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高粱家族》是一部新时期以来影响巨大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是莫言的代表作。作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的领军人物，莫言以其开创性的写作理念和独特的语言风格，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崭新的、多元化的叙述视角，为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展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空。该文章将主要应用“叙事学”和“电影学”两个不同领域的学术理论对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视角选择的“独创性”进行多层次解读，也为《红高粱家族》对于“莫言世界”的完美呈现在视角选择方面的成功提供一些理性化的解释。
关键词：红高粱家族;莫言;视角;独创性;电影播放式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2
正文
《红高粱家族》是一部新时期以来影响巨大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是莫言对抗日战争前后时期中国农村生活的全面再现，也是其对战争，生死，情爱，人性的自我感悟的真实阐述。作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的领军人物，莫言以其开创性的写作理念和独特的语言风格，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崭新的、多元化的叙述视角，无论从小说创作本身，还是从对于相关媒体（类似电影）的沿引，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奇，幽美”的“莫言世界”。《红高粱家族》在视角的选择上具有独创性，为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展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空。
一、独创性的“第一人称全知视角”的二重解读
“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3］视角的选择直接会影响叙事者视野的限制程度，和故事的叙述风格。我们传统上根据对于视野的限制程度，将视角分为三大类，非聚焦型、内聚焦型、外聚焦型。《红高粱家族》的视角选择，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是一种在“非聚焦型”与“内聚焦型”相互交错融合的变异视角，是“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具有其独创性。
正如莫言本人所评论的那样：《红高粱》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来轰动，其原因就在于它有那么一点独创性。将近二十年过去后，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内心世界可以很直接的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的多，开阔的多，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创新。［4］
首先，《红高粱家族》整体上的视角选择是“非聚焦型”，是一种全知的叙述视角。通常这种视角的选择是以“第三人称”的叙述为前提的，叙述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像无所不知的上帝，可以共时的出现在不同场景，体味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叙述方式的优点是无视角限制，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以向读者全面而理性的展现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缺点是难以给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和对于作品中人物与情节的自我审视感，使读者完全根据叙述者的叙述模式进行机械的“无我”阅读。
对于这种“非聚焦型”的全知视角，莫言创造性的设立了“第一人称”叙事者――“我”，进而赋予这种简单的“全知视角”以真实性和可感性。“我”是《红高粱》中“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的余司令――余占鳌――的孙子；“我”是《狗道》中“率领着王光、德治、瘸子、瞎子、倩儿，持枪荷弹，与前来洼地吃尸的狗展开了残酷战斗。”击毙敌军少将的少年英雄――豆官――的儿子；“我”是《高粱酒》中“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十五……”那场由日军和伪军对“高密东北乡”残酷的大屠杀的全村受害者的“不肖子孙”。带着这种“子孙后人”的独特身份，叙述者把对故事的叙述，潜隐的赋予了一种对家族苦难、血泪，对前辈英雄事迹的“历史性回顾”的色彩。书中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演绎的是“我”的亲人，书中硝烟四起，生灵涂炭描绘的是我的故乡。这种“我”的“历史回顾性”色彩的叙述视角，提高了读者对故事中人物的心理感知描写，战争场景描写的可信度，同时拉近了读者与故事中人物的距离，使得读者情不自禁的以“我”自居，身临其境的承受那场民族浩劫中的人间疾苦和体味那特殊年代非理性的人伦解放意识。这种变异性的非聚焦型视角，为宏观清晰的战争全景描写和线索清晰的情感生活记述，增添了一份感性认知和唯美色彩。
其次，《红高粱家族》在具体的细节上，局部的采取了不太严格的“内聚焦型”视角，也就是莫言自己所说的：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内心世界可以很直接的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与“非聚焦型”的全知全能不同的是，“内聚焦型”视角完全凭借一个或者几个人物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而对其他人物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猜度、臆测其思想感情。［3］这样一来，“非聚焦型视角”的缺点成了“内聚焦型视角”的优点。“内聚焦视角”可以轻易的感知人物复杂、矛盾的内心冲突，触及人物潜隐、深刻的心灵底线。同时它无法弥补的视角局限和叙述空白，偶尔可以留给读者以无限的遐想空间，和开放式结局可能性的多重解读。作为《红高粱家族》中的“内聚焦型”视角的插入，往往是通过回忆，或是章节的更替，场景的更换来实现的，所以并没有让人感觉突兀。反而使整个叙事过程赋予节奏感。
《红高粱》的第八节，可以说是一个不太严格的“内聚焦型视角”的应用，尽管叙述者仍然是“我”，但整节是由“我奶奶”面临死亡时，对自己和爱人余占鳌在高粱地里“相亲相爱”的“感性化”回忆叙述，还有对于“生活、死亡、命运”的内心控诉主要构成的。这都不是一个叙述者“我”能感知和表达的。在奶奶承受着与麻风病人婚姻的残酷，对性压抑的苦闷的状态下，她迎着高粱地里的“解放生活”，“奶奶无力挣扎，也不愿挣扎。”［5］在奶奶面临着与父亲生离死别的痛楚与泯灭中，“她溅出几束眷恋人生的火花”。在她向天发出最后的哀嚎时，她质问“天，什么是贞洁？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她回答着“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最终她也真诚而悲恸的渴望着“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啊……”［5］这层层深入的哀嚎，质问，控诉，渴望，完成了自我对于解放意识的升华，对苦难人生的感悟，对混沌悲剧的解脱，对生命真谛的诠释。这层层深入的表达，是源于“我奶奶”――戴凤莲的赋予解放性的人伦意识，更是一种作品所呈现的繁复而真实的道德体系，正是这种“内聚焦型”视角的介入，给了《红高粱》深刻而明亮的主题色彩。
当然《红高粱家族》所采用的“内聚焦型视角”仍然有变异的成分在，或者说他独特之处，正是在于这种变异性，这种变异体现在那些夹杂在内聚焦叙述中的“评论性话语”上。叙述者通过“非叙事性话语”，通过感情化的评论，或者“闪前”描写，使局限性视角中在体现“空白艺术”，留足“想象空间”的前提下，得以弥补视角局限的不足，给读者带来前瞻性的预感，同时使得故事情节的叙述前后呼应，更加富于整体性。
《狗道》的第三节是“内聚焦型视角”叙述和“非叙事性话语”议论的最为完美的结合。该节记录了，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十五的日本鬼子和伪军对“我”村那场残酷的屠戮。而作为该作品本身在该节并未直接的将野蛮的杀戮，血淋淋的尸骸直接呈献给读者。而是采取了另一种“井下视角”，或者说是“我的母亲”的“童年视角”，洞察并记录着枯井外面的悲惨世界。
为了活命“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把“我”的母亲和舅舅藏在枯井里。这样在记录母亲枯井下的三天三夜的与饥饿，缺水，毒蛇，蟾蜍的斗争的同时，留下了地面上荼毒生灵的战争实况的空白。“火声哔剥，焦尘在井口上浮悬着，火声里有孩子的哭叫声和女人的尖利嘶鸣，不知道是羊还是牛在哭着。母亲虽然坐在井里，还是嗅到了腥臭的焦糊味。”［5］文本通过母亲的在枯井下的受限视角，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给了地面上战争一个缩影式的描写，把更多的现实场景有意作为“空白”省略了，留给读者充分想象的空间。
当然，文本同时在议论中，通过叙述者的话语描述，几乎是与这种“空白”共时的，呈现地面上“我”母亲的家人在鬼子进村后的生死状况。“那时候母亲并不知道外祖母外祖父早已死亡，还在时刻盼望着井口上出现父母的脸庞，时刻期望着熟悉的声音震荡井壁发出一连串回音。否则，母亲还能不能在枯井里坚持三天三夜，就只有鬼知道了。”［5］这种非叙事性的感性评论，像是一个电脑的优化补丁，预告未来，填补过去，使叙事完整化，满足了读者的对于结局的强烈“求知性”。
如此通过类似“非叙事性的话语”的叙事者议论的扩叙，《红高粱家族》中的“内聚焦型”视角，呈现了其特有的连贯性，自然的穿插于整体的“非聚焦型”视角的叙述话语模式中。
以上就是我对《红高粱家族》具有“变异性”的“非聚焦型”和“内聚焦型”叙述视角的二重解读，总之莫言自己认可的《红高粱家族》的“第一人称全知视角”，是独特的，具有开创性的。
二、新型的“电影播放式的视角”的三重分类
为了更为清晰地区分视角的多层次性，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电影播放式”的三重视角解读《红高粱家族》，将“非聚焦型”“内聚焦型”及其各自的变异与补充的模糊界限彻底剔除。
“电影播放式”视角，顾名思义，就是把该部作品作为一部电影，直观的呈献给观众――也就是我们的读者，而这三重视角分别是“导演视角”“演员视角”“作家视角”。
我们都看过由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这部电影，有这部电影我们熟知了导演张艺谋，演员巩俐、姜文，作家莫言，这三种不同的身份在电影中各司其职。导演张艺谋用他深厚的美术功底，为我们营造了以红色，黄色，蓝色为底色的整体画面效果，火红的高粱，黄色的土地，蓝色的天空，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真实而感性的乡村场景。当然他基本上遵从原著的语言对话安排和行为动作设计也使《红高粱》中主要的人物性格，中心主题的得以准确表达。在导演对文本成功把握的同时，我们应该同样关注巩俐（饰演“我奶奶”）、姜文（饰演“我爷爷”）的成功演绎，作为文本可以采取心理描写，进而通过内心活动的展现表现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但是作为电影，则基本上要通过演员自己在面部表情，说话语气的自我发挥来解读人物，填充剧本。那么两位如今声名显赫的表演艺术家在十几年前的表演，是值得高度评价的。再有，仔细审视这部电影的观众不难发现，贯穿全部影片，一直存在一个话外音，也就是“我”的声音。这个“我”，在“叙述学”理论上是一个“隐含作者”，［3］或者我们可以更为通俗的理解为，莫言本人对这部影片的直接把握。三种身份的成功发挥，使得电影《红高粱》无论在视觉效果，文化影响，和票房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果，一举夺得国内外多项大奖，成为了新时期电影界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仔细研读“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后，不难发现，电影《红高粱》实际是根据文本《红高粱》《高粱酒》，按照文本中情节的时间因素，顺序演绎的。当我们回到文本中，导演张艺谋的理解解读，作为一种“导演视角”，为我们同样呈现了，血红的高粱，金黄的土地，清澈的蓝天。“八月深秋，天高气爽，遍野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如果秋水泛滥，高粱地成了一片汪洋，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顽强的向苍天呼吁。如果太阳出来，照耀浩淼大水，天地间便充斥着异常丰富、异常壮丽的色彩。”［5］充满乡土气息的民谣歌曲《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同样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在《高粱酒》中“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铁打的牙关，铁打的骨头，钢铸的骨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十九……”，［5］还有憨厚，野性的动作语言描写等，都是对于原著的照搬。所以我们把文本中对于场景，对话，动作的描述性视角，定义为“导演视角”。而作为演员巩俐和姜文对“我奶奶”和“我爷爷”在表情言语上的自我发挥，进而展示的文本中主要人物的心理描写叙述视角，我们则定义为“演员视角”。类似在文本《红高粱》中“我奶奶”被轿夫们送亲时的心里描述“轿夫身上散发出汗酸味，奶奶有点痴迷地呼吸着这些男人的气味，她老人家心中肯定漾起一圈圈春情波澜……奶奶想这一双娇娇金莲，这一张桃腮杏脸，万种风流，难道真要由一个麻风病人去消受？如期那样，还不如一死了之。……‘大哥哥们……饶了我吧’奶奶在呃嗝中，痛不欲生地说着……爹啊，娘啊，贪财的爹，狠心的娘，你们把我毁了。”［5］以上这些心理描写和特定的语言描写，是需要“我奶奶”的扮演者深入解读并自我发挥的，是文本对于“我奶奶”那种性意识的懵懂，对不幸婚姻的畏惧，以及对于命运的哭诉的细节描写。除此之外，文本中对“我爷爷”，“我母亲”等主要人物的细节叙述，都采用了“演员视角”，叙述者直接以演员演绎的方式来扮演相应角色，进行自我阐述。最后，那些穿插于叙事文本中的，“我”的评论性的话语，就像电影中的话外音，我将其作为一种“隐含作者”对文本主题和情节进展的直接把握。类似开篇的“我”的自我抒发，“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雄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到种的退化。”［5］这种源于作者内心的情感流露，把全书的故事梗概自然的呈现于读者眼前，并把自己在全书中所要灌输并传承的思想意识与民族精神深刻影印与读者的心灵深处。
总结：叙述视角的多重解读与“莫言世界”的完美呈现
无论是莫言自己所认可的“第一人称全知视角”的一重视角，从“叙事学”角度重新认定的“非聚焦性”与“内聚焦型”相互杂糅的二重视角，还是从“电影放映式”角度重新划分的“导演”“演员”“作者”的三重视角，都是笔者对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的知性解读。由于学术理论应用领域的不同，造成对于视角解读的多元化，但评论家对于《红高粱家族》独特的叙述视角所呈现的“新奇，幽美”的“莫言世界”的高度认可是统一的。莫言的这种“独创性”的叙述视角，使小说中故事情节的进展，人物性格的塑造，中心主题的挖掘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更为长远的前景，也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模式的多样性开了一个好头。
参考文献
［1］《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 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2］《人老了，书还年轻》莫言 花城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3］《叙事学》胡亚敏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
［4］《我为什么要写》莫言 花城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5］《红高粱家族》莫言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