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拥有深厚佛教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古代佛教藏书在寺院藏书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古代封建保守专制的文化价值观对佛教寺院的藏书活动产生的影响与其他藏书活动既有共性也有独特性。本文简要介绍了我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活动，将文化价值观对佛教寺院藏书活动的三方面的影响加以分析，分别为：佛教寺院以藏为主重藏轻用的藏书形式，佛教寺院藏书构成的多元化以及佛教寺院秘藏活动的开展。
关键字：佛教藏书 寺院藏书 文化价值观
1古代佛教寺院藏书活动
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主体包括四个方面，即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以及寺院藏书。作为拥有深厚佛教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古代佛教藏书在寺院藏书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佛教东汉初年传入我国[1]，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藏书的兴起阶段，三国时期，形成南北两个佛教中心：北为洛阳，南为建业即今日南京。随着寺院增多，佛经陆续的译出，寺院藏书渐成规模。梁代佛教更加盛行，寺院藏书丰富，到隋唐时期进入佛教寺院藏书的鼎盛阶段，此阶段佛教寺院藏书的数量、质量和种类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并且写经活动持久不衰。此后一直到清朝，是佛教寺院藏书活动稳定开展的阶段[2]，佛教寺院藏书对我国佛教文化的孕育和传承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2文化价值观对佛教寺院藏书活动的影响
2.1以藏为主重藏轻用的藏书形式
自人类走入阶级社会以及私有制的产生，阶级之间就存在着这样一个现象：即社会文献的主宰者孤立其他阶级，将信息专制地隔离，以起到迷惑控制其他阶级的目的。我国古代的社会文献都被其主宰者以“藏”的形式掌控着，不允许其他人接触使用文献信息，这样便能给文献信息笼罩一层神秘感，将其提升到供人尊崇的地位，进而维护主宰者自身文化正统的垄断地位，这种以藏为主重藏轻用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因此而导致的文化垄断风气也直接影响着我国古代藏书文化。
佛教寺院文献收藏活动是我国古代藏书活动的特例，宗教的本质决定了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宗义的传播、推广与流传，让更多的人接触佛书中的经文奥义、广纳信徒是佛教自身职责所在，与其他文献收藏活动所尊崇的“以藏为主，重藏轻用”的形式相悖，也与主宰者垄断文献信息这一原则相悖，但佛教寺院藏书其依然采取藏经楼的方式进行收藏活动。
部分佛教经书以珍本、孤本或善本等具有文物收藏价值的形式存在，因此将其妥善保管传承后世是明智之举。除了佛教经书的这个特征外，社会历史环境、文化价值观念也都影响着佛教寺院藏书活动，因此佛教寺院藏书活动依然以藏经楼的形式主要有一下原因：
（1）宗教本身的神秘性。宗教本身属于哲学的范畴，佛教的经文教义影响的是人们思想，试图改变的是世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佛教以及任何宗教都以这种神秘的姿态存在着，才能获得人们的信奉与追随，而藏经楼正是一种物化的、现实存在的神秘象征。
（2）受其他藏书活动的影响。在保守的封建社会，自古传承下来的藏书形式很难打破，何况这些形式是长期经验的积累，有其合理性和应用性。佛教藏书吸收以往的藏书形式顺应了当时的历史环境。
（3）佛教受统治阶级制约。佛教本身是统治阶级控制百姓的工具，佛教经文以“藏”的形式存在，才不会衬托出官府藏书“藏”的特征，才不会打破文献信息主宰者进行文化垄断的局面。
2.2佛教寺院藏书构成多元化
在文化垄断风气影响下，各阶层人士除了觊觎社会文献主宰者的身份，也推崇文化知识，更多的人从无知蒙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追求文献知识的自由共享，这些意识形成了文化反垄断的力量来源。从统治阶级的官府藏书，再到非统治阶级的私人藏书和书院藏书，社会文献经历了从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到掌握在多数人手中。春秋战国诸侯纷争、战事频繁，文献信息逐渐散落民间走出统治阶级，“士”阶层的出现开创了文化信息传播碰撞的繁荣局面，虽然伴随着统治阶级的负隅顽抗，都不敌人们对文献信息的反垄断，时代的更迭，社会的变迁，也印证了这一趋势。
佛教寺院藏书与其他三种藏书活动不同之处在于，作为外来宗教，佛教文献最初是从少数人取经、译经、抄经开始的，三国时形成的南北俩个佛教中心共译佛经201部435卷[2]。宗教本身具有的传播性、推广性，佛教所倡导的思想理念得到了政府的与人民的认可。从隋开始，政府动用官费，为佛教的写经事业提供固定经费。
另外一方面，佛教获得了人民的拥戴。其传播的思想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抄经、学经、写经的事业中,到佛教鼎盛的隋唐时期，善男信女不仅捐赠钱物，还会亲自抄写研学经文[3]。由于寺院藏书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人们能够接触更多的文献信息，因此佛教寺院渐渐成为文化的中心，不仅名僧辈出，更有许多文人雅士汇聚于寺院，文人僧侣切磋学问，谈经论道，佛教藏书能够得以更好的利用，加之寺院的稳定性较强，不易受外界政治、人事王朝的干扰，虔诚的信徒愿意将私人书籍赠与寺院收藏。
以上原因导致了宗教文献收藏的一个特征：藏书构成多元化。佛教寺院藏书来源主要有官颁、捐赠、自购和自抄自印。其中佛教用书占90%，非佛教用书占10%[4]。寺院所藏佛教经书俗称“内典”，大致类型有：大藏、大藏之外的单本译经、大藏之外的中国僧人撰著、疑伪经、宣教通俗文书、一般寺院文书、其他文字佛教典籍等。
由于僧侣们作为佛教经文的传播者和学习者，在译经、写经的过程中，都需要丰富其他文化知识作为基础，而且宗教尤其是佛教，也承担一部分的教育职能，加之寺院稳定性较强，在保存文化典籍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传世久远，是颇为理想的藏书之所，各界人士愿意将私藏赠予寺院收藏，所以佛教寺院的藏书构成里会有10%的非佛教用书。寺院所收藏的非佛教图书，在佛教界通常被称为“外典”、“世学”、“非佛书”等，大致有世间常见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包括医书、字书、阴阳、志书、法书、蒙学著作、通俗读物、道教等其他宗教图书、僧人自著的诗文等非佛教著述，还有普通经济文书、年谱、家谱等。[5]
2.3佛教寺院秘藏活动的开展
政府支撑宗教发展，宗教尤其是佛教弘扬真善美，淡泊名利，抛去七情六欲，非常适合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思想。政府自隋朝开始就动用官费支持佛教的写经事业，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操控佛教，使其成为向百姓灌输消极被动思想的工具。
伴随社会文献走入民间，促进了人民知识信息文化的传播、碰撞，统治阶级的统治方式也从最初的充满神秘色彩的统治到更加理性的统治，统治者逐渐接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开始允许人们研学典籍、进行文化学术的创新，并且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学术史上的繁荣――“百家争鸣”[6]。统治阶级希望依靠佛教这样一个深受人民拥戴的宗教，实现其阶级的利益，因此推动佛教事业蓬勃发展，佛教寺院这样的文化学术中心孕育出许多学问渊博的高僧和知名的文人雅士，学术和佛教文化得以发展延续。
但无论民间学术还是佛教文化的发展都与我国古代专制保守的价值观相悖，是统治阶级所不愿看到的，担心其势态扩张会影响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历史上也出现了特殊阶段，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各国史书、私藏文献及诸子百家之书惨遭浩劫[6]。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两次灭佛，废寺焚经，写本被毁不计其数[4]。武宗会昌五年毁教运动，寺院破坏严重，佛教藏书损失极大。在某些特定阶段会有摧残毁弃宗教文献的现象，推进了密藏活动的展开，
石经就是佛教在这些特殊阶段吸取教训而创造出来的秘藏活动之一，石经这种特殊的藏书形态载体稳定，有益保护佛典。为了保护佛典免于政府损毁和战乱影响，佛教徒在深山洞窟凿刻石经，如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河北武安北响堂的《维摩诘经》，最著名的要数隋代的时期保存至今的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石刻佛经，有1.5万余石，近千部佛经藏于半地下。[4]
另一种秘藏方式是把典籍藏于佛阁密室之中，例如著名的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1900年6月22日，王圆?道士在敦煌第十七窟莫高窟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藏经洞共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4]
前人通过秘藏的方式将这些珍贵的典籍资料和艺术品保护下来留给后世，对佛教文化和民族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秘藏活动是宗教文献收藏活动区别于其他三种收藏活动的显著特征。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佛教寺院文献收藏活动的以藏为主，虽然如同其他三种文献收藏活动重藏轻用，但佛教藏书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促进了社会文献信息的流通和共享，丰富了佛教寺院的藏书构成。我国古代封建保守专制的文化价值观对藏书活动的阻碍一方面令佛教藏书蒙受损失，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秘藏活动的展开，因此我国佛教寺院藏书活动与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价值观息息相关，是我国灿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 朱绍候,张海鹏,齐涛.中国古代史[M].福建人民出版,2004.7
[2] 沈春樵.开放寺院藏书弘扬佛教文化[J].图书馆论坛,2004.4
[3] 徐寿芝.古代寺观藏书及整理[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3
[4] 张美莺.中国古代寺院藏书, 中国佛学网，https://www.省略
[5] 许磊.我国古代寺院藏书简论[J].文献，2002
[6] 崔国芳。中国古代文献收藏活动与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分析[J]. 江西图书馆学刊，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