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聚焦于人类社会为何和何以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和未来理想社会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和发展趋势。社会主义作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体现为一个“后市场”的社会发展阶段。邓小平秉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本真精神和价值关切，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提出和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乃是探讨和理解中国道路问题实质的必然路径和现实参照。“中国道路”问题实质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应冠名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而在于如何把对中国道路问题的探讨与中国当前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进而切中和把握本真的中国问题，切实有效地展开“中国道路”问题实质的讨论。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市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中国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在应对这次危机中的良好表现激发了国外学者和国内学人对“中国道路”问题的热议和讨论，尤其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论争值得学人关注。对“中国道路”问题的理性审视关涉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和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切身发展。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的思考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路径的深刻洞见。当代中国正步入马克思当年对“资本”、“市场”、“社会主义”及其“人的自由和解放”等问题思考的历史境遇。目前，“资本”已经成为世界公民，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底层劳工仍被“资本”所奴役。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为对“中国道路”问题思考的现实契合点，也正切中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的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重大时代性理论和现实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对于理性审视和辨析当下学界热议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问题的实质提供了契合中国问题本身的合法性学理资源和价值评判视角，同时也成为当前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重要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及其关系的思考
(一)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出发点和问题意识
马克思起初对社会主义的关注是基于理想性和立足于未来的维度来看待：“社会主义”是一种直接以“人”和“自然”本真的状态来反映“人”和“自然”本身的理论学说。从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旨趣来看，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阐释和憧憬产生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具体说来，马克思把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纳入到人类社会为何和何以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乃至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学说来看待的同时，也试图把这一理论和学说与社会历史实践结合起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并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商品章节中描述了未来社会的存在形式：“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社会体现为“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对“真正社会主义”一节中，马克思针对德国一些学者歪曲法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并用德国的哲学来粉饰法国社会主义学说的错误行径时指出：“这些著作即使在宣传某些体系，也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的，是以一定国家的一定阶级的整个生活条件为基础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是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其内容却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之中。恩格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明确地界定了“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市场”本身是作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发展，产品有剩余，人们社会需要之间的互相补充)的“交往方式”。“市场”这种交往方式的社会性质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商品、货币和资本表现出来，“市场”这种交往方式又借助于商品而逐渐为自己开辟道路。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实现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开创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市场”、“商品”、“货币”和“资本”又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社会特征。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阐述了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经历一个低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内在机制的阐述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从“商品”人手，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商品交换”又与“市场”、“货币”和“资本”问题内在关联，这就决定了对社会主义的思考离不开对“商品”、“货币”和“资本”问题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相关部分中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这些分析成为思考“社会主义”和“市场”两者关系的重要体现。这些分析有助于人们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本真看法。
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中对商品拜物教本质的根源给予了分析，揭示出商品的交换属性所内含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及其内在根源。
“由于开扩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上述的文字深刻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的资产阶级的所谓的“市场”文明迫使一切旧民族采用这一所谓的“文明”才能生存下去。在揭露商品所具有的拜物教的秘密时，马克思指出：“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 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造成商品之所以具有这种神秘性的根源何在呢?“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段话的意思可以归结为，人自身创造出来的产品被物的东西所支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所取代。最后归结为一点就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造就的商品本身所具有的“交换”的社会性质造成了这一结果。“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像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具体说来，这一交换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性质怎么样呢?“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因为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从这段较长的引文可以看出，“市场”所具有的“交换”本性和社会性质是“商品拜物教”得以产生的内在根源。“交换”所表征出来的这一体现“资本主义市场”和“商品”特性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交往方式是造成“商品拜物教”的根源所在。学界通常认为，马克思对“交换”的看法完全是用历史的和现实的眼光来看待的。但是，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对“交换”的社会性质的看法从理论深层次上看仍然具有“人本主义”批判的哲学意蕴，不仅仅是着眼于纯粹的经济学的实证论研究。
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依然秉承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思想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一点也在最能体现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体现出来。当然，这并不就是说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研究仅仅是以一种哲学批判的方式来进行的。如果这样简单地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和交换的批判，就不能把马克思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区分开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一种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既承认其巨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也看到了他的负面效果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人本主义式的阐释和论证。“理想”与“现实”、“事实”与“价值”的双重张力内在地构成了马克思思考“市场”(经济)的两个维度。
其次，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证并揭发了货币作为财富代表的历史生成过程及其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内在本质关联。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对货币和交换价值的“交换”属性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这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批判的本真态度具有重要的启发。马克思针对货币的产生和本质，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历史发展三形态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从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话可以推断出，马克思充分看到了“商业”、“交换”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在通向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交换方式，即“市场”及其所内在的交换价值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摧残了人的自由和个性。“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针对部分经济学家尤其是所谓的庸俗经济学家们对商品拜物教迷信的程度乃至颠倒了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可是那些自以为有深刻的批判力、发现了这种化学物质的经济学家，却发现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交换方式给古典经济学家造成的迷惑之悖论的现象。在现实社会中，物品的使用价值是直接与物品的属性柏联系，从根本上说，人们之间之所以相互交换产品是因为基于物的价值，而非交换价值自身。而古典经济学家恰恰相反，他们把交换价值本身归结为物品的自然属性，交换本身与物品的自然属性无关，它与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相关联。
再次，马克思把货币作为一种交换中介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现实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资本。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交换价值的交换为基础的共同体一尽管像我们在论货币的上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它们会造成一种外观，仿佛财产仅仅是劳动的结果，对自己劳动产品的私有是[劳动的]条件――，以及作为财富的一般条件的劳动，都是以劳动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为前提的。……这种交换制度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而且，如果把它同资本分开来考察，像它在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把它看作独立的制度，那么，这只是一种假象，不过这是必然的假象。”这样一来，马克思就通过对“市场”与“商品”、“货币”和“资本”三者内在关系的阐述揭示出资本主义特有的交换方式(市场)的本质和产生的根源及其与未来社会发展进程的内在联系。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对资本主义通过交换价值所体现的商品社会也进行了深刻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 产。”恩格斯接着指出：“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马克思也认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马克思把“商品交换”原则视为资产阶级权利的集中体现，“商品交换”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经济交往方式，未来的社会将取代这一“商品交换”方式。正如叶汝贤教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市场机制的高效率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资产阶级利用它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他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采用市场机制，而认为必须用计划经济代替它。”当然，马克思对这个取代过程的认识充满了历史感和现实关切，即“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一方面，马克思是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意义上看待“商品交换”的，而“商品交换”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把超越“商品交换”的原则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而要达到这一点，马克思也承认“商品交换价值”有促进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一面，即“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本真态度
如果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那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理论视野中，“社会主义”将成为“后市场”的社会发展阶段。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价值理念，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理论视野中，“社会主义”与“市场”彼此的内在本质不能兼容。
马克思是用一种历史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往方式――即“市场”(经济)及内在所特有的交换特质。马克思在评判资本主义的市场和交换价值的时候，其思想深处隐约透露出其“人本主义”批判的维度。“历史”研究和“价值”批判统一于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尤其是统一于他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方式之症候的“市场”和交换价值的认识之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生产力，这为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特有的交往方式及表象――“市场”及其“交换价值”也将随之消亡。“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苦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的期许多少带有些理想的“超验”韵味。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尺度，物质生产过程直接服务于大多数人，并为他们提供最可能多的自由时间。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自由时间里从事有利于自己个性发展的事务。
马克思恩格斯对“市场”的批判总体所持的观点对正在深入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当代中国无疑可以提供理论上的借鉴。对待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真实态度的合理观点是：一方面，既要避免一味强调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唱赞歌的实用主义的观点，从而忽视马克思思想中所特有的价值批判和规范的维度；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一味强调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和价值规范的维度，从而忽视马克思思想中所特有的历史现实性维度。更为重要的是，这涉及到如何合理看待和传承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与当今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因为，一方面，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是基于当前中国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即生产力不发达，人们生活水平低下。现实的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及其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促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只局限于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理论设想并把该思想原封照搬到当前现实社会中来，则是一种缺少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的理论“教条化”，这也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其自身理论学说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批判的精神。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理论设想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的理论教条和历史哲学，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理论学说，这也体现了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基本价值精神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现实形态的现实思考和当代发展。
艾兰?米吉(Allan Megill)的看法对我们合理看待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不无启示。在他看来，“在对一些关于马克思反市场的观点进行辩解和缓冲的解释者中，存在这样一种为马克思关于反市场观点之无误辩解的冲动。换句话说，在这些解释者的眼中，潜在地存在一种使马克思的理论观点最大化的适应于现实这样一种理论冲动。……从另一方面说，使过去的理论适用于现实和将来本是合情合理。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应找出这样一种理论思考路径的缺陷。对作者某一观点的更改或强调就是对该作者其他理论方面的遮蔽。在关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连续性和普遍性的问题需要不断的论证和说明，而不是仅仅做简单的假设。”尽管艾兰?米吉仅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求理论依据简单地把马克思反对市场的缘由仅仅归结为马克思对“市场”的蔑视这个结论笔者不赞同，但其所提出的如何客观看待马克思有关市场的认识这一视角无疑是合理和睿智的。之所以说这个视角是合理和睿智的，是因为它可以启发人们客观看待这样一个理论问题：从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中可以具体引申出如何科学和理智地辨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的思想在当代的价值及其时代效应，进而从这一点上也可以启发人们如何理性认识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和“市场”的论述与当下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理论传承关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结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逐渐走上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在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我们也存在一些值得人们警醒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关于理想社会的理论，与任何一种社会理论不同， 它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鼓舞人们将其实现的力量。这就带来了一个在别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曾出现过的问题：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差异问题。……社会主义一旦从单纯的理论进入到其实现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把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凸现出来。”改革开放之前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仍局限于马克思当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相关论点，并坚持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界定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所有制认定为公有制，并依然坚持“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思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基础之上的，严格来说，当前中国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是低于这个阶段的发展水平。马克思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所表征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是这样一幅图景：“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马克思还谈到了在达到这一理想社会之前必将经历一个无法越过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如何看待马克思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两阶段划分，是一个关涉能否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理论议题。正是基于此，邓小平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并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论断。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已经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针对这一论述，接下来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继续发挥这一主题，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上升到党的文献中。“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③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理论和设想，其本身的发展就是一个从理想到现实不断融合生成的过程。前苏联从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到分裂，新中国从成立以来期间也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曲折过程。中国吸取前车之鉴和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今天日益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独特发展之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看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没有看到他们的学说会影响远在东亚的中国。“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不懈的现实化探索，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并未经历现实的社会主义，因而他们的理论探索也就不可能预见到现实社会主义的全部问题。”的确，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差距。马克思只是初步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他绝没有想到他的理论会在东方的中国得以奠基，甚至也不能设想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有一个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不得不迫使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划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给予更加理性的现实分析和思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的根本意义在于：“从根本上说，这个意义就是它最终解决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关系。……使人们不必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定的那些目前难以实现的标准去衡量现实社会，从而诱使人们脱离实际地去追求‘一大二公’、‘穷过渡，，而是立足于现实条件去发展自身，特别是构建一种能够极大地推进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邓小平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当下“中国道路”问题的热议和争论，其核心问题仍绕不开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当前认真梳理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相关论述无疑有助于我们真正认识中国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深入洞悉和切中当下学界热议的“中国道路”问题的实质。
三、“中国道路”的实质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等概念成为学界思考中国未来发展走势的强烈理论诉求。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是我们党从成立之初至今近一个世纪思考的核心话题。总体上说，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党对我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经历了对新中国国家革命政权的奠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巩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构建三个阶段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的思考折射出他们对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路径的深刻洞见。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思考从来不是固定化和模式化的，而是随时根据社会历史发展条件的变化对发展进程给予动态分析和现实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他们所憧憬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指出确切的时间和地点，这也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理论态度。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期待并不是像传统乌托邦主义者那样，建构和描述未来社会的具体景象，而是在对现实社会进行研究和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得以实现的条件进行的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构想主要是基于他们所生活的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但他们并没有把理论视野仅仅局限在对当下现实资本主义的思考，而是把思考视域延伸到资本主义发展起源和未来发展趋势这两个向度上来。也就是说，他们思考的立足点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境，同时立足于这一现实，回溯现实资本主义得以发生的前提，通过研究过去关照现实，使他们对现实的阐释更为合理和科学。在这一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结合资本主义现实的发展和产生前提，通过对这些矛盾的发展趋势的分析而推断出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马克思的矛盾以如下方式来组织资本主义中(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事物的现在状态，即揭示这些关系集合是如何发展的、正在打破它们的现有平衡的压力，以及它们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通过这些矛盾，现在就开始以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助于认识其他阶段的方式包含了它真实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主要就是依靠这种思考，马克思才得以看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在《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 文中对中国当前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定位进行了富有启迪意义的思考。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他用了“后社会主义”一词给予界定：“‘后社会主义’中的‘后’包含两种意义，指的是历史形势的两可性(ambigu-ities)：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后社会主义的，一方面因为中国虽然断言它具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但已不再从固有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动力；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结构，仍然可供中国选择，只要形势需要，中国就可能再回到社会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的因素并认为中国必定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从德里克教授的言辞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持一种基本赞同和欣赏的态度，并从一种动态和惊醒的视角来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所实行的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丢弃早先的社会主义遗产，比如革命斗争，追求平等的思想，我们不应当从一种不管时空变化而定义都不变的一般社会主义来理解那些遗产，反而应当把它们理解为一种为了适应具体历史环境而需要加以重组的思想。”最后，在如何评判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和提出“和谐社会”思想理念的问题上，他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最近的“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理念的提出，都是基于现实对社会主义不断认识和反思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也驳斥了那种认为中国至改革开放30年以来是一种走向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的观点。“我提出了一种历史分期：20世纪80年代模棱两可的开放；90年代的全面开放；最近lO年重新担忧社会主义的未来。这些担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之前10年的快速发展政策造成了生态和社会问题。……与过去相比，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目前更为复杂，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融入全球资本主义。能否解决这些矛盾以及判断哪一种解决会更符合长期抱负的困难也更为复杂。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法之一是，以走向所渴望的未来的连续的短期目标来取代遥远乌托邦的目的论，同时防止这些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法会给未来设置障碍。”这句话集中体现了德里克教授对中国当前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睿智判断。这一点也对当下中国学界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意义不无启示。
在笔者看来，秉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关系问题的相关论述，对当前学界围绕“中国道路”(尤其是“中国模式”问题)本质问题的讨论应注意几个前提问题：
“中国道路”的实质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中国道路的实质在于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上走出了一条独特发展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集中体现了中国道路的实质。当然，中国道路的实质所内含的意蕴不仅仅局限于此。理论和现实参照系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群体对中国道路实质问题的理解和界定。但不管何种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都应当是洞悉和阐释中国道路实质问题的重要理论视角和现实参照。
中国道路的实质并非是当前学界所热议的“中国模式”。关于“中国模式”的提法学界尚存争议。但如下考虑应成为基本共识：问题的关键主要不在于围绕“中国模式”的称谓问题，而在于辨识其争论背后所隐含和折射出的亟待解决的切人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性话题。对“中国模式”问题的阐释不应将其简单地政治化和模式化。任何社会的发展阶段都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模式”。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思考应本着唯物史观的理论精神，深刻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与“过去”比较，从更大程度上预测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当然这只是一种趋势而已，并非绝对不可变更的模式。关于“中国道路”的阐发必须要基于真正切人中国问题的实质，只有通过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了解当今世界发展的历史形势和真正给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以现实的理论关照，才能产生一些真知灼见和理论智慧。“中国道路”问题本身的理论指涉应是世界性的。在理性审视和阐发“中国道路”问题上应有“世界眼光”和“本土视角”，以免陷入对待民族问题的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和“泛国际主义”的双重意识形态陷阱。对“中国道路”问题的探讨和论争凸显了“中国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不定性。“中国模式”问题的探讨不应是一种孤芳自赏的话语霸权，不应是一个单一的政治性话语，而应成为反映当下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境况的理论话语逻辑和对中国文化认同的理性自觉，进而形成一种在新时期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当代中国学习和总结世界各国社会发展道路经验的正当理性诉求。
此外，当前对“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应聚焦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最能切中“中国问题”的时代课题上来。具体来说应做到三个基本方面：首先，把对“中国道路”问题的思考奠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思考的理论精神实质和价值立场的前提之下；其次，把对“中国道路”的思考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和确立内在统一起来；再次，把对“中国道路”的思考与中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世界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成败得失经验紧密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既秉承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理想社会思考的价值立场和理论关切，又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和确立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时代反思和探索，是一种具有探索性的创新，鲜明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不容否认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探索和试错工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天平日益偏向后者，造成资产阶级社会“资本”统治人的现象存在于目前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能否维持经济和地区协调发展，人的个性和自由何以更好地得以保障，仍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重大课题。“中国道路”的本质问题仍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当代中国重大时代性议题，仍是一个不断调适和有待生成的理论和现实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