写作，写出了“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董强译，2008年版，6页）
作为西海固出来的作家，杨友桐也习惯于书写乡土，尤其是那种难以割舍的故土情结。但杨友桐的乡土小说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是，他没有把故土写成抚慰灵魂的精神家园，充满诗意的理想圣地。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逼近现实的乡土世界。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乡土没有了田园的诗意，没有了乡土固有的淳朴与善良，没有了刻意美化的诗意生活，有的是一个凝结着更为深刻与思索的“真实”的乡土。在这个“真实”中，人与人之间，人与故土之间，不再变得那么亲密无间。《别了，故土》中的李刚在新的政策下，通过自己的汗水与智慧过上富裕的生活，却招来村支书的嫉妒，老支书用尽心思逼迫李刚离开了“贫瘠的故土”，去了吊庄。此时，贫瘠的不仅仅是故土，更是“思想与精神”。《吊庄》一文揭示出了移民者新的生存困惑：从故土来到吊庄依旧无法摆脱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闭塞，同时，更为移民者愤怒的是，吊庄的人在城市人面前成了可怕的和另类的人群。中篇小说《少爷还乡》是一篇对故土进行严肃审视与批判的力作。小说中的故土到处充满着狡诈与欺骗，自私与卑污，当二少爷这个特区老板被自己的亲戚欺骗后，对回归故里产生了失望与伤感的情绪。我们发现，在杨友桐的乡土世界里，到处体现着作家内心与现实的冲突，流露着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焦虑，表现出作家情感上纠结与矛盾。尤其是对故土的热恋与失望交织在一起，在作家的情感世界里呈现出一种复杂的难以名说的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杨友桐笔下的乡土是经过理性思维过滤的，因为作家本身与故土的这种熟悉的体认程度，决定了杨友桐不会写出瞒和骗的作品去误导读者，切实地正视乡土世界的生存问题与精神现状正是他创作的独特之处。在他看来，最大的淳朴、善良、厚道来自于农村，同样最大的凶恶、残忍、毒辣也来自于农村。农村是一个真善美、假恶丑汇聚最集中最典型的地方。所以，在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中，我们也就不难看到，杨友桐既写出了《遍地鲜花》这样感人至深充满温暖的作品，同时也写出了《代表》《位置》《一票之谜》《记得当年草上飞》这样揭示人性带有批判气息的佳作。小说《代表》好似一幅群丑图，当牛犊作为县人大代表以后，醉心权力的那些人用尽一切手段讨好牛犊，但牛犊不为之动容，把别人送来的钱捐给了教育基金会。与牛犊的高风亮节相比，其他的人显得丑相百出。类似的作品《位置》把这种丑陋带到家庭，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一部“家庭版”的《变色龙》，作为机关党委书记的方正玉退休回家以后受到家中亲人的鄙视和嫌弃，赋闲在家的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后在林场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成为新闻人物，此时亲人一改原先的脸色，为了林场而开始主动示好，但方正玉临死之前还是将林场捐给国家。这两篇作品都是通过人物的对比，将人性的美与丑放在一起展示，不动声色的讽刺手法的运用，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突出鲜明，同时又提升了作品的艺术内涵。后两部作品的写作，他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乡村写实，而是在具体的书写中彰显出人性恶的泛滥。《一票之谜》描写的是一个几乎可以从地图上抹掉的崇岭村的选举风波。崇岭村在选举村委主任的时候，由于在清点选票的时候多了一张，导致选举的失败。针对这一张选票，村书记张云进行了调查，同时也面临着上级领导的多方指责。更有甚者，作为候选人的秦智为了赢得村委主任的头衔，不惜搞得“剑拔弩张刀光剑影”。归根结底是因为充满诱惑的权力能够带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小说从另一个侧面也揭示出农村法制化建设进程的落后，暴力依然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像这样的选举，在中国很多地区还很普遍，特别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政治选举，不仅滞缓了中国现代化的民主进程，更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杨友桐用小说的方式将这些问题揭示出来了，虽然小说整体情节的设计上还略显牵强与仓促，但主体故事的演绎却充满着叙事者对乡村现实社会的强烈批判。中篇小说《记得当年草上飞》把这种批判伸向了历史。曾经那个叱咤风云、野性十足的草上飞被擒以后，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遭受了非人的待遇，直到有一天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逃离了这个地方。小说对草上飞的刻画用了两种笔墨，年轻时的小豹子充满着野性、粗野、狂暴，无拘无束，而被擒后的草上飞受到非人的折磨，不断地接受批斗与改造，在现实生活的面前，尤其是全家人的生存问题，草上飞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萨特说过：一个人的饥饿比世界上所有的书籍意味着更多。很显然，作者对前期的小豹子是欣赏，而对后期的草上飞更多的是报以同情。当作家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并不是简单地通过草上飞的个人命运遭际来控诉那个特殊的年代。小说更为深刻的是表现出人性恶的迸发，像王胜这样的人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并不少见，他们“凭借着整人往上爬，以整人为工作，以整人为目的，以整人为快乐”。正如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说：他人即地狱。杨友桐写的不单单是王胜一个人，而是一种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普遍性人格。这种人格开始借助革命的名义显得理直气壮，后来又被阶级斗争所鼓舞，更加横行无忌。事实上，没有文化的人群从来都是从简单的层面上去理解革命，要么把革命变成一种破坏性行为，要么把它当作自己称王称霸的手段。待他们的身价得到提高后就会忘乎所以得涨大自己的人格去任意摆布眼前的世界。王胜给人的启示就是：如何使农民获得文明的教养，以便他们能以宽容的胸怀、柔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他们只会给人们造成恐怖。杨友桐由于将批判的触角伸向了历史深处，使得这种审视与批判更加深刻，同时又未仅仅地停留在历史的表层，而是不断地去挖掘人性的深层内涵及其探询造成人性丑恶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两篇小说，杨友桐告别一种宏大的叙事姿态，从故事的细微之处入手，用一种低沉的叙事去再现乡土之中的“罪与罚”，长期以来西海固乡土文学的神话被杨友桐的现实主义创作所解构与消解。
杨友桐的小说创作在审视人性的过程中，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他洞察出了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种隔膜不仅存在于代际之间，更为严重的是，维系人们之间关系的感情在利益的驱动下变得孱弱与无力，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互相仇恨。小说《隔膜》看似是写出了父子之间的隔膜，实际上，作家的着眼点是想表现父子之间的文化差异造成认知上的隔膜。父亲锁尚贵进城遇到的种种困境，力在说明深受农耕文化浸染的父亲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儿子为了不跟父亲回农村成亲，找了自己车间的一个女同事假装是他女朋友来欺骗父亲，这种善意欺骗的背后隐含着当下存在的众多社会问题。《堂嫂》是一篇体现作家优秀品质的小说，小说中的堂嫂为了生存，靠出卖自己的肉体换取幸福，结果招来了众人的唾弃，尤其是遭到堂哥的毒打和“我”的冷漠，失去尊严的堂嫂选择了自杀。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文本中极力去召唤一种对陷入悲惨境地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不幸者的同情与怜悯。《种瓜得豆》是一篇因隔膜引起的悲剧。禹昕怀疑老婆吴妍生的儿子不是自己的，这种猜疑不断升级导致双方最终离婚，儿子在这种冷漠的环境中长大。当儿子遭遇车祸死亡后，此时的禹昕抱着儿子才良心发现后悔莫及。《我本不愿离开你》和《我的寂寞无人能懂》是两篇涉及婚外恋题材的中篇小说，也许是触及了社会伦理问题，我明显地感受到作家写作的紧张，不过紧张的写作里面往往蕴含着一个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单从小说题目而言，看似是一个情感上的冲突，实际上小说思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造成的伦理范畴下的内在危机。《我本不愿离开你》其实是一场婚姻的骗局，女主人公吴莹用欺骗的手段获得了云辉的爱情，但婚后云辉发现吴莹庸俗的真相，绝望之极的云辉在维纳斯的那里得到了精神与肉体的洗礼与升华。吴莹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后，疯狂地报复云辉，使得这场婚姻也就宣告结束。离婚后的云辉和吴莹才发现，其实双方都已经习惯了家庭的生活。失去了外在的家庭生活导致了他们内在的人性挣扎与精神冲突，冲突的形成以及缓解，都在言说着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面前所遭受的伦理困境。这种思考在《我的寂寞无人能懂》中得了强化。小说中的李航从中学进入政府工作，本是一件很光耀的事情，但进入政府部门以后才发现自己在官场的种种不适与困境。尤其是发现自己老婆与领导的关系之后，李航的人性中开始迸发出仇恨，曾经敬仰的领导，曾经挚爱的娇妻，都成为了他仇恨的对象。并且李航把这种仇恨转化为一种歇斯底里的报复，当领导倒了，妻子病了，李航为报复成功高兴之余才发现自己平添了更多的是孤独与寂寞。这两篇小说创作可谓是杨友桐创作的转型之作，然而对作家而言一脉相承的文学观念还是渗透其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作家创作的焦虑所在，那是作家内心深处与现实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他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进行了形而上意义的思索，上升到一种社会问题的高度，同时，作家在揭示与批判事实的同时，用一颗充满挚爱的心灵给予理解与同情。《我本不愿离开你》结尾处吴莹把房子打扫一新，忍着悲痛离开了曾经带给自己无限幸福的小屋。《我的寂寞无人能懂》结尾处写出李航的痛苦、无奈与孤独。早期的《天命之年》，作家还能够让两位偷情的夫妇重归于好，给予一个美好的结局，但在这两篇作品中，作家以悲剧结尾，更加融入了作家对生活深沉的思索，作家实质上为我们道出一个人生哲理：在婚姻爱情面前，男女之间一旦反目成仇，他们都是失败者，没有成功者。
杨友桐也并非总是绷着面孔横眉冷对，近期创作的《遍地鲜花》一经发表就获得好评，获得固原市文艺评奖一等奖，虽然仍是一篇故土难舍的作品，但这篇作品里面，情景交融，诗意盎然，将故土难舍之情融入在对故土景色的描写之中。《执子之手》就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对寻常夫妻，如何在经历了诸多人生波折后，仍能相濡以沫。故事写得非常朴实，在平淡的生活中，夫妻之间绵绵的情义，“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爱情坚守成为这篇小说最为动人的一面。
杨友桐走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书写的道路，但现实主义对杨友桐而言并非只是简单的创作方法，更是一种高贵的精神气质，一种严肃的价值立场，一种悲悯的情感态度，一种与现实生活发生紧密关联的方式。他的小说提供了一种新鲜的经验，它是这样一种修辞经验与写作策略：赋予形象化而又质感的生活语言与朴素的叙事方式以神奇的力量，让读者通过客观的人物形象与画面与人物相遇，既感受到丰富的诗意情调，又能体会到作者的心情态度。同时，小说在结构的设置上，形式多样，故事之中嵌套故事，“一步三回头”，倒叙，插叙等叙述手法的综合运用。在他的小说中，如诗如画的景物描写发挥着巨大而丰富的修辞功能。
作为西海固的作家，几十年的教书育人的生涯，使杨友桐养成了坦诚面对生活的品质，农村出身的他，深刻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艰辛，对于底层农村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的熟悉，促使他不会去做违心地美化。读他的作品，我们感受到是真诚与真实，他那种重逼现实的勇气，让我们重新地去认识和审视西海固的乡土生活。他是一个在生活面前努力过的作家，他对现实生存的精微洞察，对人性复杂性的独特发现，对人的悲剧本质的警觉，以及异乎寻常的叙述耐心，都将会使杨友桐成为西海固作家，甚至宁夏作家中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