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纵观中国古代文论，不少观点都倡导情真心诚、文如其人。潘岳的两篇代表性赋作《闲居赋》和《悼亡赋》，一个体现了“文人相悖”，一个表达了“心画心声”。文章试图通过对比这两篇赋作，论述文如其人的必要性。
关键词：潘岳；《闲居赋》；《悼亡赋》；情真心诚
潘岳，字安仁，生于三国魏齐王芳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是西晋文坛上的重要作家。早在少年时代，他就以“才颖”见称，乡里号为其童；入仕之后，更是“才名冠世”。然而，潘岳为人，“性轻躁，趋世利”，谄事贾谧，构陷愍怀，终致杀身灭族。
《文心雕龙?诠赋篇》说：“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刘勰将潘岳与建安时期的王粲、徐?，同一时期的左思、陆机、成公绥，及东晋时期的郭璞、袁宏等七人相提并论，称他们是魏晋赋家中的翘楚。其中，潘岳的成就尤其突出，有八篇赋作被《文选》收录，为其他七人入选赋作之和，是《文选》收录赋作最多的作家。
金人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 中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元诗将高情《闲居赋》 与安仁拜路尘相提并论，将潘岳人品与文品的强烈反差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笔者认为，潘岳并不是所有的辞赋都是“失真”，都是才性离异、文人不一的，表现其情感的一些哀悼作品，如《悼亡诗》、《悼亡赋》等，或许可以称之为“心画心声”。
一、“文人相悖”之《闲居赋》
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三月，贾皇后因不满太傅杨骏处处抑制自己干预政事，遂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动政变，诛杀了杨骏及其党羽。身为杨骏主簿的潘岳，虽有楚王长史、旧友公孙宏出手援救，侥幸逃过一死，但还是被“除名为民”。次年五月，选为长安令。到了元康六年左右，潘岳又被朝廷召回，征补为博士，但他并未拜职，以母疾去官，闲居洛阳。在此期间，他回顾了自己整整三十年沉沦下僚的宦海生涯，不过是“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可谓仕宦不达，恍若梦境，令人失望至极。一时间，潘岳心灰意冷，遂写下《闲居赋》。其中，潘岳描述了一段去官后尽享人伦之乐的情趣。
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舆，升轻轩，远览王畿，近周家园。体以行和，药以劳宣，常膳载加，旧疴有痊。席长筵，列孙子。柳垂荫，车洁轨。陆?紫房，水挂?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儿童稚齿。称万寿以献觞，咸一惧而一喜。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绿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它？
在一个时和气清的日子，和兄弟子侄一道，与年迈的母亲“远览王畿，近周家园”，浮杯欢饮，放声高歌。这融融之乐，岂是陷身官场可求得之？想想自己三十年来的宦海浮沉，再看看眼前的闲趣之景，既然不能“陈力就列”，不如斩断出仕的情思，回归园田。
当然，潘岳在《闲居赋》中表达的意欲归田养拙的念想，不过是他长期蹭蹬仕途、失意之余的怨愤之言，很难说是他真实想法的流露。实际上，这时的潘岳比以往更加地热衷于官场争逐。自杨骏被诛后，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专擅朝政，其养侄贾谧依仗他的“骄宠”，不可一世。闲居洛阳的潘岳自然不会错失机会，也加入了谄事贾谧的行列之中。他不仅常以“文才降节事谧”，为其捉刀代笔，而且还对贾谧“望尘而拜”。当文品与人品相离，文心与人心不相统一，即使再会伪装，也能透露出一些“矫饰”之感。细读《闲居赋》，尽管其中有恬淡归隐的文字，但却不会像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给人更加自然真实的感觉。缪钺曾说：“余细绎《闲居赋》，觉自伤仕宦不偶，以偏宕之笔，发愤慨之思，并非真恬淡。”钱钟书也认为，《闲居赋》“自慨拙宦免官，怏怏不平，矫激之情，欲盖弥彰”。情非动于中，必然就不会扣动读者的心弦。文如其人，情动于中，才能与读者达到共鸣，同时自己也不会陷入“文人相悖”、“才性分裂”的悲剧与煎熬之中。
二、“心画心声”之《悼亡赋》
潘岳在政治上的轻躁心态，其高蹈闲情与谄事权贵的矛盾虽令很多人所鄙视，但他笃爱妻室、用情至深的真切却被后人承认。当与他的妻子小杨氏死后，潘岳表现出了出乎常人的撕心裂肺。为此，他写下了《悼亡赋》、《哀永逝文》、《悼亡诗》三首、《杨氏七哀诗》等作品，抒写丧妻之痛。
在《悼亡赋》中，潘岳用饱蘸深情的笔触，首先追述了亡妻备历艰辛的一生――“遭两门之不造，备荼毒而尝之。婴生艰之至极，又薄命而早终”。当相濡以沫的妻子忽然离去，自己犹如失去“全身之半体”，怎能不悲痛万分？赋的末尾，“春风兮泮水，初阳兮戒温”――春风融冰，初阳驱寒，对“履冰而知寒”的吊唁者来说，似乎是有了一丝暖意。而亡妻的孤魂，却只能在永无春意的阴间寂寞冷清地漂泊……自冬至春，潘岳都沉浸在对亡妻的思念之中。“逝遥遥兮浸远，嗟茕茕兮孤魂”，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内心的哀伤不仅没有丝毫减弱，反而与日俱增。一年之后，当亡妻的丧期结束，自己不得不“改服从朝政”，但还是一如既往地“悲怀感物来，涕泣应情陨”，未能完全从悲痛中摆脱出来。
同是悼念亡妻的《悼亡诗三首》也是潘岳的代表作，亦是传诵千古的悼亡名篇。清人沈德潜对潘岳的诗文和人品评价都不高，但是却将其“悼亡诗”选入《古诗源》，称“格虽不高，其情自深也”。“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但却会不自觉的“抚衿长叹息，不觉涕?胸”。他的哀情无处不在，以至于“声有止兮哀无终”。《悼亡诗三首》之一中：“春风缘隙来, 晨?承檐滴”，春风吹来，本是一片欣喜与希望之情，可是妻子离世，儿女早夭，天命之年的潘岳望着窗檐一滴滴落下的水滴，心里拥有的不是期待，而更是无尽的悲哀。“凄凄朝露凝，烈烈夕风厉……衾裳一毁撤， 千载不复引”，潘岳的悼亡诗赋，哀情缠绵，催人泪下。
刘勰说，“潘岳为才，善于哀文”。潘岳经历了生命的易逝与分离的悲凉, 经受了失子、丧妻、亡女各种苦痛，才写出如此如泣如诉，强烈震撼人心的作品。
三、情真心诚――从两赋对比中看文如其人的必要性
对比潘岳的两篇赋作《闲居赋》与《悼亡赋》，文品与人品相背离的《闲居赋》虽有一副自然闲适的表象，但其价值显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甚至被读者品评出一种矫揉造作的味道，归隐淡泊之感也因之全无。更可悲的是，潘岳自身也处在了一种文才高隽与行品卑污的冲突之中，陷入了一种人格悲剧之中。然而，“心画心声”、文人如一的《悼亡赋》，情意真切而细腻，对恸失亲人的悲情哀绪，酿成了潘岳饱含深情的悼亡之作。
纵观古代文论，不少观点都倡导“心画心声”与文如其人。《杨叔能小亨集序》中说：“固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厚人伦，美风化，无他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邀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所听之，若春风之过焉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其是之谓本。”元好问指出，情真心诚是诗歌具有感染力量的根本。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主张“诚”为诗的本原，坚持诗歌应该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论诗》五就高度赞美了阮籍的诗笔纵横，如长江奔流，神与俱远，正是他高尚情怀、胸中不平之气的表现：“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磊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而《论诗》六则深刻嘲讽了潘岳的躁求荣利、谄事权贵，而托《闲居》，伪装清高，使得诗品与文品相背离：“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叶燮曾指出：“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篇举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读之，甫之面目跃然于前……此外诸大家，虽所就各有差别，而面目无不于诗见之。”文学作品的气质面貌，决定于创作者的气质风貌，而体现了作者本来面目、内在性情的文字，才是好文字，才是真诗。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诚于中而形于外。作品体现了作家真实的生命精神，才能引起人对生命的观照和体验。庄子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古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文如其人”命题对写作的启示是多元的，作者应当在品行、学识、技能等方面不断提高自己，增强自身的内涵和资质，以审慎地态度去对待写作，追求真、善、美的和谐与统一。在“文如其人”的传统之上，将文学的风格与人的风格等同起来，使文学风格也由人格化的生命流动而生机盎然，让文学世界与我们所崇尚的生命存在相近，从而更加有生命力，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王晓东.潘岳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郝 爽，武汉大学文学院 2009级人文科学试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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