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8日中午12时40分，我接到何天峰的电话，那是他在呼伦贝尔市文联举办的《骏马》创刊三十周年庆祝酒会上打给我的。他说，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刘迁老师又一次同他谈起编辑《何德权文集》的事。在酒会上与父亲的同事和朋友们相聚，我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他哽咽着对我说：“徐叔，爸爸的文集请您帮助编辑。”其实，这也是我多年的愿望。我当即答复他：“好!我们马上开始工作!”
与德权老师相识，那是1980年初，我刚从呼伦贝尔盟委办公室秘书岗位主动要求到盟档案局从事研究呼伦贝尔的工作。他找到我，要合作写《呼伦贝尔史话》，在《呼伦贝尔报》上连载。我被他对呼伦贝尔的那种挚爱之情所感动，我们决定合作，开始了我们之间的文友之交。我们在一起研究史料，编纂写作大纲，他像大哥，又像老师，更像朋友，我们在一起写作、切磋、修改，合作非常顺利。连署名这样的细节，他都考虑得非常周全，二十篇文章前十篇他署名在前，后十篇我署名在前。《呼伦贝尔史话》从呼伦贝尔是一片汪洋大海的远古时代写起，一直写到成吉思汗以呼伦贝尔草原为建国基地，从东向西统一蒙古高原。当时在《呼伦贝尔报》上连载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和好评。我们约定，要继续合作写下去，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我调到呼盟地方志办公室参加了《呼伦贝尔盟志》的编修工作，尤其是担任《呼伦贝尔盟志》主编后，倾尽全力忙于修志，指导旗市志、部门志和专业志的编修，德权老师也忙于文学创作，其后的《呼伦贝尔史话》便停了下来。我们曾约定，待时机成熟后我们要再度合作，完成续篇。但在1993年12月15日，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他送殡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完成他的这个遗愿。
我们的家境有相似之处，上有老，下有小，家境窘迫。我去过他家，看过他的写作环境，成架的资料，成堆的书稿。炕上放着一张小方桌，一盘咸菜，一盘花生米对酌几杯，交流写作体会，真是其乐无穷。这些也都成了我永恒的记忆。当天峰把德权老师五十余卷书稿档案交给我时，我仿佛又看到他伏在炕上的小书桌上写作的情景，这是他用生命写就的著作!字里行间，流淌着他的心血!《呼伦贝尔市要览》编辑部的编辑们也为德权老师的精神所感动，用最快的速度将遗作分类、整理、技术处理后，交电脑技师们录入，排版。不到40天，拟入编的200余万字的书稿进入审稿程序。
看着案头堆放的书稿，那是被编辑们分为十二编外加附录共十三部分选入文集的德权老师的遗作。正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想不到德权老师会有这样多的作品。文集选入了150余万字，有60余万字未被编入，原因有二：一是文集尽量选其精华，各种体裁约20余万字均未被选入；二是近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细菌狂与慰安妇》待修订后拟单独出版，故未选入。细读这些书稿，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憾。对于这些作品，自有文学家们去评说，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水平不便言论。但从史志专业来说，我认为德权老师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和中篇小说，多取材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读起来令人置身于各个时代的历史风云之中。当我读完《细菌狂与慰安妇》这部长篇小说之后，我感慨万千。在20世纪80年代，他竟然对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对海拉尔543支队、对日军慰安妇研究得如此深透，对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等细菌狂了解得如此全面，令我这个研究日军细菌战十余年的学者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文集中的散文卷、呼伦贝尔史志卷、呼伦贝尔风物卷、呼伦贝尔草原、呼伦贝尔传说卷以及《小吉力玛漫游大草原》等都为读者了解呼伦贝尔打开了一扇窗口，也都体现了德权老师心系呼伦贝尔、热爱呼伦贝尔、展示呼伦贝尔的一片赤子之情。
经过近一年的编辑、排版、校对，《何德权文集》成书，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其间，呼伦贝尔市文联的领导都给予了热情支持；《骏马》编辑部主编姚广提供了多篇书稿和照片；原《骏马》编辑部主编刘迁老师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并为文集撰写了纪念何德权先生的专文《酷爱文学，酷爱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市要览》编辑部的十几名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认真工作。德权老师的孩子何天峰、何天玲、何天明等也都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做了许多工作。可以说，大家都被德权老师那种“酷爱文学，酷爱呼伦贝尔”的精神所感动。正是在这种感动之下，《何德权文集》才以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质量与读者见面。
我和天峰如释重负，想必德权老师在九泉之下也会倍感欣慰。
（责任编辑 五十弦）