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是，对于皇权来说，却是“四海之内皆敌人”。国人最重血缘和亲情，有“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之说。然而，当而对唯一的一把龙椅时，“最重”瞬间就会变成“最轻”，乃至成了敌人。唐太宗射杀了兄和弟，韦皇后毒死了丈夫，杨广杀了亲爹，朱棣烧死了亲侄(存疑，或远逃)，据说宋太祖是被其弟太宗送上黄泉路的。武则天的次子李贤写诗劝老娘不要再“食子”了――“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武后读后大怒，很快派人又把李贤这个“瓜”摘了。骨肉相残，血雨腥风，这成了皇宫中的常态。
皇权的敌人太多了。
“老战友”是敌人。韩信、彭越、英布是刘邦的“老战友”，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是朱元璋的“老战友”，但都被皇帝作为“罪大恶极”的敌人杀掉了。活着的，常遭羞辱，提心吊胆，苟且偷生。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实际上是对“敌人”较为人性化的处置，采取的是“给出路”的政策。皇权能这样做，已经很不容易了。
臣下是敌人。皇帝最怕有人“谋反”，而有可能成为“敌人”的，恰恰是那些文武大臣。因此，皇权像防贼一样防着这些人。那时候没有窃听器，没有摄像头，但皇帝仍能掌控臣子们的一举一动。明初的宋濂一次请客喝酒，隔了一天，洪武帝问他都请了哪些人，喝的什么酒，吃的什么菜?宋濂如实回答，朱皇帝笑着说：“全对，没有骗我。”令宋濂大惊失色(吴晗《朱元璋传》)。宋朝的军制是兵将分离，将不专兵，为什么要弄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制度?目的也就是防止出现新的“陈桥兵变”。载沣摄国后首先想到要杀掉袁世凯，最后“着即开缺回籍养疴”。将袁世凯“双开”，原因就在于老袁已成了皇权最有威胁的敌人。也许有人会说，皇权没有朋友无法解释历史，比如汉唐“盛世”了数百年，皇权怎么可能尽是敌人呢?皇权之下不可能有朋友，臣子只能以奴才的面目出现。即便如此，皇帝仍是不放心。唐太宗死之前，将兵部尚书、立下累累战功的李世勤贬为叠州都督，然后秘密对太子李治说：“李世勋才智有余……我今黜之，若其即刻赴任，我死后你可亲任他为仆射；若徘徊顾望，当杀之。”你看，忠心耿耿辅佐李唐两朝的一代名将，在皇帝心中，仍是潜藏的敌人。武则天向皇后之位冲击时，遭到朝中重臣强烈反对，唯独李世勤耍滑头，他对高宗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可见他的意见对于武则天成为“二圣”之一，进而夺取皇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30年后，李世勋的孙子徐敬业举兵讨伐武后，已死了15年的爷爷被武则天“发家斫棺”，抛骨扬尸，剥夺生前一切官爵，不准姓李而恢复徐姓。李世勤死后又成了皇权“最凶恶”的敌人(《资治通鉴》卷203)。
读书人是敌人。皇权大规模屠杀读书人始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世有人说赢政太“小气”，只杀了400多个。确实，秦以后出现了多个屠杀读书人的“高手”，朱元璋、朱棣父子都“当之无愧”。唐末黄巢做了大齐皇帝后，有人在大齐尚书省门上写诗嘲讽黄巢君臣，太尉尚让怒不可遏，下令在全长安城搜捕会写诗的人，3000多写诗的人均被杀死，凡认识字的一律罚作贱役(《资治通鉴》卷254)。1645年夏，大西皇帝张献忠命全川举子赴成都考试，待5000多名生员到齐后，将他们全部杀掉，此举几乎将全川的知识分子杀光。杀是最暴烈的手段，而平时主要是严密监控。贞观初年，一次唐太宗视察御史府，看到许多新考取的进士鱼贯而入，得意地说：“天下英雄人我彀中矣。”(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这句话讲得很经典，“彀中”(指箭能射及的范围，比喻牢笼和圈套)二字更传神。历代皇朝权力巩固后，无不将读书人置入“彀中”，稍有“不规”，便一箭射去，无有不落马的。因为士是社会的大脑，最易看穿皇权的本性和本质。故士子是皇权最不放心的敌人。
老百姓是敌人。皇帝的天下多是当初领导农民起义夺来的。得了天下后，最害怕民众造反，潜意识里都视芸芸众生为“敌对势力”，为此像管治犯人一样管治百姓。明朝的里甲制度规定，“一切臣民，朝出暮人，务必从容验丁”，且多只能在“不出一里之间”(吴晗《朱元璋传》)，回来后还要由里甲长“验明正身”。何哉?就是怕人民串联、结社和聚会。清朝的军队分八旗和绿营两种，八旗为满人，绿营是汉人。绿营多分散在各市集、道口及易闹事的地段，主要任务是“维稳”，防止民变。凡有绿营的地方必有八旗，而且八旗驻军集中，能形成“拳头”，目的是防止绿营兵变。皇权对军队也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皇权下的军队，根本不是什么保国卫民的国防军，而是随时准备镇压人民“闹事”的“皇家卫队”。
甚至廉洁、行善也成了敌人。刘邦率军讨伐黥布时，萧何在京主持工作。身在前方的汉高祖对他的“老战友”极为“关心”，多次派使者打探相国的所作所为。使者回报说：萧何在后方与百姓打成一片，工作极为勤勉，并拿出自家的财产支援前方，深得民众拥护。刘邦一听感到问题非常严重，一个企图“篡党夺权”、想取而代之的“野心家”的形象，在他脑海里立马出现了。后高人指点萧何，说你这样做“离灭族不远了”，应该强占农田、放高利贷以自污。萧何遵照执行，刘邦闻后十分高兴，说相国这才是“为民谋利”呀(《汉书?萧何传》)。明初大实业家沈万三，出资帮助朱元璋修筑南京城，又欲拿出巨款犒劳明军，皇帝大怒，说这是想腐蚀我大明军队，立刻将他定性为“敌我矛盾”。可怜这个江南首富，由此被籍没家产，发配云南充军，全家被杀数十口，惨啊!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只有在民主和谐制度下才能实现。事例遍天下，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